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變，也稱土木之戰(zhàn)、土木堡之變（今河北懷來土木鎮(zhèn)），是發(fā)生于明朝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zhèn)北征瓦剌的兵敗事變。土木堡坐落于居庸關至大同長城一線的內側，是長城防御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年7月，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集合韃靼、兀良哈等部，分四路大舉進攻大明。也先所率騎兵進攻大同，大同的明軍參將吳浩戰(zhàn)死在貓兒莊。大同前線敗報頻傳宮廷，當時年輕氣盛的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鎮(zhèn)，在宦官王振的蠱惑和挾持下，率50萬大軍御駕親征，最后在土木堡慘敗被俘。

這場土木堡之變，號稱50萬的明軍，卻被十幾萬的瓦剌軍打得潰不成軍，勇將重臣多人戰(zhàn)死，英宗朱祁鎮(zhèn)被俘，朝野上下大為震驚，明王朝遭遇到建國后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明軍在土木堡大敗的呢？深度分析，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防務工作不實是根本原因

積極防御，是克敵至勝的重要法寶。明朝之初，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視做好邊境防務工作。洪武時期，朝廷在邊境地區(qū)設置九邊，派兵屯守，逐漸形成了內外呼應的防御體系。同時，還在北部各邊鎮(zhèn)大力發(fā)展軍屯，當時北部的邊境防御可以說是固若金湯，相當穩(wěn)固。然而，從永樂開始，到正統(tǒng)時期，邊境防御體系卻日漸薄弱，防務工作做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

永樂時期，明廷為結交周邊蒙古部落，裁撤放棄北部重要邊鎮(zhèn)，防線內縮。在洪熙和宣德時期，對蒙古多以安撫為主，防線一再南移，北部防務毫無建樹。等到了正統(tǒng)時期，朝政腐敗，宦官當權，對于瓦剌也先的南攻野心，雖有大臣一再建言，要加強對蒙古邊事的重視，并提出防御策略，但最終卻難以實施。《中國通史》記載，正統(tǒng)八年（1443），直言敢諫之士劉球曾上言十事，其中之一：

“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

劉球諫言不成，反被英宗朱祁鎮(zhèn)的腹心之臣王振秘密處死并肢解。這個宦官王振，英宗敬稱其為“先生”，很受寵信。英宗倚信的重臣張輔、軍將王驥，特別是宦官王振，都主張南征，致使正統(tǒng)時期的北部邊境防御更加脆弱。這種情況下，長期疏于北部邊境的防范，給策劃周密的瓦剌軍入侵大明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明英宗親征的失敗厄運也就在所難免。

第二，戰(zhàn)爭準備不足是主要原因

戰(zhàn)爭準備，歷來為戰(zhàn)爭指導者和軍事理論家所重視。戰(zhàn)爭準備的程度，直接影響到戰(zhàn)爭雙方的主動與被動，勝利與失敗。而明英宗此番親征造成土木敗事，與未做好相應戰(zhàn)前準備工作而倉促出兵不無關系。

首先，選將用人失誤。宦官專權，必亂朝政。明太祖朱元璋曾建鐵碑鑄“禁內臣干預政事”,立于宮門。但到正統(tǒng)英宗這會兒，宦官王振開始干預朝政，特別是張?zhí)蟛∈藕螅稀叭龡睢被蛩阑蛸H，于是王振更加兇狠猖狂，肆無忌憚，廣植私黨，排斥異己，陷害忠良，而明英宗對宦官王振卻言聽計從。此次出兵，年輕氣盛的英宗，恰恰是不顧文武大臣的勸告，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決定御駕親征，并將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毫無軍事指揮能力的宦官王振，這為土木失利埋下了禍根。

其次，戰(zhàn)前練兵不夠。繼永樂之后，仁宣之治，天下太平。京城大軍長期未作操兵演練，平時基本上處于務農狀態(tài)，久疏戰(zhàn)陣。特別是對此次出征使用的新型火器，未組織提前演練，大多數士兵根本不熟悉新火器的操作，不能充分發(fā)揮火器對蒙古騎兵的威懾作用。從宣府東北防御全面潰敗，大同守軍敗退告急，便是很好的證明。大明英宗親征軍數量之多，是瓦剌軍無法比擬的，但因平時練兵少，遇戰(zhàn)則軍心煥散，軍隊缺乏凝聚力，戰(zhàn)斗力低下，所以當瓦剌軍圍追堵截到土木堡，大明軍隊便一潰千里。

再次，后勤保障滯后。兵法有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碑斈瓿勺姹闭鞯暮笄跍蕚?

“調用武剛車3萬輛，運糧20萬石，沿途每10天行程存一批糧，以備回返時食用，發(fā)山東、山西、河南及鳳陽、淮安、徐、邳民十五萬，運糧赴宣府?！?/span>

而這次大明倉促出兵的結果就是：“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不懂兵法的明英宗和王振，集結兩日便倉促出兵，火藥、糧草、用水等后勤補給跟不上，行軍不到十天已缺糧斷水。在準備如此不充分的情況下，明軍接連敗績在所難免。

第三，作戰(zhàn)指揮不當是直接原因

最高作戰(zhàn)指揮員的正確決策指揮，是戰(zhàn)場致勝的決定性因素。此番英宗親征，由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野、戶部尚書王佐等大臣護駕。但扈從官員懦弱無能，無法干預手握軍事大權的王振，整個行軍均受王振節(jié)制。從親征部署到扎營土木堡，由于英宗和王振的錯誤指揮，致使明軍疲于應付，始終處于被動狀態(tài)，軍心渙散，士氣低落可想而知。

一方面，回師路線錯誤導致明軍中計被困。明軍行至大同，王振得知前線諸軍慘敗的消息后，才同意班師回京，從聲勢浩大的出征變成狼狽不堪的逃跑，使當時的明軍軍心更加不穩(wěn)。當時，明軍班師回京路線有兩個：一個是東北向路線，大同→陽和→宣府→懷來→居庸關→北京；第二個是東南向路線，大同→陽原→蔚州→紫荊關→易州→北京。東南路線即為先遣將守大同總兵郭登建議明軍的回軍路線，若沿此路線返京，可以避開瓦剌的圍剿。但是，王振根本不聽他人勸告，在其錯誤的指揮下，明軍沿東南向行四十里后，又改東向，仍走東北路線，正好迎敵而去，進入到瓦剌軍的包圍之中。

另一方面，明軍露營土木堡貽誤退兵時機。明軍回師行至土木堡，為等待輜重車輛，王振不顧部隊將士安危，令部隊就地露營，這個錯誤注定了明軍在土木堡的慘敗。土木堡為居庸關同往宣府、大同等地的重要驛站，地形復雜，群山環(huán)繞，山高缺水，駐扎于此，完全不利于軍事調動。當時，兵部尚書鄺野考慮到部隊安全，再三要求把部隊立即撤到居庸關內，但王振一意孤行瞎指揮亂作決定，致使明軍在土木堡陷于瓦剌軍的合圍之中。雖然土木堡南邊十五里處有河，但早已被瓦剌軍占領控制。也先利用明軍缺水斷糧而遣使詐和，主動撤離，明軍不知是詐，饑渴難耐的將士們便一哄而起奔向河邊，場面極其混亂。瓦剌軍趁機發(fā)動迅猛攻勢，明軍如一盤散沙，已無力抵抗，露營后的第二天于土木堡以徹底慘敗而告終。

土木堡之變，罪魁禍首宦官王振也死于亂軍之中。此戰(zhàn)，使明朝國力受到嚴重削弱，成為明朝由前期進入中期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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