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說，2020年貌似都是個考古大年。
就剛剛過去的這幾個月吧，各種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輪番轟炸熱搜頭條，每一條都足夠吸睛，珍寶滿滿的亞子，讓人忍不住想一窺究竟：

不過，如果你是個財迷的話，那接下來的這條考古發(fā)現(xiàn)，就足足可以把上面所有的光芒給蓋過去——今年4月份剛剛結束的四川江口·明末戰(zhàn)場遺址·第三期考古發(fā)掘。

看過這次考古發(fā)掘出來的文物之后，你就能真正體會到，什么叫“銀錠排排座，金器堆成屋”。

這次的考古發(fā)掘至今總共出土了包括金印、金錠、銀錠、金冊、銀冊以及各種金銀首飾在內(nèi)的10000多件文物，其中重要文物2000件，并且主要為金銀器，堪稱一座水下金庫。
而這一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卻要從一樁2015年的文物盜賣大案說起……

話說，300年前，明末清初那會兒，四川江口古鎮(zhèn)就開始流行一首童謠：“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
說的就是明末農(nóng)民起義領袖張獻忠沉在岷江江底的一批金銀寶藏。
到了清朝，當?shù)乜偸菚辛阈堑闹{傳，說從江底撈起了各種金銀器物，這種民間野史，終究難入正經(jīng)考古學家的法眼。
不成想，到了2011年，真有好事者憑借著童謠所指的位置找到了沉寂幾百年的寶藏。
于是，比盜墓小說還要離奇的情節(jié)，真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發(fā)生了。

到了2015年，一批經(jīng)過專業(yè)潛水訓練的職業(yè)盜寶人把這一“淘金運動”推上了高峰。
2016年，警方一舉打掉了文物盜掘團伙10個，追回文物千余件。其中國家珍貴文物百余件，包括國家一級文物8件、二級文物38件、三級文物54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額3億余元……
直到此時，考古學家才驚呼：原來這些近似于盜墓小說的歷史，是真的！一場搶救性的考古發(fā)掘就此展開。

但由于這批金銀淹沒于江底，考古隊只能趁著每年冬季枯水期時進行圍堰發(fā)掘，從2017年到2020年，總共發(fā)掘了3次，出土了50000多件珍貴文物。

但即使是這樣，據(jù)考古學家估算，發(fā)掘出來的文物可能還不足真實埋藏量的5%。
事實上，和“江口沉銀”一樣，近年來的許多重大考古發(fā)掘，幾乎都遵循著這樣的被動模式：盜墓團伙首先精準定位古墓然后盜掘，考古學家不得不緊隨其后進行搶救性發(fā)掘。
比方說，著名的唐玄宗寵妃武惠妃墓被盜一案，主犯楊彬到案后，公安機關在其移動硬盤中還發(fā)現(xiàn)了更多被他們盜掘的、有著精美壁畫的唐代古墓。

被盜掘的唐玄宗愛妃武惠妃石槨，2004~2005年的時候被盜并賣至美國，2010年被成功追索回國
由于擔心已經(jīng)被破壞的壁畫的保存狀況，公安機關苦苦勸說了7年之久，才最終從盜墓賊口中獲知到了古墓的準確位置。

直到2018年，考古人員才將盜墓團伙為了盜寶而毀壞成上千塊的珍貴唐代壁畫修復完成。但仍有兩幅已被盜墓賊整塊揭下盜走販賣，至今下落不明

So……問題來了，為什么在文物發(fā)掘上，考古學家似乎總是落后于民間的盜寶團體呢？

雖然，很多奇幻電影都是關于考古題材的，其中最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就是主動尋找諾亞方舟、法老的詛咒或是消失了的亞特蘭蒂斯，認為那里掩埋著無盡的財富。
但這些奇幻故事不過是“偽考古”而已，沒有多少歷史根據(jù)。
“偽考古”滿足了很多人對于探險、奇幻世界和寶藏的想象，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文學作品，引人入勝地講述著失落的遠古文明的故事，并且成為了我們當今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

從電影《奪寶奇兵》系列到今年熱播的《龍嶺迷窟》基本都屬于這個路數(shù)。
但對于真正的考古學家來說，即使他們真正知道了某些古跡的位置，也不能隨心所欲，“能不挖就不挖”才是考古界的真正原則。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金銀銅等這些我們概念中熟知的貴金屬外，不少保存完好古墓中還保留著一些非常脆弱的有機質(zhì)文物，比如：織物、食品、植物等等。

從文化價值上來說，它們甚至比金銀寶石還要珍貴，但是以人類現(xiàn)在的科技水平，無論是發(fā)掘現(xiàn)場的文物提取還是后期的文物保護，都不能很好地為它們提供良好的保存環(huán)境。
貿(mào)然發(fā)掘，很大程度上是對子孫后代的不負責任。
但對于盜墓賊來說，他們就不會有這么多顧忌。他們只會選取那些在他們看來“值錢”的、方便保存和運輸?shù)馁F金屬文物。

另一個反面例子是，上世紀50年代發(fā)掘了明神宗定陵，出土了大量嶄新如初的織物，但由于保護技術跟不上，出土不久就氧化糟朽成了“枯樹葉”。

在盜掘文物時，他們往往采用的是一種非常粗暴的方式，不會在意文物的堆放順序、相互之間的關系等眾多比文物本身更加重要的背景信息。
而一旦文物脫離了這些背景信息，那么它在考古學者眼中就失色不少，因為那意味著這些文物的出土位置、出土時間、同批文物和所屬遺址的情況全部是未知的。
是否能完整地保留文物的背景信息是決定文物重要性和珍貴程度的主要因素，也是考古人員與尋寶者及盜寶者之間的關鍵分別。
在這一點上，考古界就感受到了永久的痛。
2006年，一批多達2000多枚的被盜掘的竹簡幾經(jīng)倒賣轉(zhuǎn)手突然現(xiàn)身我國香港，保存狀況十分堪憂。但因為學術機構不能購買盜掘文物，所以清華只能委托校友以捐贈的方式從香港搶救回來。

竹簡上記錄的“經(jīng)、史”類書，大多數(shù)前所未見，曾任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的李學勤教授評價說，“這將極大地改變中國古史研究的面貌，價值難以估計”。
但由于這批竹簡是被盜掘的，具體的制作年代、出土時間、流散過程，如今已不得而知，不得不說是一個重大遺憾。
事實上，考古學者估計，一件文物若是被盜墓者偷走賣到藝術品市場上，因而脫離了考古背景，它就喪失了90% 的價值，因為它已經(jīng)無法提供多少關于它所屬時代的信息了。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回到現(xiàn)代科學考古學誕生之初，看看考古學是如何推動人類歷史進步的。
在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誕生之前，人類對于自己是如何出現(xiàn)在地球上這一問題的思考，本質(zhì)上和一群黑猩猩差不了多少：中國人相信女媧的故事，而西方人則深深沉迷于《圣經(jīng)》之中不能自拔。
直到19 世紀40 年代，法國雅克·布歇·德·彼爾宣稱在法國北部索姆河的礫石中發(fā)現(xiàn)了石斧和大象的骨骼。

雅克·布歇·德·彼爾（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法國考古學家。他首先提出原始人打制的粗陋石斧是與已經(jīng)滅絕的古象等動物同時生存的，為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研究奠定了科學基礎

考古學家約翰·伊文思親自去檢查了這一考古發(fā)現(xiàn)，隨后就向倫敦皇家學會報告了研究結果，一舉推翻了《圣經(jīng)》年表中關于人類起源的說法，承認了遠古人類是進化而來的生物學概念。

阿瑟·約翰·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John Evans），英國著名考古學家、牛津阿什莫爾博物館館長
從此，考古學帶領人類走出神話虛構的歷史時代，徹底重塑了現(xiàn)代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成為了一門基于現(xiàn)存遺跡而對古代人類行為進行研究的科學。
而盜墓，古已有之，無非就是為了滿足盜墓賊的暴富夢想和有錢人的收藏欲望，數(shù)千年來幾乎沒有對人類歷史帶來過任何貢獻。
今年初，2019年10大考古發(fā)現(xiàn)公布，2019年7月進行發(fā)掘的隨州棗樹林曾國墓地成功入選。

其中一座編號為191號墓的曾國國君的墓地被盜嚴重，隨葬的青銅禮器、金銀玉器等隨葬品所剩無幾，但即使是這樣，考古學家也從滿目瘡痍的墓室中讀出了非常重要的歷史細節(jié)。
考古學家發(fā)現(xiàn)，墓主人的內(nèi)棺和外棺的棺墻板全部是一整塊寬度達60厘米、厚度達8厘米的木板，而且每塊木板用的都是樹木最精華的木芯。

這些糟朽的木板，無論從那個角度看，對于我們正常人來說，都不會具有任何價值。
而考古學家通過這個墓葬棺槨的情況推測，在春秋時代，如今的湖北隨州一代應該是一片原始森林茂密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優(yōu)美的人間仙境，進而可以勾勒出2000多年來，人類活動對自然環(huán)境侵蝕程度的大致圖景。

現(xiàn)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復雜的世界，其中有多種多樣的人類族群。我們可以登陸月球，向火星發(fā)射探測器，在熱帶雨林中將自己的位置定位精確到厘米，并創(chuàng)造出在速度和復雜程度方面都遠超人類的計算機。
然而，通過考古我們其實可以清楚地發(fā)現(xiàn)，人類在對于生物多樣性的綜合理解，以及對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擁有不同文化遺產(chǎn)的其他人群的合作方面，很多時候仍然停留在初級水平。
世界史前研究權威、世界頂級的考古學家之一的布賴恩·費根教授在《考古學與史前文明》一書中指出：

我們似乎害怕多樣性——與我們不同的物種、講著不同的語言的人或是看待世界的文化角度與我們不同的人。除了憂慮，我們有時是由于偏執(zhí)而害怕多樣性，但更多時候，僅僅是出于無知。

考古學是對抗這種無知的重要教育工具。

考古學是從數(shù)千年之前的證據(jù)中探尋人類文化多樣性的根源。考古學不斷提醒我們關注全人類共同的生物和文化的遺產(ch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