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而言之，從李善長來看，是他長于謀人，拙于謀己。從朱元璋來看，兔死狗烹是鞏固皇權(quán)專制的一個手段。

李善長，字百室，濠州人，少讀書有智謀，投奔朱元璋后提出了“廣積糧，高筑墻，緩稱王”的戰(zhàn)略思想，使朱元璋在明末群雄中迅速站穩(wěn)腳跟，他在朱元璋掃平天下時負責出謀劃策及糧草供應(yīng)，被朱元璋稱為“在世蕭何”，洪武朝建立后，受封韓國公，官拜左丞相，居百官之首。

自朱元璋任大元帥后，李善長便一直主持日常政務(wù)工作，他善用人才，明習故事，調(diào)兵轉(zhuǎn)餉猶如臂指，統(tǒng)一幣制，立鹽茶法，制定官制等等，說其是洪武第一功臣也不為過。

洪武十三年（1380年），李善長推舉的丞相胡惟庸因“擅權(quán)植黨”被誅，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胡惟庸案”的性質(zhì)變成了謀反大案，李善長因受胡案牽連被定成謀反大罪，就連他那“免死金牌”都救不了他，最終全家七十多口人除了駙馬李棋免死外，其他人皆被斬，一代功臣就此落下帷幕。

要想了解李善長被殺的起因，必須要了解“胡惟庸案”。

胡惟庸，濠州人，淮西集團骨干成員，李善長隱退時推舉出的淮西集團的代言人，洪武三年（1370年），由李善長提攜拜參知政事，不久代汪廣洋為中書左丞，后拜右丞相，繼而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術(shù)，又兼朱元璋的故意放縱，故為獨相七年之久。此人一副小人嘴臉，但又膽大包天。朱元璋在征求劉伯溫胡惟庸為相時，劉伯溫對他做了準確的評價：“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就是說他為相，好比劣馬駕車，會翻車壞事，此事被胡惟庸得知，從此對劉伯溫暗恨不已。徐達曾將他的劣跡奏于皇帝，胡惟庸居然企圖加害徐達。

但令人費解的是，盡管胡惟庸貪污納賄，排除異己，甚至不經(jīng)朱元璋就處決犯人，控制官員升遷等等，朱元璋卻對此無任何表示，這是很不尋常的，對于朱元璋這種不同尋常的行為，我們基本可以確定，朱元璋在策劃一個陰謀。

隨著胡惟庸七年來的獨斷專行，頓時使相權(quán)與皇權(quán)的沖突達到了明朗化，朱元璋似乎在忍無可忍之下對其進行了剪除。洪武十三年正月，涂節(jié)密告胡惟庸陰謀，朱元璋將其與一眾黨羽處死。在其死后，更是挖掘出“通倭”“通虜”大案，株連進一步擴大，直到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被定性為“謀反”，丁斌告發(fā)李存義（李善長弟）曾串通胡惟庸謀反，李存義父子受刑后又攀出是李善長指示，于是朱元璋賜李善長自盡，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等功臣一并三萬余人被誅殺，“胡惟庸案”才堪堪告一段落。

是自取惡果還是兔死狗烹？

胡惟庸被殺五天后，中書省被永久廢除，為此，朱元璋下了一道嚴令。

以后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臣下若有敢奏請設(shè)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凌遲之罪在當時只用于謀反大罪，以此看來，奏立丞相與謀反無異，在他的眼里，視丞相如大敵，何至于此！

那么，朱元璋為何要殺已是暮年的李善長呢？

從朱元璋來看。

廢除丞相，杜絕權(quán)臣，以正綱紀。朱元璋把元朝滅亡的原因歸結(jié)為皇帝疏于政務(wù)而大權(quán)旁落，朝臣擅權(quán)以致天下大亂。他對李善長、劉伯溫等人說：

“元氏昏亂，綱紀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blockquote>

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認為丞相容易引起天下大亂，他也嘗試用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但這些丞相不是尸位素餐就是驕橫跋扈，這就說明丞相這個制度有問題，于是廢除丞相制度就成為首要解決的政治問題。汪廣洋、胡惟庸是最初改制的殉葬品，而李善長樹大根深又是功臣第一人，還是淮西集團的實際領(lǐng)導人，有他在舊制隨時可以復(fù)辟，殺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朱元璋忘記一點，國家王朝的特殊性必須要由分權(quán)來制衡，否則后患無窮，事實他后來的子孫證明了這一點。

馬皇后的逝世也成了朱元璋誅殺李善長的重要因素。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朱元璋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馬皇后離他而去，臨死前不讓御醫(yī)為自己看病，其原因是：“醫(yī)者醫(yī)病非醫(yī)命，妾已藥石無救，若醫(yī)者為妾身醫(yī)治無效，陛下定會降罪于他，此非我所愿?！瘪R皇后在有限的歲月中，陪伴了朱元璋大半輩子，是唯一能勸解阻止朱元璋濫殺的人。而隨著馬皇后之死，這一切都失控了。馬皇后之死給了朱元璋精神上巨大的打擊，之后朱元璋在殺人的路上越走越遠直到生命的盡頭。

朱元璋擔心太子的懦弱會造成主弱臣強。“兔死狗烹”往往描畫的就是帝王刻薄寡恩的嘴臉，而朱元璋不光刻薄寡恩，還多疑善變，殘忍嗜殺?；次骷瘓F是朱元璋發(fā)家的基礎(chǔ)，但這個集團隨著他當皇帝后，領(lǐng)頭羊變成了李善長。這個集團自從把浙東集團斗倒以后就變成了朝廷一家獨大，其中既有驕兵悍將，也有文臣謀士。洪武二十三年時，朱元璋越來越覺得精神不濟，所以他必須要加快步伐給身體不好且性格懦弱的太子鋪路，那么淮西集團必須被打散，主要骨干也必須死，只有死人才可以讓朱元璋放心，那么淮西黨的精神頭目李善長可以去死了。于是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卒。

借用用趙翼一句話概括：

“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取天下之人盡殺之，其殘忍千古未有。害雄之好殺，本其天性。”

從李善長來看。

李善長一直以來對朱元璋忠心耿耿，但在之前被郭子興威逼下被迫叛變過朱元璋，雖然是被迫為之，但不得不承認這是個污點，也是朱元璋不放心他的重要原因。

李善長“逾制”建房。朱元璋規(guī)定王公建房“七架、九架”，不得違背，而李善長在其弟卷入胡惟庸案還不謹言慎行，做出“逾制”之舉，更重要的是向湯和借兵蓋房，公器私用，觸怒朱元璋。

知胡惟庸所為而不告，首鼠兩端，立身不正，有助胡惟庸謀反之嫌，他甚至還默許了胡惟庸的謀反之舉并說出了“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之語。

貪財受賄，醉心于權(quán)力，退隱后還插手朝政之事，被朱元璋不喜。朱元璋反貪態(tài)度是極其堅決的，對于受賄之人處置一向是嚴之又嚴，李善長倒在此也未可知。

總而言之，朱元璋固然偏執(zhí)多疑、殘忍嗜殺，但李善長也有取死之道，死的并不是太冤，用《明史》一句話來說：“乃至富至貴極，于衰暮之年自取覆滅?！?/strong>

結(jié)語：李善長雖有蕭何之能，但無蕭何之識，最終為丞相制度、淮西集團殉了葬，即便有所冤屈，但絕對有限。朱元璋雖重嚴刑峻法，但皆是針對王公貴族而為，無一針對百姓，對于誅殺的數(shù)萬人，雖過于手段狠辣，但對于政治斗爭，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