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今學習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名家，上個世紀30年代崛起的沈尹默不得不被提起，即使到現(xiàn)在，他的影響了依然很大，但同時他也是當今爭議最大的帖學書法名家之一，原因就在于，他雖然一生都在學習王羲之書法，卻沒能得到王羲之的真諦。

說到沈尹默在書法上的影響，不得不提起書法界的“碑學”和“帖學”之爭，自清末以來，由于清人在各個層面都主張“變”，書法也不例外，延續(xù)近千年的“二王”體系的帖學也被沖擊，清代的書法家以及書法理論家極力推崇“帖學”，尤其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碑派”書法家，不僅在實踐上推崇北碑，還著書立說大肆鼓吹，稱“北碑”無不佳者，更是列出了“魏碑十美”。

在這些書法家的鼓吹下，當時的社會名流也都開始學習魏碑書法，連帖學名家也開始染指碑派書風，碑學書法逐步開始盛行，以至于連私塾里剛剛開蒙的小朋友都練起了魏碑書法，這讓本來已近萎靡的“帖學”書法更是雪上加霜。

實際上，“碑學”書法和以王羲之為主導的帖學書法，二者之間并不是對立的，它只是書法發(fā)展的一個風格流派，單學碑刻往往會失之于粗野，“碑學”書法發(fā)展到后期越來越乏力，食古不化，甚至一些碑學書家越寫越野，一些書法大家早就回過神來，開始從帖學中汲取營養(yǎng)，放棄了純學碑刻的理念。

二王流派的帖學，已經(jīng)不是簡單的一個書法流派，它幾乎可以容納所有書法類型，包括魏碑、漢代的隸書以及先秦篆書，是人文化的書法藝術，文人的參與，讓各種類型的書法風格的到質的升華，從簡單的技法、技術上升到藝術，書法如此，國畫、篆刻也是如此。

可以說，有文化人參與以后的魏碑書法，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民間書法，自從被稱為“帖學”那一刻起，流落于鄉(xiāng)野的民間碑刻書法藝術，就開始一步一步文人化、藝術化。

但是還在沉浸于“碑派”書風、“南北書派”論的大部分書法家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沈尹默的崛起，無疑是一個分割點，他的崛起以及在帖學上的努力，讓人們突然回過頭來，原來一味的學習碑刻和完全學習“二王”并不是書法的唯一出路，把二者相結合或許能夠寫出一種新的境界。雖然碑和帖相互融合在之前已經(jīng)有書法家開始實踐，但是能夠讓普通書法家也開始認識到這一點，沈尹默無疑功不可沒。

就這一點而言，沈尹默就可以名垂書法史了，就像北宋初年的蔡襄，他雖然沒有完全的發(fā)揮“尚意”書法的真諦，但是作為一個由唐末到宋的過渡書法家，在唐代“尚法書風”的影響下，首開“尚意”書法的前奏，依然是功不可沒的，“尚意”的根本仍然是書寫的法度，沒有蔡襄的“尚意”書風是不完整的，他是承上啟下的關鍵，書壇蔡襄的書法在“宋四家”里并不算最好的，甚至排到最后一名。

同樣，和沈尹默同一時代的很多書法家，單就書法水平來看，要高于沈尹默，如弘一法師、謝無量等等，但是在影響力上，沈尹默在碑學書風之下，努力倡導帖學，讓書法重歸正統(tǒng)，是同時代的書法家所不可比的。

陳獨秀曾經(jīng)批評沈尹默的書法“其俗在骨”，從沈尹默臨摹的蘇東坡《黃州寒食帖》以及他的楷書，確實可以看出少了些許性情，更多的是平正和嚴謹。這也是很多人詬病沈尹默書法的原因，他一生都在學習王羲之，卻沒有學到王羲之書法里的那份性情、率意，這被認為是王羲之書法的真諦。這種真諦是學不到的，才氣使然，但在書法的功力上，沈尹默無疑是無可挑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