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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號:古代的“筆名”,文人墨客用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稱謂

 澳古說歷史 2020-09-02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fā)現(xiàn)這么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就是我們在了解某位古人生平的時候,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書中這位古人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數(shù)個不一樣的稱謂。比如北宋詞人蘇軾,有人叫他“蘇軾”,有人叫他“蘇子瞻”,也有人叫他“蘇東坡”;又比如唐朝詩人李白,有人叫他“李白”,有人叫他“李太白”,也有人叫他“李青蓮”。那么這里就有很多人不明白,難道蘇軾、李白他們的曾用名有這么多嗎?當然不是,其實這三個稱謂都是同時存在的,只不過代表的是不同的意思。如蘇軾,其實“軾”是蘇軾的名,“子瞻”是蘇軾的表字,而“東坡”則是蘇軾的別號。

別號:古代的“筆名”,文人墨客用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稱謂

蘇東坡

“名”我想無需多介紹,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熟悉的名字,而“表字”則是古人在本名之外所取的另外一個稱謂,《禮記·檀弓上》“幼名,冠字”,就是幼時取名,成年取表字。而古人之所以要那么做,其原因如同唐經(jīng)學(xué)家孔穎達所說“始生三月而加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fù)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因為在古代,人們認為成年后,被直呼名字是一個特別不禮貌的行為,所以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古人就會給成年后要步入社會的子女取一個“表字”,它就是專門用來在社會上供對方稱呼所用的。

也正因為“名”和“表字”都是為了禮儀而產(chǎn)生的。所以在取名和表字上,古人都必須遵循著家族、宗法、禮儀及行輩之間的那些條條框框的規(guī)矩,因此在當時,人們并不能對自己的名和表字進行隨心所欲的"創(chuàng)造",他們必須遵循著各種的禮制。當然,這些條條框框的規(guī)矩對于那些有自己想法的文人墨客來說,這絕對是一種煎熬,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們顯然是不能,也不敢沖破禮制對于他們的禁錮的,無論再怎么不愿意,他們也都得遵循著這種規(guī)矩。

別號:古代的“筆名”,文人墨客用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稱謂

清代-兩峰道人羅聘作品

可是這些文人墨客顯然也不甘于被世俗的規(guī)矩所禁錮,所以聰明的他們就想到在“名”和“表字”之外再為自己取一個稱謂,而這就是“別號”?!皠e號”在當時多用于自稱,及他們自己所作文章、書籍、字畫的署名(類似于我們現(xiàn)在的"筆名")。比如歐陽修所作的《醉翁亭記》,“醉翁”就是歐陽修的別號,再如陶淵明所作的《五柳先生傳》,“五柳先生”就是陶淵明的別號。

“別號”的作用就是供那些不甘于寂寞的文人墨客自由地抒發(fā)和標榜自己的志向和情趣時所用的。比如明朝畫家唐伯虎,他覺得人生就是如幻、如夢、如泡、如影、如露、如電,于是他就給自己取了一個“六如居士”的別號,意思就是“我的人生就是一個如幻、如夢、如泡、如影、如露、如電的人生”。又比如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他因看不慣那些譏諷他不守禮法的權(quán)貴,所以為了表達他對于那些人的蔑視,就為自己取了一個“放翁”的別號,意思就是“我就是一個豪放的老頭”。

別號:古代的“筆名”,文人墨客用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稱謂

五柳先生陶淵明

而起號之風(fēng),源于何時,現(xiàn)不得而知,文獻資料也甚少提及。不過從歷代的記載來看,“別號”出現(xiàn)的時間最晚不會晚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段時期“別號”已經(jīng)可以在文獻資料找尋到其蹤跡。如《左傳·昭公二年》載“少姜有寵於晉侯 , 晉侯謂之少齊 ” ,在這里杜預(yù)就說道“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保追f達也說道“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為別號“。

當然春秋戰(zhàn)國時期,乃至在唐朝之前,“別號”之風(fēng)并不盛行,此時文獻記載出現(xiàn)“別號”的記載可謂只有寥寥數(shù)筆。雖然在東漢末年相繼出現(xiàn)了臥龍、鳳雛、水鏡這些為人所熟知的“別號”,但是從大環(huán)境來看,此時的“別號”并不多見,如當時“竹林七賢”這些名士就都沒有別號,而從中我們可以得知魏晉時期“別號”并不流行。

別號:古代的“筆名”,文人墨客用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稱謂

傅抱石《李太白像》

可以說直到唐之后,取號之風(fēng)才開始在文人中流行了起來。而其流行的原因在于唐朝開放的社會風(fēng)氣,此時諸多的文人墨客都不再受限于太多禮法的禁錮,從而越來越多的文人開始放飛自我,再加上當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等大文豪都爭相以“別號”來宣示自己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取“別號”開始逐漸流行于天下。此時白居易的“香山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李商隱的“玉溪生”、李白的“青蓮居士”、王維的“摩詰居士”、劉禹錫的“廬山人”等“別號”紛紛出現(xiàn)在各種的文獻記載中。

不過唐朝的“別號”從流行的范圍來看,它只是流行于詩人這一圈子當中,對于唐朝其他圈子來說,他們似乎都不是那么熱衷于取“別號”。如唐朝四大畫家吳道子、閻立本、韓干、周昉等就都沒有“別號”,亦如姚崇、宋璟、郭子儀、裴度等也都從未有過“別號”。所以從種種跡象來看,唐朝的“別號”似乎只流行于詩人之中。

別號:古代的“筆名”,文人墨客用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稱謂

古代文人墨客

不過到了宋之后,隨著宋朝“重文輕武”的政策,許多文人開始躋身于國家最上層的決策機構(gòu)之中,再加上宋朝文風(fēng)盛行,文人的地位不斷的在宋朝得到提升。也就是如此,取“別號”這個原本只流行于文人之中的行為,開始被社會主流所接受。之后不管是文人墨客,亦或是權(quán)貴官宦都開始為自己取“別號”,如歐陽修(醉翁)、王安石(半山)、蘇軾(東坡居士)、司馬光(迂叟)等,甚至在當時就連宋徽宗趙佶也都為自己取了一個“宣和主人”的別號,可想而知此時連皇帝都開始取“別號”了,“別號”之風(fēng)在北宋的風(fēng)靡程度可見一斑,自此“別號”之風(fēng)開始盛行于天下。

之后到了明清時期,此時不但人人都有一個“別號”,而且有時候一個人還擁有數(shù)個“別號”。如明朝畫家陳洪緩就有“老蓮”、“老遲”、“悔遲”、“云門僧”等四個別號,再如明朝畫家唐寅就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魯國唐生”、“逃禪仙吏”等數(shù)個別號。可以說這個時候“別號”已經(jīng)成為了文人墨客的“標配”之物,這時只要是稍微有點文化的人就都會為自己取一個“別號”。

別號:古代的“筆名”,文人墨客用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稱謂

唐伯虎《六如居士詩歌》

那說到這里,很多人都會問古人在取“別號”的時候,有沒有規(guī)律可言?這里我只能說規(guī)律肯定是沒有的,畢竟“別號”是文人墨客隨心所欲創(chuàng)造出來的,所以幾乎不會有什么規(guī)律。不過如果我們仔細的去分析的話,不難發(fā)現(xiàn)“別號”雖沒有什么規(guī)律可言,但是大多卻也有著一些異曲同工之處??偨Y(jié)起來古人所取的“別號”大多都可歸納為以下幾種(只是大范圍的):

其一、“特定名詞”。古人取別號一般情況下都會加上“先生”、“公”、“子”、“老人”、“翁”、“外史”、“山人”、“散人”、“漁”、“山樵”、“叟”這樣的名詞。如稱“先生”有東萊先生(南宋呂祖謙)、龍川先生(南宋陳亮)等;稱“公”有石公(明袁宏道)、眉公(明陳繼儒)等;稱“子”有幽憂子(唐盧照鄰)、知非子(唐司空圖)、歸來子(北宋晁補之)等;稱“老人”有千巖老人(南宋蕭德藻)、黃華老人(金王庭筠)、西巖老人(元張之翰)等。

稱“翁”有醉翁(北宋歐陽修)、放翁(南宋陸游)、笠翁(清李漁)等;稱“外史”有海岳外史(北宋米芾)、會稽外史(元王冕)等;稱“山人”有九華山人(唐杜荀鶴)、少室山人(明胡應(yīng)麟)、射陽山人(明吳承恩)等;稱“散人”有湖海散人(明羅貫中)、顧曲散人(明馮夢龍)等;稱“漁”有沂東漁父(明康海)、藕蕩漁人(明嚴繩孫)等;稱“山樵”有百子山樵(明阮大鋮)、天目山樵(清張文虎)等。

別號:古代的“筆名”,文人墨客用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稱謂

歐陽修醉翁圖

其二、“以居士自居”,自稱居士的文人大多是認為自己生不逢時,懷才不遇;或是看透世間冷暖;或是在政治上失意,有歸隱田園的心思;亦或是自認自己是有才學(xué)的“世外高人”。如蘇軾號“東坡居士”,這個別號是他在被流放到黃州時所取的,同時“東坡”是他在黃州城外打理的50畝田地的名字,顯然此時蘇軾已有了歸隱田園的心思。

如歐陽修晚年號“六一居士”,這個別號是他在反對王安石變法,并遭受到多次誣謗后,心灰意冷提出辭官的時候所取的,正如他在《六一居士自傳》中說到“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于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此時他已經(jīng)看透世間冷暖,就想辭官。再如范成大晚年號“石湖居士”,取這個別號時他已經(jīng)多次向皇帝奏請辭官,然后歸隱田園,但都被拒絕。

其三、“以道人自居”,這個“別號”大多是出現(xiàn)在元代,因為這個時候文人大多崇尚道教,而在道教中道士們就經(jīng)常以“XX道人”自居,因此文人們也就有樣學(xué)樣。如馮子振號“怪怪道人”、喬吉號“惺惺道人”、任仁發(fā)號‘明山道人”、吳鎮(zhèn)號“梅花道人”等。

別號:古代的“筆名”,文人墨客用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稱謂

《吳鎮(zhèn)·墨竹譜》

其四、“帶有抒情色彩”。如南宋亡國時,很多南宋文人取“別號”都帶有一種不忘宋朝的意思,如宋末詩人鄭思肖號“所南”,意思就是不忘宋室。再如明朝亡國時,學(xué)者傅山號“朱衣道人”,“朱衣”之意就是他認為自己還是朱家王朝的子民。再如清末年間,文人圈子中盛行“奮發(fā)圖強”的思想,所以此時的文人取別號多數(shù)帶有“愛國圖強”的寓意,如譚嗣同號“北飛”、黃少配號“黃帝嫡裔”、陳天華號“思黃”、秋瑾號“競雄”等。

當然文人取“別號”除了有抒發(fā)家國情懷的意思外,還有就是對自己本身志向與情趣的抒發(fā),如南宋詞人辛棄疾,因為其重視農(nóng)業(yè),晚年又退居農(nóng)村,“更從老農(nóng)以學(xué)稼”因此就自號“稼軒”。又如南宋詩人戴復(fù)古號“石屏山人”,《感遇》云“人將作金塢,吾以石為屏”,即用"石屏山人"來表達自己堅硬,素樸的精神。再如北宋詩人張詠號“乖崖子”,其言“乖則違眾,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即用“乖崖子”來表達自己想要超脫世外的志向。

別號:古代的“筆名”,文人墨客用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稱謂

古代文人墨客

以上就是文人墨客們在取“別號”時所擁有的一些共同的特征,當然這個并不能一概而論,只能說大部分都是采用以上的幾種方法去取“別號”的。

同時一般來說,別號多是文人墨客自取的,如陶淵明的“五柳先生”,《五柳先生傳》云“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亦如歐陽修早期的別號“醉翁”,《醉翁亭記》云“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薄?/p>

不過"別號"也有一小部分是別人取的,如宋朝宋祁因?qū)懥恕凹t杏枝頭春意鬧”這樣的名句,就被世人送上了“紅杏尚書”這樣的別號,亦如唐代詩人溫庭筠因其在叉手之間就可寫出一首詩,正所謂“八叉乎而成八韻”,故世人送其別號“八叉”,再如陶淵明的書齋名“聊齋”,故世人送其別號“聊齋先生”。

別號:古代的“筆名”,文人墨客用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稱謂

五柳先生-陶淵明

當然不管"別號"是自取的,還是他人所送的。"別號"的作用就是用來彰顯出文人的“與眾不同”,及突顯出文人們自己所要表達的那種情趣和志向,而這就是它存在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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