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國，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宋代歷史研究。出版有《宋代臺諫制度研究》《細說宋朝》《南宋行暮》等專著，《敬畏歷史》《放言有忌》《水滸亂彈》等文史隨筆集。

居室有限，年來很少買書，閱讀的沖動卻隨性萌蘗，而且時而跨越我的專業(yè)領域，看一眼路旁的野景。

最離譜的野眼，要數金庸去世那段日子。微信里多是對他的蓋棺之論，與你似乎相干，但又無關，起興找點與金大俠有關的書看，卻不想重讀他的小說，便檢出幾年前買而未看的《挑燈看劍話金庸》（中華書局，2008年）。作者戈革已去世，他獨力翻譯了12大卷的《尼耳斯·玻爾集》，堪稱譯界奇跡。盡管玻爾屬于愛因斯坦同一級別的大物理學家，但能讀完并讀懂全部漢譯《玻爾集》的中國讀者絕對不超過100人。這樣一位理科佬（他自稱“小老兒”），不僅傳統(tǒng)的詩詞書畫篆刻樣樣本色當行，而且遍讀新舊兩大派武俠小說，毫不自謙地說能指導這一領域的研究生。他年歲比金庸還稍大，卻是鐵桿的擁躉，但對臺灣“遠景”版“金學研究叢書”頗不以為然，尤不待見盛名之下的倪匡，直斥其論金庸小說“古今中外空前絕后”，乃一“偉大的空話”。

《話金庸》從政治倫理層面總結俠義的五大準則，在美學范疇力主武俠小說不應以悲劇結局，以比較文學方法鉤隱金庸小說的文本來源，從文學評論角度歸納了金庸小說的八大特點與十大模式，頗有點學理味，行文卻絕無學究氣。對十五部金庸小說，戈革效法倪匡，卻自有主張，既有一個總排行榜，也將每部小說的主要人物相應列入“上上”到“下下”九個品級。他挑燈看劍話金庸時已八十來歲，卻一點不道學氣，還設專節(jié)探討“誰是理想的愛侶”，且紳士風十足地先代女士立言，主張張無忌是理想丈夫，段譽可為鐵哥；至于誰是作為男性的戈革心目中理想的妻子兼情人，有興趣者不妨去看原書。而他以女人設譬，用“絕代佳人”“農村少婦”與“異族瘋女”分別評點新派武俠小說三大家金庸、梁羽生與古龍，也頗有心會處。最有雅趣的是，他擅篆刻，便據“遠景”版《金庸作品集》，對每冊扉頁上古人印作的作者與作年，印文出典與篆刻優(yōu)劣，逐一考證與品鑒，自稱大放厥詞，也執(zhí)著入迷。他也明白武俠小說不必處處符合科學道理，但在“眼睛里揉沙子”一節(jié)里，仍列數金庸小說許多細節(jié)“超出物理學與生理學的科學可能性之外”，畢竟未脫盡理科佬的根性。

唐門弟子牟發(fā)松兄寄贈其師《唐長孺詩詞集》（王素箋注，中華書局，2016年），一氣讀完，興味盎然。相對而言，現當代作家文人的舊體詩已引起中外學界的普遍關注，但大陸學者多聚焦于陳寅恪與錢鍾書，把文人群體的舊體詩綰結時代加以考察的，則有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澤東時代的舊體詩》（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遺憾的是，這類書卻讓日本學者占了先手。著有《寒柳堂詩集》的陳寅恪，實際上兼具史家與文人的雙重身份。而其他現當代史家的舊體詩作仍有待于全面搜輯與深度整理，這對研究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乃至社會政治史都極有意義。據筆者所知，現當代史家中，不僅唐長孺與繆鉞，王仲犖、熊德基與業(yè)師程應镠先生等也都有舊體詩集存世。正如陳寅恪所說，中國舊體詩“多具備時、地、人等特點，有很大的史料價值”，現當代史家自覺借助這一載體，述學、抒懷、議政乃至記史，其意義不容小覷。

唐長孺詩詞存世僅65首，以1949年為界，后半期唯有22首，在同代史家中并不算多。唐門高足王素為乃師詩詞作箋注時，既不為尊者諱，尤能抉隱發(fā)微，最為難能可貴。系于1983年的《冬夜偶成》，唐長孺曾書贈老友吳于廑，詩有“狂流”“噩夢”“天曖昧”“夜嵯峨”之語，末句感慨“衰年但作酣眠計，可奈穿墻雀鼠多”云云，若無箋注，殊難理解。箋注者點明：“先生所作詩詞，例以干支紀年。此詩未系干支，蓋欲有所隱也”，再舉史事印證為何“揆之時政，似唯本年相當”，令讀者豁然開悟。唐長孺另有《辛未秋日感事》也呈稿吳于廑，箋注者以春秋之筆為其師發(fā)皇“褒貶他年托至公”的心曲，箋疏之功可謂大矣！筆者企望現當代史家的舊體詩集，都能有王素那樣的及門弟子為之詮釋古典與今典，使之成為現代史學研究的開山之銅。

譯者姚建根寄來《成吉思汗與今日中國之形成》（重慶出版社，2018年），書名直譯應是《蒙古帝國：成吉思汗、他的繼任者們與現代中國的肇基》，也更準確凸顯了全書的論旨。著者約翰·曼是英國歷史學家與旅行作家，寫過多部關于成吉思汗與忽必烈的蒙元史著作。這部仍以這對祖孫為敘事重心，呈現的卻是從大蒙古國崛起到元朝立國的歷史全進程。作者巧妙拿捏了歷史大勢與敘事細節(jié)之間的張力，大勢主線清晰，細節(jié)描述生動，有序展開了紛繁復雜、跌宕起伏的13世紀蒙元史長卷，中文也譯得信達雅馴，值得推薦給希望了解這段蒙元史的一般讀者。著者精通蒙古語，對蒙古與中國的古今關系有著癡迷般的興趣，在相關段落適時穿插著親歷的旅行采訪，把讀者帶到歷史敘事的實地現場，讓閱讀平添一種田野考古的作業(yè)感。

約翰·曼認為，正是忽必烈將成吉思汗開創(chuàng)的帝國拓展至極限：“他創(chuàng)造出一種政府形式，這種政府更多地帶有中國色彩，但也獨具復雜的世界主義性質。”在成吉思汗與今日中國的關系上，著者堪稱旗幟鮮明：成吉思汗“是大元的太祖，他代表著中國的統(tǒng)一、帝國的莊嚴、民族的驕傲。中國人有鐵定的歷史根據說，蒙古和中國曾經統(tǒng)一在忽必烈元朝之下，后來，從1691年—1911年，又統(tǒng)一在清朝之下”。然而，近來“厓山之后無中國”論再度網紅，引發(fā)了如何評價成吉思汗與大蒙古國、忽必烈與元朝之于中國歷史與中華民族的關系問題。筆者提請讀者注意元史名家姚大力在譯本序中的提澌：“作為一個跨越多國邊界的世界性帝國的大蒙古國，與屬于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的元帝國之間在性質上的根本區(qū)別”；同時建議，不妨將該書與中國元史學家楊訥的《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對讀。楊訥寫的也是這段蒙元史，其末章《千秋功過》對成吉思汗是否“中國”的汗，大蒙古國是否“我們”中國最闊氣的時代，都有入理的辨析。讀竟該書，再覆案姚、楊的論述，對13世紀蒙元史也許既能有史實的鳥瞰，又能有理性的認知。

王家范先生惠賜《明清江南史叢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這是他在這一領域研究成果的結集。全書略分四輯。在“專論”中，既有對明清江南消費風氣、結構、性質與效果的論述與解析，也有對明清江南市鎮(zhèn)構成模式與歷史價值的探索，還有對明清以降江南代表性城市蘇州與上海的城市經濟功能與區(qū)域整體視域的研討，綿密的實證，穿透的史論，集中體現了著者的開拓性貢獻?！秴哺濉匪摷炔槐M是明清史，也不盡是江南史，其“散論”“講談”與“序跋”諸輯，論題不拘一格，行文搖曳生姿，亮點珠玉紛呈，隨時發(fā)抒對江南史、明清史、中國經濟史乃至整個中國通史的閃光思想，令人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著者有著濃濃的江南情結，或與他以典型江南人而久治江南史有關。他以“昆山三徐”說事，意在勾畫康熙朝鄉(xiāng)紳的某一側面；他重提1860年那場突然降臨故鄉(xiāng)小鎮(zhèn)的動亂，為了燭照人性之惡在秩序失范下怎樣被激活的；他發(fā)掘“陳墓二朱”幾近湮沒的往跡，旨在探索“新文化運動”造成新舊文化斷裂在江南小鎮(zhèn)的具體表現；他對鄉(xiāng)賢顧炎武思想三覆其案式的深度解讀，寄寓著做好改革“當下作業(yè)”的學人情懷。

著者屬于思想型史家，其境界與立意不妨借《叢稿》中兩題來概括：“感受與體驗萬年史的心境”，“尋求歷史通感”。他主張變換視角，對明清史與江南史反思再反思；他呼吁學界改變過于專注上層與高層的偏頗，充分重視地方史志的“腦補”功能；他強調歷史的多樣性與復雜性，藉以對明清經濟的發(fā)展與不發(fā)展作出辯證的再認識；他提示整合長時段、總體史與社會變遷理路，將有助于全面把脈中國從前現代轉向現代的艱辛不易。相比具體論斷，《叢稿》在思想方法上給學界的啟迪也許更值得咀嚼品味。

誠如其代序所說，著者始終“以平常的心走自己的路”，對學問之道、變革之路與一己肆力之事，都有一以貫之的通透感悟：“不必苛求變革，也不必苛求自己”，“以平常心肆力于學問之道，不求聞達，自甘清苦，亦是一功”，“一代人做不到的后一代人一定會去做”。我們都應反躬自問，能否以這種心態(tài)與定力去讀書、治學與處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