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以降，研究中國文化史的著作頗豐，如民國時期陳登原、柳詒徵都曾著過《中國文化史》，王國維、錢穆、何茲全等人也都有過這方面著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考古學家的一系列發(fā)現，有力佐證和更新了學者們對于中國文化性質、年代、傳承和類型的判斷，對于文化史的研究也趨于縝密和科學。80年代興起的文化熱、尋根熱、美學熱，也激發(fā)了人文學者重寫思想史、文化史的熱情?？梢哉f，中國文化史的書寫是20世紀中國學界的一門顯學。但“文化”這個概念內涵和外延相對不固定，包羅萬象而眾說紛紜，涵蓋了物質、思想、藝術乃至于制度。20世紀又是一個理論的世紀，每一種哲學思想、社會理論往往都涉及文化概念的重構。所以書寫文化史又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得意妄言、滄海遺珠，很難讓所有人信服和滿意。

吳方先生這部《圖說中國文化史》產生自90年代的中國文化背景、社會背景、學術背景，更像是傳統與現代、科學與人文、理論與現實的某種結合。作為一扇觀察中國文化發(fā)展流變的窗口，本書具有內容和方式的雙重意義，引領讀者對90年代的學術進行重溫。

這本書總體上屬于傳統的文化史書寫。沒有氣勢洶洶的西方“高雅理論”的先入為主，也沒有宣揚一種全新書寫方式的豪言壯語，行文和描述都顯得樸素、謙虛而簡單，就是一個簡單的學者，平靜講述著自己對于中華史的理解，徐徐展開了一幅畫卷。理論與歷史是一對矛盾關系，處理得當可以史論結合相得益彰，處理不好則可能喧賓奪主枯燥乏味。坊間不少過于理論化、哲學化的專史著作，穿鑿的痕跡往往過于明顯。吳方先生英年早逝，他學術的黃金時期正值90年代，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等風行一時的文化理論，還未在中國學界大規(guī)模粉墨登場。這使他得以幸免了很多“選擇的困惑”，把內容限定在人文領域，著重述說各時代的重大文化現象，取舍由我，不必糾結于文化和文化史的概念和論域。比如按照文化研究的理解，建筑、宗教、禮儀、服飾、音樂、舞蹈乃至于科學技術、飲食醫(yī)藥，都可以屬于大的文化史范疇，就像葛兆光先生所著《中國思想史》將哲學史重寫為思想史、觀念史那樣，為了求新求變就必須擴大文化的外延。還有紛繁復雜的歷史分期理論，遠古、中古、近世……由于避免了理論化的過度干擾，本書可以集中精力聚焦各個時代典型的文化現象進行書寫，遵循傳統的慣例進行創(chuàng)新，而不是刻意標新立異。像雅俗文化、主流與邊緣文化這樣的“墻”，在吳方這本書里是不存在的。

但本書也有書寫方式的創(chuàng)新一面。全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在講述唐宋以前，遠古到春秋戰(zhàn)國又占了其中一大半，從文化遺址分布、文化分期、古文字、出土文物等艱深之處講起。取舍代表了態(tài)度，也代表了作者的心血和質量。作文化史，最容易陷入人云亦云、剪裁填補的窠臼，熱衷于湊一些中學歷史教材般的概述，最難的是在無人問津的領域開掘出新路，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越是古老的時期，越難把握文化的發(fā)展脈絡，越難做出文章來。作者很重視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的運用，讓文化史上的經典，同地下出土的器物、文獻相互印證。比如對于陶器文化的理解，將其視為“文化”的典型體現、審美價值從實用價值中的蟬蛻脫出，開創(chuàng)了陶冶、熏陶等中國藝術精神的先河，就很有見地。這實際上是文化史書寫中對社會學、考古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借鑒。全書還體現了一種理論的深刻影響，那就是年鑒學派。這就讓本書善于從物質生活變遷揭開文化問題的序幕，由物質而精神、由器物而觀念、由心理而風格，每一種藝術樣式、作品的興衰，都建立在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生活之上，建立在一個時代所處的地理位置、生存環(huán)境、安全壓力和制度典章之上，“各階層的人們像是各不相同的文化角色，活動于不同的場合、圈子”，這一點，東海西海、古往今來，心同理同。比如西漢與匈奴互為攻守、長期沖突催生了宏闊的漢文化精神，再比如，從唐詩中感受到初盛中晚的迥異風格，由于國力國勢的變化，唐詩的氣象就從豪邁走向凄涼；而兩宋茍且偏安的歷史境遇，文勝于武的治國理念，又催生出宋詩研物窮理、宋詞溫婉細膩的整體風格。還有一點就是靜態(tài)歷史、大歷史的觀念影響，作者一般不太關注激烈的戰(zhàn)爭和政治事件，而傾向于概括一個長時段的文化品格。正如書中所說，“歷史尤其是文化史還有它長時段的文化心態(tài)在起作用”，這成為作者寫作的一種自覺。比如“秩序”始終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主題，比如“人的自覺”從司馬遷著《史記》的使命感到魏晉崇尚玄談的幻滅感，明清鼎革并不影響兩個朝代文化史上的延續(xù)性和繼承性。這種大歷史的思維，讓閱讀本書的行進速度不急不迫，顯得平靜而從容。

風格就是人。一個中文系出身的學者，其著述往往信雅達兼而有之，描述文化的文字，本身也要很有文化，形式、文字和內容完美融合。本書章節(jié)段落的設計擺布，就讓你仿佛置身于中式庭院，偶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字點綴其間，比如形容秦代“以血火為洗禮、刑法為藥石”，移步換景、步步驚喜。文字的優(yōu)美增加了閱讀的愉悅，每一篇的介紹與分析，都像極了獨立的明清小品。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對于才情、文思、美感的體悟理解積淀很深，這就產生了一種跨時空的知音效果，善于捕捉到一個作者、一幅作品、一種現象、一類風格最幽深而獨特的東西，把“妙處難與君說”的要素捕捉和再現出來，這是吳方作為批評家的專長和優(yōu)勢。比如談論佛教的影響，作者就著重挖掘其中的禪意精神，指出其對于士大夫的心靈撫慰和心態(tài)影響。千載之下，文心相通，文化可以跨越有形的時空距離，溝通古代人和當代人的心靈。當我讀到書中對白居易《中隱》的解讀時，讀到杜牧“塵世難逢開口笑”消沉青樓排遣郁悶、李商隱“一生襟抱未曾開”風雨飄搖輾轉流離時，對他們的作品背后的隱情，有了更多直觀和感動。

法國人?？抡f過，重要的不是歷史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歷史的年代。這本《圖說中國文化史》，同時向我們展示了兩種年代。三聯書店重版此書，不僅是向作者致敬，也是向作者所象征的那個90年代的治學風格、思潮、話語致敬。無論是歷史還是書寫，其實過去從來沒有過去，始終以某種方式影響、塑造著今天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