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作為一個民族（或民族集團）的名稱，正式出現(xiàn)在中國的正史里是公元前318年。公元431年，敗逃到今天甘肅地區(qū)的大夏國王赫連定被吐谷渾人生擒，送給北魏，北魏將赫連定處死，大夏國滅亡，'匈奴'這個民族名稱，從此不再出現(xiàn)于歷史舞臺。在匈奴存在于中國正史的這大約七八百年中，一直是中國歷代王朝的心腹之患。

今天，老白就開一個系列專題：匈奴帝國，聊聊匈奴。

縱觀秦漢時期的中國歷史，可以非常明顯而深切地感受到，匈奴對中原王朝的威脅，特別是兩漢存續(xù)的四百余年，和匈奴的糾葛就持續(xù)了近三百年。中原政權制定、實施的很多政策、措施，大都與匈奴政權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

第三種觀點，王國維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認為，商周間稱為鬼方、混夷、獯鬻、狁，入春秋后稱為戎、狄，戰(zhàn)國時稱為胡、匈奴者，其實都是對匈奴這個族群不同時代的不同稱呼而已，不少知名學者贊同王國維的觀點。

第四種觀點則是幾乎把史書中記載的先秦時期的眾多北方游牧部族都劃在了匈奴范圍里，比如東胡、義渠、林胡、樓煩等等。

第五種觀點則認為，上述所有北方游牧部族都和匈奴無關，匈奴是西邊來的游牧民族，秦漢以后得以發(fā)展壯大。

但是，以上說法都有不能自圓其說的弱點，造成在匈奴起源問題上各家自說自話，又眾說紛紜的局面。隨著這些年，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不斷增加，關于匈奴起源的問題又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說法。雖然，這個說法還需要更多的考古發(fā)現(xiàn)印證，但是越來越被大家接受了。

匈奴的發(fā)源地大約在今天的蒙古高原北部，因為沒有明確的考古證據(jù)不能確定具體的地點。當時的蒙古高原北部大約有一百多個部落或者部族，都是相對獨立的存在。但是，鑒于嚴酷的生存環(huán)境和相對稀少的資源，部落之間爭斗不斷。大約在中國的春秋時期，蒙古高原北部的部落爭斗開始發(fā)生了變化，由爭奪資源和人口演變?yōu)椴柯浠虿孔宓耐滩?。于是，在經歷了一系列的爭斗之后，一個多部落或部族融合的新部落產生，這里我們可以呼之為'原生匈奴'。鑒于沒有明確的史料和考古發(fā)現(xiàn)，還不能確定'原生匈奴'形成的準確年代，但是一定早于公元前4世紀。

大約在春秋末戰(zhàn)國初，'原生匈奴'開始南遷，尋找適宜游牧的水草豐美之地。而此時，中國北部的戎、狄各部因持續(xù)受到中原政權的打擊，已經不能完全控制蒙古高原的南部。于是，'原生匈奴'來到了對匈奴影響深遠的陰山、河套地區(qū)。這里不僅水草豐美，物產豐富，而且山川險峻，是天然的堡壘。'原生匈奴'在這一地區(qū)，得以繁衍生息，發(fā)展壯大。同時，'原生匈奴'開始吸收被中原政權擊潰的戎、狄各部，并通過這些部族吸收中原文化和鄂爾多斯文化，走上了強盛之路。《史記》中關于公元前318年的這條記載，應該就是這一歷史時期的反映。也就是說，在公元前4世紀'原生匈奴'完成了蛻變，'匈奴'作為一個強悍的民族，正式粉墨登場；而陰山、河套地區(qū)就是匈奴的龍興之地。

不久之后，燕擊破東胡、秦滅義渠，為匈奴的強盛掃清了最后的障礙。

匈奴人口的地理分布與匈奴的疆域變化有很大的關系。匈奴人口的地理分布與匈奴的疆域變化有很大的關系。關于匈奴政權建立的時間，傳統(tǒng)觀點認為是在冒頓單于時期。

近年來也有學者指出早在頭曼單于時期，甚至在頭曼單于之前，匈奴政權已經建立，頭曼城（應在今包頭市固陽縣西北的陰山中）就是頭曼單于時期匈奴的統(tǒng)治中心。《史記》中雖未記載頭曼單于時期匈奴疆域的具體范圍，但在這一時期，陰山西南的河西走廊地區(qū)是烏孫和月氏的領地，東方為東胡所在，南面是剛剛統(tǒng)一的秦帝國。在這種環(huán)境下，匈奴需面對來自三個方面的軍事壓力，其統(tǒng)治范圍必然是有限的。并且，河套南部地區(qū)為秦帝國所奪，迫于月氏的軍事壓力，頭曼單于也曾以冒頓為質。從這些跡象來看，此時的匈奴政權統(tǒng)治范圍有限，人口自然也是極少。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擇》中將匈奴的主要統(tǒng)治區(qū)域分為以下五個部分。

第一個區(qū)域包括南方的陰山及鄂爾多斯，以及固原，賀蘭山以東地區(qū)，此區(qū)域為農牧混合帶。

第二個區(qū)域為東北方的漠北草原，約在烏蘭巴托以東、肯特山（漢代文獻稱之為狼居胥山）之南，有鄂嫩河、克魯倫河流經。此一區(qū)域為淺山，大河草原之游牧地帶，亦有少量農耕地帶。

第三個區(qū)域為西方和北方的山岳、河湖地區(qū)，由北至南有薩彥嶺、杭愛山（燕然山）、蒙古阿爾泰山（涿邪山）、隔壁阿爾泰山（?；剑┑葨|西向山脈，色楞河、鄂爾渾河、土拉河等河流源出于此。是山前、山麓、河湖岸草原牧區(qū)。

第四個區(qū)域為西南方的山脈地區(qū)，自天山山脈東段的巴里坤草原（蒲類海）延伸至內蒙古西部的額濟納旗（居延澤）此一區(qū)域為山前、山麓草原地區(qū)。

第五個區(qū)域為東方草原地區(qū)，自呼倫貝爾草原向南至錫林郭勒盟一帶。

冒頓單于即位后，依靠著其個人能力和強大的軍事實力，積極向外擴張，逐步擊敗了東胡，樓煩，白羊，丁零，月氏等部落，在其子老上單于時期，形成了一個東至遼東，南至長城，北至貝加爾湖，西至西域的遼闊版圖。疆域的擴大意味著單于統(tǒng)治下的人口增加。因此，冒頓單于也采取新的制度來進行封地的劃分，匈奴的兩翼制度也應是在右賢王征服大月氏后完全形成。此外，須指出的是，匈奴諸王各有分地，所謂的'逐水草遷徙'，指的也是匈奴諸王在自己的封地內，帶領民眾游牧的這樣一個過程，而并非進行大范圍的游牧。

雖然，公元前4世紀匈奴就出現(xiàn)在中國史書之中，但是關于匈奴早期的文字資料少之又少。關于匈奴早期人口的記載幾乎不可考。

冒頓單于利用秦末中原內亂，無暇北顧的時機，帶領匈奴迅速擴張，并完成了由部落向政權的轉變。匈奴逐漸由一個發(fā)源于陰山地區(qū)的部落，形成了一個東至遼東，南至長城，北至貝加爾湖，西至西域，幅員遼闊的國家。冒頓單于晚年的匈奴人口大約在 115～125 萬，由于相關史料為匈奴后人追述，這一數(shù)據(jù)并不十分可靠。

白登之戰(zhàn)后，匈奴在漢匈關系中處于主導地位。西漢通過和親政策維持著邊境的和平，匈奴也通過和親以及關市得到了必要的物資。接替冒頓單于的老上單于以及軍臣單于，均未改變這一政策，匈奴人口在這種和平狀態(tài)下一直保持著穩(wěn)步的增長。至元光二年西漢反擊匈奴前，匈奴人口應達到 150 萬人左右。

元光二年后，西漢政府經過數(shù)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恢復，漢武帝開始反擊匈奴。首先通過河南之戰(zhàn)以及河西之戰(zhàn)，清除了包括右賢王、休屠王、渾邪王在內的匈奴右方王的主力部隊，切斷了匈奴與羌族之間的聯(lián)系。此后，發(fā)動漠北之戰(zhàn)，大規(guī)模出擊匈奴，衛(wèi)霍二人率軍10萬，取得了對伊稚斜單于以及左方王的決定性勝利。漠北之戰(zhàn)后，漠南無王庭。在這幾次大戰(zhàn)中，匈奴人口急劇減少，根據(jù)《史記·衛(wèi)將軍驃騎列傳》記載，衛(wèi)霍二人的軍功為 16 萬余人。雖然這一數(shù)據(jù)包括俘虜匈奴普通民眾的數(shù)據(jù)，但依然體現(xiàn)出匈奴政權人口和兵員損失慘重。漢匈間戰(zhàn)爭雖然在衛(wèi)霍二人死后有所減少，但此時的匈奴政權不僅喪失了漢匈關系當中的主導地位，更是逐漸喪失了對周邊民族和政權的影響力。丁零，烏桓逐漸擺脫匈奴的控制，與羌族的聯(lián)系被西漢切斷，西漢的屯田政策以及烏孫的發(fā)展也使得匈奴逐漸失去對西域的控制。再加上天災不斷，漠北之戰(zhàn)后匈奴人口依然持續(xù)下降。直至匈奴內亂前，匈奴政權的總人口數(shù)已降至不到 75 萬。相較于伊稚斜單于時期的匈奴人口，減少了一半以上。

郅支單于敗亡后，匈奴政權僅剩下附漢的呼韓邪單于部。呼韓邪單于附漢時，雖無兵員數(shù)量的記載，但從'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一語來看，呼韓邪單于部眾已然不多。即使在郅支單于敗亡，呼韓邪單于北歸后，其人口數(shù)量也不會很多。但由于呼韓邪單于已經向漢稱臣，和平的條件給了匈奴休養(yǎng)生息的環(huán)境，匈奴人口才又逐漸增加。

五單于爭立時期，匈奴各派勢力互相爭斗，為了取得勝利，當動用自己所能掌握的大部分兵力。漢宣帝五鳳元年，烏籍單于、車棃單于被屠耆單于擊敗，與呼揭單于匯合，兵力共四萬人。隨后屠耆單于派左大將、都尉率軍四萬在東邊防備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本人則率四萬騎兵向西攻打車棃單于。第二年，呼韓邪單于率四萬騎兵，擊敗屠耆單于。此前匈奴的情況是：呼韓邪單于占據(jù)匈奴左地，而車棃單于則在屠耆單于的西邊，屠耆單于則控制單于庭一帶的匈奴中部地區(qū)。因此這三位單于的兵力總和，即是當時匈奴政權的全部兵力。因此，這一時期匈奴約有15萬軍隊，據(jù)此估算匈奴人口約為到70萬人。

靈帝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fā)南匈奴兵討之。'國人恐單于發(fā)兵無已，五年，右部醯（xī）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余萬人反，攻殺單于。'反叛的匈奴就達10余萬人，則匈奴總人口仍不會少，恐怕仍有70余萬。

之后，一直到東漢末年，再沒有匈奴人口的具體記載?？峙氯匀痪S持在70萬左右的規(guī)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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