《文匯報》2021年4月9日（星期五）第八版

王邵勵

【導讀】麥克尼爾的學術如一條河流，《競逐富強》就是河上的浪花一朵?？v而觀之，《西方文明史綱》（1949年）、《西方的興起》（1963年）和《歐洲史的形成》（1972年）是他譜奏的“西方文明三部曲”。這之后，他推出《瘟疫與人》（1976年）和《競逐富強》（1977年）。二者堪稱姊妹篇，又可視為《西方的興起》的續(xù)寫。

《競逐富強》

中信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考察威廉·麥克尼爾的知識背景，西方譜系是一條悠長的河流。在他以前，有奧古斯丁式的基督教普遍史、啟蒙時代的人類進步法則、康德和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蘭克的民族-實證主義范式以及維多利亞自由觀。在他左右，涌動著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文化形態(tài)論、魯濱遜的“新史學”和布羅代爾的“長時段”。這一譜系，對麥克尼爾來說，是他不可選擇又必須有所選擇的史學遺產。

麥克尼爾揭示了 “世界史”要義，其成名著《西方的興起》被視為突破“西方中心論”的標志。該書檢討了啟蒙運動以來盛行的以民族國家為認識單位、以西方為價值規(guī)尺的歷史寫作傳統(tǒng)，展現了“西方興起”背后的全球景深和歷史合力。反對“西方中心論”者不止麥克尼爾一人，但對 “文明多元論”者，他卻并非一概茍同。比如，麥克尼爾贊賞湯因比的“文明”范型，但二人分歧明顯：湯因比首先是哲學家，或者說是哲學家中的歷史智者，他那思辨的歷史哲學總是在天庭之上藐看萬物，而麥克尼爾則鐘情人間煙火的趣味，始終“在塵世的土地上挖掘”，渴望理解形塑人類生活的各種物質能量，極力發(fā)掘著技術、貿易和生態(tài)等歷史要素的意義。

《西方的興起》

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版

然而，與其他秉持實證原則的史家又有不同，麥氏對于歷史經驗的重視另有深意。試看他對“新史學”的批判。1919年，魯濱遜提出“新史學”，倡導歷史研究主題的拓展。可在麥克尼爾看來，此等“新史學”并不能療治“舊史學”的痼疾。政治史之外的另找話題和技術翻新，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西方史學應答世界之變的偏頗與乏力，它只是為政治史包裹上 “自由的外衣”，用陌生的不清晰替代了熟悉的混沌?；乇堋案締栴}”的新史學，只能制造滿地的碎片。身為職業(yè)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并不反對作為工具的歷史實證，惟堅信歷史真相的復原和解釋，應當服務于一個“高尚的夢想”。在筆者看來，這個夢想倒是和奧古斯丁和湯因比的思辨之史心有靈犀，那就是“從各種零碎的細節(jié)中去尋找一種概括性的通論”?；蛟S，在麥克尼爾看來，如此方能重拾崇高的歷史經驗。

麥克尼爾自身的學術亦如一條河流，本文欲求理解的《競逐富強》就是河上的浪花一朵?？v而觀之，《西方文明史綱》（1949年）、《西方的興起》（1963年）和《歐洲史的形成》（1972年）是他譜奏的“西方文明三部曲”。這之后，他推出《瘟疫與人》（1976年）和《競逐富強》（1977年）。二者堪稱姊妹篇，又可視為《西方的興起》的續(xù)寫，皆關注影響世界歷史形成的重大要素。前者補足世界歷史進程的生態(tài)背景，于今炙手可熱的醫(yī)療社會史奉之為經典；后者著意在千年變局中冷觀西方現代威權優(yōu)勢的形成，從而為李約瑟難題貢獻了一個全球史版本的答案。筆者的觀感是，此書雖然聚焦軍事，但卻秉持著作者一貫的“整體史觀”，緊扣歷史全局中的“關鍵互動”。

《瘟疫與人》

中信出版社2018年5月版

《威尼斯：歐洲的樞紐》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歷史學是對歷史的有限定的選擇性書寫。在海登·懷特的敘事理論取景框中，史亦為詩。一流的歷史解釋框架，既是歷史客觀的再現，更映見歷史學家的匠心。在此種意義上，麥克尼爾創(chuàng)造的史學范式，即具有詩學的意味。那么，麥克尼爾又是如何建構他的世界歷史詩學的呢？在《競逐富強》中，他針對歐亞大陸的文明實體，展開了內外兩個維度的剖析。

其一，社會組織的內部運轉。誠如此書副標題所示，作者意在“技術、軍事與社會”所構成的“系統(tǒng)”中，而不是單純的軍事史語境中解釋富強競逐的根由。讀麥克尼爾的書，仿佛拆解一個阿德里亞諾線團，抽出一條線索便會牽扯出另一條線索，發(fā)現一個話題便會追問另一個話題。在他解釋威權博弈的因果鏈條中，卷入了火藥革命、市場爭奪、交通運輸、海外貿易、官僚機制，及至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yè)革命這樣宏大的變量。國家或地域文明體間的實力較量，表面上看是槍林彈雨，實際上卻是社會整體動員力的綜合較量。技術、經濟與政治構成互動的三角，武力是這個體系的輸出產品。公元1000年前后率先起步的中國武器制造巨變，首先得益于市場機會的增多和社會的大規(guī)模商業(yè)化。15世紀大西洋歐洲在軍事上的異軍突起，得益于“軍事-商業(yè)復合體”的體制發(fā)明和軍事管理的官僚化。戰(zhàn)爭為國家所帶來的財富，反過來又增持軍工投入，加速國家實力增長的內循環(huán)。麥克尼爾旁征博引地告訴我們，稱雄一時的政權，無不在社會組織的順暢運轉上領勝一籌，晚近以來，沒有上限的實力競逐同樣構成了現代文明的巨大隱憂。上層建筑體系業(yè)已成為支持霸權爭奪的頂配，欲望、謀略、發(fā)明、權力和市場這些曾經塑造文明的部件，日益綁縛于國家資本驅動的戰(zhàn)車之上，孕育出無法馴服的“利維坦”。

其二，文明實體的對外交往?！陡傊鸶粡姟吩诘诙轮忻枥L了宋至明中期的中國歷史，并把它命名為“中國稱雄的時代”。此種寫法不僅是為補上《西方的興起》中少寫一筆的空間盲點，更鋪設了競逐所由的寬廣歷史語境。中國在這幅競逐版圖中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地方性知識”，而是“人類之網”中的一個樞紐。中國人在11世紀時的開放表現，特別是路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為全球市場關系的建立發(fā)揮了關鍵作用。此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軍事力量通過和文明社會的接觸而不斷提高，至13世紀達到了頂峰。蒙古帝國的建立，使中國技術傳播到歐亞大陸更遠的地方，構成了世界歷史形成中的“東方因素”。15世紀之后，西方一躍成為最耀眼的競逐者，這一勝出同樣離不開文明互動的全球背景?，F代西方軍事的勝利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國家體系在全球的勝利，是現代世界體系中不均衡的資源流動的結果。到了19世紀，在戰(zhàn)爭工業(yè)化的進程中，以武力征服為先鋒，輔之以現代交通和通訊手段，歐洲人將遙遠的亞非拉美世界納入一個由他主導的交換和生產體系之中。不難看出，《競逐富強》再次重申了麥克尼爾的經典世界史觀：西方的興起是世界歷史的合力聚變。其中值得鏡鑒之處在于：在長時段的歷史流變中，每一次全球競逐中的領先都受力于文明的交往。要想保持長盛不衰，文明體必須具有海綿一般的持續(xù)不斷的養(yǎng)分吸納能力，和把外部能量化為已用的自我改造機制。

歷史學關注過去，但一流的歷史書寫總是逼近關乎整個人類的現時命運問題。在麥克尼爾筆下，歐亞列強競相登場的舞臺被置于公元1000年以來的背光燈下，在幽深又宏闊的布景中，區(qū)域的勝出如江山輪轉，每一輪競逐所造就的或勝或負的結局，留下高低錯落的連綿痕跡，隱約勾勒出文明盛衰的軌程。

立足長時段的經驗，《競逐富強》在尾聲部分為我們的世界預見了一個并不樂觀的未來。20世紀以來，新技術的開發(fā)逐漸失控，理性的規(guī)劃反倒催生出非理性的結局。國家內部的組織日趨完善，由之組成的世界卻沖突加劇。處在全球權勢金字塔尖的人陶醉于 “威脅論”的想象，“不信任感”增多。人類所發(fā)明的新式武器，已超出所能駕馭的限度。那么，21世紀呢？在某些人眼中，它可能是 “最好的時代”，但以人類處境觀之，它也可能是“最壞的時代”。

如何面對因競逐無序而帶來的不確定的人類未來？麥克尼爾開出了一劑看似天真的藥方：成立一個至高無上的 “全球政府”，以消除不同利益群體間的紛爭。如果不這樣，人類的滅絕可能隨時發(fā)生。由國家體系向全球帝國的轉變，注定是一個很難證實的假說，熱衷于競逐的現代世界似乎一點兒也沒有為這個遠景做好準備。一個深諳世界歷史法則的智者，也許更應當提出一種適合人類未來的“競逐之道”，在只能維系“脆弱平衡”的武力砝碼之外另尋“永久和平”之舟的壓艙石。拋開各種不可控的變量，當下的世界公民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急迫地需要達成一種 “共同體倫理”，以自證人類作為 “類存在”的共存智慧。

（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