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這段史料，胡惟庸除了讓陸仲亨、費聚“在外收輯軍馬以俟”，叫毛驤“取衛(wèi)士劉遇寶及亡命之徒魏文進等為心膂”，還與陳寧在中書省偷閱“天下軍馬籍”。明初的軍隊冊籍是歸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正月析為五軍都督府）掌握，其他衙門包括中書省都不能過問。史載：“祖制五府軍，外人不得預(yù)聞，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書鄺埜向恭順侯吳某（即吳克忠）索名冊稽考，吳按例上聞。鄺惶恐疏謝。”（陳衍：《槎上老舌》）鄺埜是在明英宗正統(tǒng)年間擔任兵部尚書的?？梢娫诿髑捌?，連主管軍政的兵部尚書都不許查閱軍隊冊籍。胡惟庸卻不顧禁令，將大都督府掌管的軍隊冊籍弄到中書省，與陳寧一起查閱，為調(diào)動軍隊做準備。

不僅如此，胡惟庸還力圖勸說李善長同他一道謀反。朱元璋雖然不滿意李善長的丞相工作，洪武四年讓其退休，但并未完全失去對他的信任。翌年李善長病愈，仍命其督建中都宮殿，洪武七年復(fù)命督遷江南14萬人至鳳陽屯田，并擢其弟李存義為太仆寺丞，李存義子李伸、李佑為群牧所官。洪武九年，又將臨安公主嫁給其子李祺，拜為駙馬都尉，與其結(jié)為親戚。雖然公主下嫁僅一個月，有人上告：“善長狎?qū)欁皂?，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保ā睹魇贰肪硪欢?，《李善長傳》）但朱元璋只削減李善長歲祿1800石，尋又命與李文忠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督建圜丘。由于李善長在明初政壇的重要地位和影響，胡惟庸久“謀善長為己用”，于十年九月將反謀密告李存義，讓他陰說李善長參與，“善長中坐默然而不答”。過了十天，胡惟庸命其故舊楊文裕再去勸說李善長，“許以淮西地封王”，李善長說“這事九族皆滅”，沒有答應(yīng)。到十一月，胡惟庸又親自往說李善長，李善長“猶趑趄未許”。洪武十二年八月，李存義又再三勸說，李善長乃云：“我老了，你每（們）等我死時自去做?！保ā短鎸嶄洷孀C》卷四）

不久，胡惟庸的兒子在市街上策馬狂奔，撞到一輛大車，身受重傷，不治而亡。胡惟庸不分青紅皂白，一怒之下命人殺了馬車夫。朱元璋大怒，要他償命。胡惟庸眼看大禍臨頭，即刻派人“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九），準備起事謀反。

胡惟庸的陰謀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不料，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使臣陽須文旦入明朝貢，中書省未及時引見，被值門內(nèi)使告發(fā)。朱元璋敕責中書省臣，胡惟庸與汪廣洋等叩頭謝罪，而“微委其咎于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朱元璋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傳》），胡惟庸、汪廣洋等皆下獄，嚴加追查。十二月，御史中丞涂節(jié)和已謫為中書省吏的原御史中丞商暠都告發(fā)胡惟庸謀反。涂節(jié)揭發(fā)胡惟庸毒死劉基之事，并說“廣洋宜知其狀”。朱元璋審問汪廣洋，汪廣洋回答說沒有此事，被貶海南。舟次太平，朱元璋又追究其往昔擔任江西行省參政時曲庇朱文正，后又未曾獻一謀劃進一賢才，未能揭發(fā)楊憲的罪責，“特賜敕以刑之”，“以歸冥冥”（《明太祖集》卷七，《廢丞相汪廣洋》）。汪廣洋被殺后，他的小妾跟著自殺，朱元璋查明此妾是被籍沒入官的陳姓知縣的女兒，大怒曰：“凡沒官婦人女子，止配功臣為奴，不曾與文官?！币蚶辗ㄋ救】?，遂“出胡惟庸等并六部官擅自分給，皆處以重罪”（《國初事跡》）。翌年即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下令處死胡惟庸、陳寧。兩人被押往玄津橋斬首，埋進一個丈余深的大坑，第二天又將尸首挖出，“支解于市，縱犬食之”，兩人的家財全都沒收入官，“妻子分配軍士，子弟悉斬之”（《明興野記》卷下）。廷臣認為“涂節(jié)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無以戒人臣之奸宄者”，于是“乃并誅節(jié)，余黨皆連坐”。大都督府左都督丁玉即“坐黨論死”（《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六，《丁玉》）翌日，朱元璋召集文武百官，宣布胡惟庸的罪狀是：“竊取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jié)于眾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保ā睹魈鎸嶄洝肪硪欢牛＝又?，朱元璋下令撤銷中書省，廢除丞相，由自己直接掌管國家大事。從此，“勛臣不預(yù)政事”（《明史》卷一三〇，《郭英傳》），淮西勛貴除繼續(xù)領(lǐng)兵作戰(zhàn)外，一般不再擔任行政職務(wù)。從洪武十三年至三十年，除李善長在十三年當過十二個月的都御史，臨淮人郁新在二十六年至三十年當過戶部尚書，虹縣人康鐸在十三年至十五年、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當過兵部尚書，十八年至二十二年當過刑部尚書，懷遠人湯友恭在十一年至二十一年當過右都御史外，七卿之職大多由非淮西籍大臣擔任。朱元璋殺掉胡惟庸后，又進一步擴大與開國武將的聯(lián)姻，以固結(jié)肺腑。此前，在洪武三年五月，朱元璋曾明令規(guī)定“天子并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進”（《明太祖實錄》卷五二）。他自己卻置此令于不顧，從十五年起，又決定聘徐達次女為代王妃、三女為安王妃，湯和長女與次女為魯王妃，吳復(fù)之女與鄧愈之女為齊王妃，于顯之女為潭王妃，吳忠（吳禎之子）之女為湘王妃，藍玉之女為蜀王妃，傅友德之女為晉世子妃，并將第五女嫁給陸仲亨之子陸賢，第八女嫁給張龍之子張麟，第九女嫁給傅友德之子傅忠，第十一女嫁給胡海次子胡觀，第十二女嫁給郭英之子郭鎮(zhèn)。這樣，通過血緣關(guān)系，把一批武臣聯(lián)結(jié)成一個以皇帝為中心的姻婭集團，以達到拱衛(wèi)皇權(quán)的目的。

此后，朱元璋以胡案為武器，抓住一些淮西勛臣的違法事件，搞擴大化，對淮西勛貴及其子弟展開大規(guī)模的誅殺。他采取捕風捉影的手段，不斷擴大胡惟庸的罪狀。當時由于倭寇問題與日本交涉未果，明廷斷絕與日本的外交關(guān)系。洪武十九年十月，朱元璋將胡惟庸的罪名升級為私通日本，說他曾與明州衛(wèi)指揮林賢密謀，授意林賢故意犯法，將其貶往日本，三年后借日本精兵400，藏在日本貢使如瑤的貢舶之內(nèi)，借朝貢之名，入明助胡惟庸作亂。又先后將一批心懷怨望，驕橫跋扈，可能對皇權(quán)構(gòu)成威脅的文武官員都牽連進胡案，處以死刑，并誅殺了一些江南的豪強勢族。洪武年間，蒙古為明朝勁敵。二十三年五月，朱元璋又將胡惟庸的罪名升級為私通蒙古，說胡惟庸當初準備謀反時，曾私派封績前往漠北，帶信給北元，“著發(fā)兵攏邊”（《昭示奸黨錄》，轉(zhuǎn)引自《太祖實錄辨證》卷四）。后來，胡惟庸案發(fā)，封績不敢回來，二十一年藍玉北征，在捕魚兒海將其俘獲，押解回國，李善長又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fā)，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傳》）。最后，朱元璋還給胡惟庸加上勾結(jié)李善長謀反的罪名。洪武十三年胡案初發(fā)時，李善長并未受到觸動，當年五月御史臺左中丞安然告老還鄉(xiāng)，還命其“理臺事”（《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一）。十八年有人告發(fā)李善長弟李存義“實惟庸黨者”，詔免死，安置崇明?！吧崎L不謝，帝銜之”（《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二十三年，李善長已年屆77歲高齡，卻“耆不能檢飭其下”，又要營建第宅，向湯和“假衛(wèi)卒三百人役”，湯和攘臂曰：“太師敢擅發(fā)兵耶？”并“密以聞”（《獻征錄》卷一一，王世貞：《中書省左丞相太師韓國公李公善長傳》）。四月，京民有坐罪應(yīng)徙邊者，李善長又奏請免其兩個姐姐及私親丁斌。朱元璋大怒，下令逮捕丁斌，嚴加審訊。丁斌供出李存義父子往時交通胡惟庸之事。李存義及其子李伸、其弟李存賢及其子李仁皆遭逮捕，他們的供詞牽涉李善長。閏四月，李善長及其家人全被下獄，他的家奴盧仲謙等人又供出其“與惟庸往來狀”（《太祖實錄辨證》卷四）。五月，朱元璋便以“心謀不軌，黨比胡、陳”（《野記》一）的罪名，借口有星變，需殺大臣消災(zāi)，下令將李善長及其妻女弟侄家口70余人全部誅殺，抄沒家產(chǎn)，“籍沒六萬金”（《國榷》卷九）。陸仲亨、唐勝宗及費聚等同時坐胡黨被誅。應(yīng)天府所屬上元、江寧兩縣，許多豪強地主被指為胡黨，也遭到屠戮。

胡惟庸黨案前后延續(xù)十幾年，僅公、侯一級被列入胡黨名單的就有22人，其中淮西籍的公、侯多達12人，占到一多半，先后誅殺了3萬多人。就連“屢推為開國文臣之首”（《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的宋濂，在退休之后，因其長孫宋慎涉胡黨之案，他舉家連坐被刑，宋慎及其父宋璲坐法死，宋濂緣皇太子與馬皇后力救，于十三年九月被貶謫茂州（治今四川茂汶）。第二年五月，宋濂以72歲高齡走到夔州，憂憤成疾，“不食二十日。晨起索紙筆書《觀化帖》，端坐而逝”（孫鏘：《潛溪錄》卷三，鄭楷：《翰林學(xué)士承旨宋公墓志》）。一案株連如此之廣，自然要引起臣民的懷疑和議論。朱元璋于是特命刑部尚書楊靖將案犯的供狀輯成《昭示奸黨錄》三編，冠以朱元璋將近4000言的手詔，陸續(xù)予以公布，算是為胡案畫上一個句號。

由于朱元璋嚴酷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胡案事發(fā)后，時人大多不敢加以記載，而輯錄案犯供狀的《昭示奸黨錄》后來又佚失不存，僅在個別史著如錢謙益的《太祖實錄辨證》中抄錄了個別段落，難以窺其全貌。時過境遷之后，史實的真相已經(jīng)模糊不清，許多史書只能根據(jù)某些史籍一鱗半爪的記載，加上自己的揣測，來加以敘述。于是便出現(xiàn)了歧異迭出、真假混淆的諸多記述，令人莫衷一是。比如，雷禮在《國朝列卿記》卷一《胡惟庸傳》中引《國琛錄》的記載云：“太監(jiān)云奇，南粵人，守西華門，邇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胡誑言所居井涌醴泉，請?zhí)嫱?。鑾輿西出，云慮必與禍，急走沖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崒，舌不能達。太祖怒其犯蹕，左右撾捶亂下，云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太祖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shù)匝，亟返棕殿，罪人就擒。”將胡惟庸罪行的揭發(fā)歸功于所謂云奇告變，與《明史》所記涂節(jié)、商暠告發(fā)迥異。類似彼此相左的記載，不勝枚舉。因此，明清以來不少史學(xué)家不斷搜集史料，排比考訂，力圖弄清事實的真相。明末清初的錢謙益、潘檉章分別撰有《太祖實錄辨證》《國史考異》，對胡案做過深入的考辨，指出云奇告變是“鑿空說鬼”、《明太祖實錄》所載李善長罪狀“不勝舛誤”。1934年6月，吳晗在《燕京學(xué)報》發(fā)表《胡惟庸黨案考》一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指出所謂云奇告變、如瑤貢舶、封績使元以及胡惟庸勾結(jié)李善長通倭款虜諸事純系向壁虛構(gòu)，可謂確論。但吳晗的翻案有點過頭，他連胡惟庸毒死劉基、貪污受賄、朋比為奸特別是謀反的罪行也一并推翻，把整個胡惟庸黨案都說成是徹頭徹尾的大冤案。此后有不少學(xué)者沿襲這種說法，進而認定胡惟庸謀反的故事是編造的。這種說法有悖于史實，顯然無助于人們對明初歷史的了解，也無助于對胡案的作用和影響做出全面、客觀的評價。

胡惟庸毒死劉基、貪污受賄、朋比為奸的具體史實，前面已經(jīng)講述，此不復(fù)贅。這里著重談?wù)剠顷戏穸ê┯怪\反的問題。《胡惟庸黨案考》一文，先是否定胡惟庸決心起事謀反的動機。文中列舉史籍關(guān)于胡惟庸案發(fā)前決心謀反的兩種記載，一是《明史·胡惟庸傳》：“會惟庸子馳馬于市，墜死車下，惟庸殺挽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jié)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币皇恰东I征錄》卷一一所錄王世貞撰《胡惟庸》：“會其家人為奸利事，道關(guān)榜辱關(guān)吏。吏奏之，上怒，殺家人，切責，丞相謝不知乃已。又以中書違慢，數(shù)詰問所由。惟庸懼，乃計曰：‘主上魚肉勛舊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寧先發(fā)，毋為人束，死寂寂。’”然后寫道：“同樣地在敘述同一事件，并且用同一筆法，但所敘的事卻全不相符，一個說是惟庸子死，一個說是惟庸家人被誅?！眳顷衔疵餮院畏N說法對，何種說法錯，或者二說皆錯，但言外之意非常明確，那就是二說既然不相符合，就都不可信。因為緊接著，他這樣寫道：“根據(jù)當時的公私記載，……在胡案初起時胡氏的罪狀只是擅權(quán)植黨?！薄拔覀冋也怀鲇小\反’和‘通倭’‘通虜’的具體記載?！搅撕槲涠旰蠛┯沟闹\反便成鐵案?！币馑际钦f，在洪武十二年九月胡惟庸被捕入獄直至十三年正月被殺，朱元璋并沒有給他加上謀反的罪名，后來編造“通倭”“通虜”的罪狀，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后才將胡惟庸的謀反弄成鐵案。這種說法，與史實并不相符。因為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被殺后，第二天朱元璋對文武大臣宣布胡惟庸的諸多罪狀，其中就有“謀危社稷”四個字?！爸\危社稷”指的就是謀反，屬于不可赦免的十惡大罪之首?！洞竺髀伞返摹睹伞芳啊缎搪伞罚瑢κ異捍笞镏械闹\反罪，都明確注明：“謂謀危社稷?！眳顷系恼撐碾m然也征引了朱元璋對文武大臣宣布胡惟庸罪狀的這段諭詞，遺憾的是他沒有弄清“謀危社稷”一詞在明代法律中的真正含義，卻說找不出當時有說胡惟庸謀反的具體記載。

胡惟庸黨案是明初皇權(quán)與相權(quán)矛盾沖突的產(chǎn)物。胡惟庸獨專省事，任相之后，不僅在經(jīng)濟上貪污受賄，而且在政治上拉幫結(jié)派，打擊異己，飛揚跋扈，擅專黜陟，藏匿于己不利的奏章，侵犯了皇權(quán)，最后發(fā)展到策劃謀反，他的被殺是罪有應(yīng)得，咎由自取。而朱元璋大興黨獄，是為了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quán)。胡案一發(fā)生，他就乘機搞擴大化，“余黨皆連坐”，這些被株連的“余黨”有的是冤死鬼。此后，他將罪名步步升級，用以打擊一部分恃功驕橫、飛揚跋扈的功臣，這些則純粹是冤假錯案了。因此，就整個案件來說，是真真假假，有真有假，真假混淆。我們必須進行細致的辨析，分清哪部分是真案，哪部分是假案。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整個案件的作用和影響做出正確的評價，既看到朱元璋通過此案清除部分驕橫跋扈的勛臣，產(chǎn)生了促進社會安定、經(jīng)濟恢復(fù)與發(fā)展的積極作用，又看到朱元璋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錯案，冤殺了大批無辜的將臣，造成政治的恐怖，出現(xiàn)人人自危，“多不樂仕進”的消極影響（參看拙作《胡惟庸黨案再考》，《明清論叢》第10輯）。第三節(jié)藍玉黨案

胡惟庸黨案結(jié)束后，相權(quán)與皇權(quán)的矛盾消除了，但軍權(quán)與皇權(quán)的矛盾又突出地顯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