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唐詩壇上，上官儀和上官婉兒是一直受到重視的人物，影響深遠的“上官體”和宮廷中的上官婉兒都是初唐詩歌演進過程中的關鍵節(jié)點。同時，他們又是影響歷史進程的政治人物，政治的浮沉與文學的成就具有重要的關聯(lián)。盡管歷代學者對于上官氏祖孫頗為關注，但因政治與文學兩方面的復雜性，也還有一定的研究空間有待于進一步開拓。近來，《上官婉兒墓志》的出土①，為初唐文學研究提供了契機，尤其是墓志中有一半的篇幅記載其家世情況，為我們從家族文學的層面研究初唐文學的演進提供了難得的實證材料。

我們先從《上官婉兒墓志》談起。2013年8月至9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陽市渭城區(qū)北杜鎮(zhèn)鄧村發(fā)掘了唐昭容上官氏墓，出土墓志一合，這就是著名宮廷女詩人上官婉兒的墓志。墓志幾乎占了一半的篇幅敘述其家世，這在唐代墓志中是不多見的。這樣的敘述展示了上官氏家

族在初唐政壇和文壇上的顯要位置。

其次，上官婉兒的祖父上官儀是初唐詩壇的宗主。墓志對于上官儀的敘述較為詳細，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官歷的記載：

祖儀，皇朝晉府參軍、東閣祭酒、弘文館學士、給事中、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秘書少監(jiān)、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贈中書令、秦州都督、上柱國、楚國公、食邑三千戶。

二是成就的評價：

波濤海運，崖岸山高，為木則揉作良弓，為鐵則礪成利劍。采摭殫于糟粕，一令典籍困窮；錯綜極于煙霞，載使文章全盛。至于跨躡簪笏，謀猷廟堂，以石投水而高視，以梅和羹而獨步，官寮府佐，問望相趨，麟閣龍樓，輝光遞襲，富不期侈，貴不易交。生有令名，天書滿于華屋；沒有遺愛，璽誥及于窮泉。

對于官歷的記載可與史籍相參證，大致相同。而最值得重視的是對上官儀的評價，大要在四個方面：第一是對學術的評價：“采摭殫于糟粕，一令典籍困窮?！钡诙菍ξ膶W的評價：“錯綜極于煙霞，載使文章全盛?！钡谌菍φ碌脑u價：“至于跨躡簪笏，謀猷廟堂，以石投水而高視，以梅和羹而獨步，官寮府佐，問望相趨，麟閣龍樓，輝光遞襲，富不期侈，貴不易交?！钡谒氖菍τ绊懙脑u價：“生有令名，天書滿于華屋；沒有遺愛，璽誥及于窮泉?！本臀膶W的評價而言，“錯綜極于煙霞，載使文章全盛”實則是對上官儀詩歌特點的概括，因為在中古時期，文章也包括詩歌?！杜f唐書·上官儀傳》稱：“工于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保?］（P2743）是對墓志記載的最好詮釋。

再次，上官婉兒的父親上官庭芝史籍記載雖然很少，但是墓志的記載也還是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解讀政治和文學的線索。墓志云：

父庭芝，左千牛、周王府屬，人物本源，士流冠冕。宸極以侍奉為重，道在腹心；王庭以吐納為先，事資喉舌。落落萬尋之樹，方振國風；昂昂千里之駒，始光人望。屬楚國公數(shù)奇運否，解印褰裳，近辭金闕之前，遠竄石門之外，并從流迸，同以憂卒。贈黃門侍郎、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訪以荒陬，無復藤城之櫬；藏之秘府，空余竹簡之書。

因為上官庭芝官職不高，加以與上官儀同時被貶和被殺，故而墓志的記載側重于主觀的評述。而“藏之秘府，空余竹簡之書”說明上官庭芝也還是有文學著述的。盡管他前不如其父上官儀的文學地位，后不如其女上官婉兒的文學影響，但在其文學家族的傳承中應該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

然后，上官婉兒的堂兄弟上官經(jīng)野也是一位能文之士?！对托兆搿酚涊d上官儀生庭芝、庭璋。庭璋生經(jīng)野、經(jīng)國、經(jīng)緯。是經(jīng)野等是婉兒的堂兄弟。新出土《唐韓敬嶠妻王氏墓志》，撰文者署名上官經(jīng)野，結銜為“右千牛中郎、天水郡開國公”①。又《容齋三筆》卷一二《紫極觀鐘》條載：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制清堅，非近世工鑄可比?？蹄懫渖显唬骸鞂毦泡d，歲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jiān)察御史貶樂平員外尉李逢年銘，前鄉(xiāng)貢進士薛彥偉述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jié)鄱陽郡諸軍事、檢校鄱陽郡太守、天水郡開國公上官經(jīng)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為開元天地大寶圣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鐘一口。’……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保?］（P557）上官經(jīng)野為鄱陽太守時，妻韋氏造鐘而其銘文、序都由當時文人所撰，也可證明經(jīng)野與當時文士相互往還交流的情況。

最后，上官婉兒本人是初唐宮廷詩風最為典型的代表人物。墓志云：

婕妤懿淑天資，賢明神助。詩書為苑囿，捃拾得其菁華；翰墨為機杼，組織成其錦繡。

“詩書”和“翰墨”體現(xiàn)了上官婉兒具有很高的文學藝術素養(yǎng)和成就。她的文學成就是由其才華和其所處的特殊環(huán)境決定的，作為文學世家的傳承關系也是她取得成就不容忽視的因素之一。她的地位和影響與其祖父上官儀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尤其突出體現(xiàn)在詩風的因襲和超越方面。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云：“上官體雖得名于唐高宗麟德以前，實光大于萬歲通天以下，其間料量對偶，商酌聲病，為新體詩厘定格律者，頗不乏人；而上官婉兒又從而鼓動帝王，侈大書館，增添學士，引進大臣名儒充此職位。尤以中宗復位以后，迭次賜宴賦詩，皆以婉兒為詞宗，品第群臣所賦，要以采麗與否為取舍之權衡，于是朝廷益靡然成風矣?！保?］（P25）這段論述對于閱讀新出土的上官婉兒墓志、了解上官體的家學傳承，頗有一定的啟迪意義。

綜覽上官婉兒家族的遭遇，從上官弘到上官婉兒四世，政治上都是不幸的，文學上卻是幸運的。上官弘在隋代官至比部郎中，輔佐吐萬緒平定江南，頗著功績，但卻為將軍陳稜所殺。上官儀為唐太宗親近的大臣，高宗時官至宰相，但因為武則天指使許敬宗誣奏其謀反而被殺。上官庭芝則在上官儀謀反案中一同被殺。上官婉兒雖然是武則天器重的重要人物，后來成為唐中宗的昭容，但也因為政治上的因素在唐隆政變中被處死。上官婉兒祖孫四代都在文學上有所作為，尤其是上官儀和上官婉兒都以文名而流傳于后世，成為中國詩歌史上難以替代的重要詩人。上官弘和上官庭芝雖然文名不顯，但上官婉兒墓志的出土亦使得他們的文學表現(xiàn)得到了證實。

唐代的詩歌史一般分為初盛中晚四個時期，初唐時期又是綿延時間較長的特定時段，這一時期宮廷詩歌的發(fā)展呈現(xiàn)一枝獨秀的局面，與當時的宮廷環(huán)境、詩人群體和文柄主宰有著密切的關系。在前后銜接的數(shù)十年的詩歌發(fā)展進程中，上官儀和上官婉兒嫡親祖孫相繼主宰文柄，成為最值得關注的現(xiàn)象。

上官儀，字游韶，陜州人。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學士，遷秘書郎。上官儀以文才受到太宗的賞識，曾參與太宗詔修的《晉書》，以至于太宗私宴也要讓他參加。他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總結了律詩對偶的規(guī)律，創(chuàng)立了“六對”、“八對”之說，對當時的科舉考試與詩歌普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的詩也風靡全國，時人不斷仿效，稱為“上官體”。到太宗貞觀末期，活躍于文壇的曾擔任過文館學士的詩人以及具有詩人身份的重臣如歐陽詢、劉孝孫、岑文本、魏征、高士廉、楊師道、房玄齡、李百藥等相繼去世，上官儀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壇宗主。

上，還是在文學上，上官儀都是由太宗向高宗時期過渡的重要人物。

上官儀被殺時，上官婉兒被配入掖庭，到十三歲成為宮中才人。她以聰明穎異得到武則天的重視，并逐漸成為其親近的人物。這在新出土的《上官婉兒墓志》中較少涉及，但卻是我們研究文學發(fā)展的重要時期，故我們補充論述。上官婉兒在武則天時期對于詩壇、文壇的貢獻主要有四個節(jié)點：第一，入宮之際受到武則天的賞識?！缎绿茣ど瞎僬讶輦鳌份d：“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構?！保?］（P3488）第二，萬歲通天元年（696），始掌詔命?！缎绿茣ど瞎僬讶輦鳌份d：“自通天以來，內(nèi)掌詔命，掞麗可觀。嘗忤旨當誅，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殺也。然群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3］（P3488）《太平廣記》引《景龍文館記》云：“自通天后，逮景龍前，恒掌宸翰，其軍國謀猷，殺生大柄，多其決。至若幽求英俊，郁興詞藻，國有好文之士，朝無不學之臣，二十年間，野無遺逸，此其力也?！保?］（P2133）第三，圣歷以后，參決章奏?！杜f唐書·上官昭容傳》：“自圣歷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參決。”［2］（P2175）第四，久視元年（700）之后，與武則天共同推進文壇建設。張說《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云：“自則天久視之后，中宗景龍之際，十數(shù)年間，六合清謐。內(nèi)竣圖書之府，外辟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以無文為恥。每豫游宮觀，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圣后之好文，亦奧主之協(xié)贊者也?！保?0］（P1004）

中宗時期，上官婉兒由婕妤至于昭容，這也是她政治和文學的巔峰時期。她對于詩壇、文壇的貢獻主要有兩個節(jié)點：第一，神龍元年（705）中宗即位，上官婉兒專掌制命。《舊唐書·上官昭容傳》載：“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為昭容，封其母鄭氏為沛國夫人?！保?］（P2175）第二，景龍二年（708）勸中宗擴充修文館，引入文學之士，組織文學活動?！杜f唐書·上官昭容傳》載：“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shù)賜游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shù)首并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保?］（P2175）《新唐書·上官昭容傳》亦載：“婉兒勸帝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shù)賜宴賦詩，群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眾篇并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保?］（P3488）《資治通鑒》亦云，中宗景龍二年，“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犊籍悺贩Q：“上官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jié)，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保?1］（P6622）自此以后，修文館經(jīng)常舉行宮廷詩歌唱和活動，對于唐詩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上官婉兒不僅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而且竭力鼓動帝王從事文學的群體活動，并以自己的品評才能使得中宗時期在朝廷上下形成了靡然成風的局面。

就詩歌創(chuàng)作而言，《舊唐書·上官昭容傳》載：“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于旗下。玄宗令收其詩筆，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為之序?！保?］（P2175）上官婉兒死后，唐玄宗令人編寫其詩集，并使張說作序。上官昭容文集今雖不傳，但其詩歌今存三十二首，包括三言詩二首、四言詩五首、五言絕句十九首、七言詩六首。如其五律《彩書怨》是一篇難得的佳制：“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余。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欲奏江南事，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悵久離居?！保?2］（P61）詩用《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之典發(fā)端，點明秋日懷遠。次聯(lián)“香被冷”和“錦屏虛”是主人公寂寥心境的最佳寫照。三聯(lián)“江南曲”和“薊北書”表現(xiàn)空間遠隔，“欲奏”和“貪封”表現(xiàn)別意綿長，思念心切。尾聯(lián)“無別意”實則蘊含著深深的別意，為反跌之筆，“久離別”更顯無限悵惘之情。這是一首格律嚴整的五律，平仄、粘對、韻律等各方面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真情實感又在絢麗的字句中自然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游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這是一組山水詩。就體裁而言，有三言二首、四言五首、五言律詩六首、五言絕句九首、七言絕句三首。整組詩描寫林泉風景，頗堪入畫。對于山水具有心靈的體悟和生命的融入，加以細致入微的觀察和細入毫厘的表現(xiàn)，呈現(xiàn)出一縷清新俊爽的氣息，有別于南朝到初唐宮體詩的格調(diào)?！笆媻y苔色，風梭織水文”、“水中看樹影，風里聽松聲”、“風篁類長笛，流水當鳴琴”、“斗雪梅先吐，驚風柳未舒”，物

色的表現(xiàn)自然清麗?！皶籂栍紊降冢土飨礆w。露窗明月滿，澗戶白云飛。書引藤為架，人將薜作衣。此真攀玩所，臨睨賞光輝?！保?2］（P62）這樣的山水真是世外仙境。作為掌管朝政大權的人物，在游覽林泉之際有這樣忘我傾心的表現(xiàn)也是唐代兼有士大夫和文士身份的人物對于山水的摯愛。這樣的詩歌，在唐詩演進過程中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盛唐時期以王維《輞川集》為代表的盛唐山水詩和園林文學中“返璞歸真”和“自然平淡”的風格，在這一組詩中可以找到直接的端緒。

就詩歌品評而言，《唐詩紀事》記載了中宗時這樣一件事：“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余篇。帳殿前結彩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制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進，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蚰朔桓覐蜖?。”［13］（P28）上官婉兒這樣的評論非常精當，千載之下，猶令人心折。她因沈佺期詩尾聯(lián)“詞氣已竭”、宋之問詩“猶陟健舉”，遂抑沈揚宋，實際上就是主張詩歌應當有“氣骨”，應當含蓄，做到“言有盡而意無窮”。同時表現(xiàn)出詩人的精思，因“明月盡”結“晦日”，“夜珠”結“昆明池”，實際上是以池中夜明珠的景象別開生面，引人回味。這已經(jīng)超越了當時大多數(shù)宮廷詩人的實際創(chuàng)作水平，反映了詩歌發(fā)展的新動向和必然趨勢，對于“聲律風骨始備”的盛唐詩歌的形成，不能不產(chǎn)生積極的、正面的影響。①《資治通鑒》景龍二年記載：“（中宗）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yōu)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shù)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于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保?1］（P6622）是以中宗時重文之風，與上官婉兒的品評甲乙有著很大的關系。上官婉兒具有秤量天下、品評人物的天性，故而張說在《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記載了這樣一件穎異離奇之事：“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云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榷讶萆?。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保?0］（P1004）“秤量天下”的一個方面就是對于文學人物的品評，也正因為上官婉兒的詩歌品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朝野上下詩壇競爭的風氣。

就群體活動而言，從武則天到唐中宗時期，經(jīng)常會有宮廷之中的詩歌群體活動，在這些活動中，上官婉兒擔任著重要角色。一是聯(lián)句賦詩?！度圃姟肪矶珍洝妒抡Q辰內(nèi)殿宴群臣效柏梁體聯(lián)句》，是十六位作者共同寫作的聯(lián)句詩：“潤色鴻業(yè)寄賢才（李顯），叨居右弼愧鹽梅（李嶠）。運籌帷幄荷時來（宗楚客），職掌圖籍濫蓬萊（劉憲）。兩司謬忝謝鐘裴（崔湜），禮樂銓管效涓埃（鄭愔）。陳師振旅清九垓（趙彥昭），欣承顧問侍天杯（李適）。銜恩獻壽柏梁臺（蘇颋），黃縑青簡奉康哉（盧藏用）。鯫生侍從忝王枚（李乂），右掖司言實不才（馬懷素）。宗伯秩禮天地開（薛稷），帝歌難續(xù)仰昭回（宋之問）。微臣捧日變寒灰（陸景初），遠慚班左愧游陪（上官倢伃）?！雹谟质珍洝毒褒埶哪暾挛迦找普膛钊R宮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戲因重為柏梁體聯(lián)句》，是十四位作者共同寫作的聯(lián)句詩：“大明御宇臨萬方（李顯），顧慚內(nèi)政翊陶唐（皇后）。鸞鳴鳳舞向平陽（長寧公主），秦樓魯館沐恩光（安樂公主）。無心為子輒求郎（太平公主），雄才七步謝陳王（溫王重茂）。當熊讓輦愧前芳（上官昭容），再司銓筦恩可忘（吏部侍郎崔湜）。文江學海思濟航（著作郎鄭愔），萬邦考績臣所詳（考功員外郎武平一）。著作不休出中腸（著作郎閻朝隱），權豪屏跡肅嚴霜（御史大夫竇從一）。鑄鼎開岳造明堂

（將作大匠宗晉卿），玉醴由來獻壽觴（吐蕃舍人明悉獵）。”［12］（P25）值得注意的是，上官婉兒不僅是聯(lián)句的親自參加者，而且在聯(lián)句群體中還擔任組織和代作的角色?！冻皟L載》稱：“逆韋詩什并上官昭容所制。昭容，上官儀孫女，博涉經(jīng)史，研精文筆，班婕妤、左嬪無以加?！保?4］（P173）明王世貞《藝苑卮言》稱：“中宗宴群臣‘柏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yè)寄賢才。’又：‘大明御宇臨萬方?！驼呓阅?，然是上官昭容筆耳?！保?5］（P1003）又《新唐書·上官昭容傳》載：“數(shù)賜宴賦詩，群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眾篇并作，而采麗益新?！保?］（P3488）可見在群體詩歌聯(lián)句和唱和活動中，上官婉兒占據(jù)主導地位。二是扈從應制?！短圃娂o事》卷三記載：“中宗立春日游苑迎春，昭容應制云：‘密葉因裁吐，新花逐剪舒。攀條雖不謬，摘蕊詎知虛。春至由來發(fā)，秋還未肯疏。借問桃將李，相亂欲何如？’”［13］（P26）《全唐詩》還載有上官婉兒《游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題注云：“筑山浚池，帝及后數(shù)臨幸，令昭容賦詩，群臣屬和。攀藤招逸客，偃桂協(xié)幽情。”［12］（P61）屬和之群臣有李嶠、崔湜、李適、鄭愔、劉憲、李乂等。

貞元十四年（798），崔仁亮于東都買得《研神記》一卷，有上官昭容列名書縫處。詩人呂溫大為感嘆，因賦《上官昭容書樓歌》云：“漢家婕妤唐昭容，工詩能賦千載同。自言才藝是天真，不服丈夫勝婦人。歌闌舞罷閑無事，縱恣優(yōu)游弄文字。玉樓寶架中天居，緘奇秘異萬卷馀。水精編帙綠鈿軸，云母搗紙黃金書。風吹花露清旭時，綺窗高掛紅綃帷。香囊盛煙繡結絡，翠羽拂案青琉璃。吟披嘯卷終無已，皎皎淵機破研理。詞縈彩翰紫鸞回，思耿寥天碧云起。碧云起，心悠哉，境深轉苦坐自摧。金梯珠履聲一斷，瑤階日夜生青苔。青苔秘仙關，曾比群玉山。神仙杳何許，遺逸滿人間。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紙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題處猶分明，令人惆悵難為情?！保?3］（P29）貞元十四年距上官婉兒之死已逾八十年，詩人目睹遺跡，想見其風采，寫下了這首既仰慕又感嘆的篇章。上官婉兒的影響不僅在初唐，而且一直貫穿著整個唐代詩壇。

《上官婉兒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傳記，也是一篇很好的文學作品。無論是政治的沉浮、歷史的進退，還是家世的顯榮、個人的升降，都通過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現(xiàn)出來。又因為上官婉兒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寫作的特殊環(huán)境，墓志所用的曲筆也很值得我們重視。

（一）特殊的人物傳記

上官婉兒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悲劇性的人物，其一生大致上經(jīng)歷了“顯榮—悲慘—顯榮—悲慘”四個階段。童年時代，因為祖父上官儀在唐太宗至高宗前期顯赫一時，有過一段顯榮的經(jīng)歷，但因為武則天使人羅織上官儀謀反之罪而使其下獄致死，以致與其子上官庭芝一同被殺，上官婉兒也就被沒入宮廷。這是致使上官氏家族毀滅崩潰的一大悲劇。然而機緣巧合，上官婉兒入宮之后，因其才華得到武則天的欣賞，又因其運轉政治的能力而逐漸掌握后宮的大權，直至中宗時由婕妤到昭容，達到正二品的顯要官職。然而她又處于宮廷斗爭極其尖銳復雜的旋渦之中，在唐隆政變之中被殺，釀成了最后的悲劇性結局。死后還因為太平公主的關系，得到了朝廷重視的極高規(guī)格的葬禮，標志著死后的顯榮。要撰寫這樣人物的墓志，非大手筆者難以承當。

《上官婉兒墓志》并沒有完整地敘寫她一生的事跡，只是重點寫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第一是突出其家世。她的遠祖為高陽氏之后，子為楚上官大夫，此為得姓之由來；女為漢昭帝皇后，突出其先祖的女性系脈曾經(jīng)有過的皇后身份，與上官婉兒的昭容身份前后呼應。曾祖上官弘、祖父上官儀都是官位較顯聲望甚隆的人物，父親上官庭芝因與上官儀同時被殺故官位不高，但也因上官婉兒而追贈至黃門侍郎、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這都重在突出其顯赫的家世。第二是敘述其后期在政治斗爭中的表現(xiàn)。敘述政治表現(xiàn)時，跳過武則天時期的經(jīng)歷，從墓志稱“先皇撥亂返正，除舊布新”，可見政治的翻覆造成時事的巨變，故而墓志主要敘述其在中宗時對待韋后專權的經(jīng)歷。同時墓志通過對上官婉兒死后葬儀的敘述突出太平公主的表現(xiàn)。這些事實的取舍和詳略的安排，從一些側面表現(xiàn)出當時動蕩的后宮政治對于個人命運的巨大影響。上官婉兒死后，玄宗令人收其詩筆，編成文集二十卷，又令張說為之作序。張說還作《昭容上官氏碑銘》，相互類

比與印證，《上官婉兒墓志》亦應出于當朝著名文人士大夫之手。

（二）墓志文體的曲筆

上官婉兒因為政治事件招致被殺的結局，而墓志因為尊體的需要往往是正面敘述墓主的事跡，故而上官婉兒之死，作者運用曲筆加以表述。志云：

皇太子沖規(guī)參圣，上智伐謀，既先天不違，亦后天斯應，拯皇基于傾覆，安帝道于艱虞。昭容居危以安，處險而泰。且陪清禁，委運于乾坤之間；遽冒铦鋒，亡身于倉卒之際。

在正面歌頌李隆基的基礎上，對上官婉兒被殺的結局只用了“亡身于倉卒之際”進行委婉的表述。上官婉兒之死，史書記載較為明確?！杜f唐書·上官昭容傳》載：“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于旗下。”［2］（P2175）《資治通鑒》則云：“及隆基入宮，昭容執(zhí)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斬于旗下?！保?1］（P6646）因為運用曲筆，僅說明其死在“倉卒之際”，故而沒有記載其具體時間，這可以同新出土的《大唐故勃逆宮人志文并序》相參證：“期以唐隆元年六月廿三日，先危今上圣躬，并及太平公主?；侍用苈勂溆?，先難奮發(fā)。以其月廿日，挺身鞫旅，眾應如歸。七廟安寧，群兇殄滅。宮人以其夜死?！保?6］（P315）這就是安樂公主墓志，因其被追貶為“勃逆宮人”，故撰寫墓志時不需要曲筆。這在新出土的其他墓志中也有所表現(xiàn)，如《集州刺史丁元裕墓志》：“孝和中興，書玉冊，留內(nèi)宴，仍賜絹百匹。諸王玉冊、功臣及卿相告身，多是公書，時人以為妙絕。景云中誅逆有功，加朝散大夫、上柱國。今上春宮賦詩，欲聞太上，知公擅書，詔于殿下繕寫，攬而褒美，賜宴并賚緋?綾十匹。”［17］（P603）所謂“誅逆”是指景云中平定韋后之亂而誅殺韋后和安樂公主，這在當時的墓志中是不需要曲筆的。

墓志運用曲筆，實際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春秋筆法”。這是中國歷史敘述的一種傳統(tǒng)和筆法，體現(xiàn)出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用意，將具體事實通過隱晦的文字和婉轉的文筆表達出來。墓志因為死者諱的需要，這種筆法更表現(xiàn)出超越一般史書的特殊性，我們稱之為“曲筆”。曲筆是唐代墓志中較為特殊的現(xiàn)象，也是針對特殊人物所用的特殊筆法，我們由《上官婉兒墓志》引發(fā)而加以申述。唐代墓志對于墓主由于政治原因被處死或不正常死亡者往往采用曲筆?？傮w而言，就內(nèi)容方面，有關于宮廷事件的曲筆、關于黨爭的曲筆等；就手法方面，有通過隱語表現(xiàn)、通過用典表現(xiàn)、避重就輕以回避事實等等。略舉五個實例加以印證：

1.《永泰公主墓志銘》：“珠胎毀月，怨十里之無香；玉萼凋春，忿雙童之秘藥。女娥席曲，乘碧煙而忽去；弄玉簫聲，入彩云而不返。嗚呼哀哉！以大足元年九月四日薨，春秋十有七。”［18］按史書曾記載永泰公主的死因，《舊唐書》云：“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易之訴于則天，付太子自鞫問處置，太子并自縊殺之?！保?］（P2707）這里的“郡主”就是永泰公主。《新唐書》云：“（大足元年）九月壬申，殺邵王重潤及永泰郡主、主婿武延基。”［3］（P102）《資治通鑒》則言：“太

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保?1］（P6556-6557）不管是自殺還是被縊殺，都是因武則天時期政治因素而不正常死亡。中宗即位之后，追封為“永泰公主”重新厚葬，對于這樣的死因當然不便在墓志中直接表現(xiàn)，故用“珠胎毀月”（即難產(chǎn)）以暗示其死。又志文中“自蛟喪雄鱷”、“槐火未移”則是通過典故的運用以暗示其夫武延基被殺的結局。

2.《雍王李賢墓志》：“搖山落構，望菀摧基。一墜卯精，永托辰尾。文明元年二月廿日，薨于巴州之別館，春秋卅有一?！保?9］（P84）又《大唐故雍王贈章懷太子墓志銘》云：“賈生賦 ，雖坦懷于化物；孝章愁疾，竟延悲于促齡。以文明元年二月廿七日，終于巴州之公館，春秋卅有一?！保?9］（P85）據(jù)新、舊《唐書·章懷太子傳》，文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丘神績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績遂閉于別室，逼令自殺。對于被殺的情況，有關李賢的兩方墓志銘并沒有直接點明。

3.《劉祎之墓志銘》：“然以 府幕，兼崇定策之功；久掌絲綸，遂迫奸臣之忌。奄罹冤酷，上訴無因。以垂拱二年八月十二日薨于河南崇業(yè)里之私第，春秋五十七。”［20］對于劉祎之的死因隱而不詳?？肌杜f唐書·劉祎之傳》：“后祎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箅[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祎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經(jīng)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乃賜死于家，時年五十七?！保?］（P2848）是劉祎之為武則天賜死于家，而其子劉揚名為其父的聲譽在撰寫墓志時采了曲筆隱諱的方式。

4.《王慶詵墓志銘》：“君無嗣，長女適同州司戶參軍隴西李先。次女先亡。次適清河崔興嗣。”［21］（P123-124）這里的“次女先亡”表現(xiàn)得過于隱晦，考《新唐書·來俊臣傳》：“始王慶詵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強娶之。它日，會妻族，酒酣，（衛(wèi)）遂忠詣之，閽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恥妻見辱，已命驅而縛于廷，既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慚，自殺。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保?］（P5907）可見，太原王慶詵之女在武則天時逼嫁于酷吏來俊臣。該女先嫁段簡，因有美色，被來俊臣逼嫁。由此，衛(wèi)遂忠公開攪亂宴席，致使王氏家族蒙羞，結果王女自殺。墓志僅用“次女先亡”曲筆帶過，亦旨在維持家聲。

5.《陳希烈墓志銘》：“太師屬元兇放命，大滔天，剝喪鴻猷，棟折榱壞。不然者，我太師侍講紫極，清論皇風，則張禹、胡廣之儔，曷足為盛！嗚呼！使八十之年，遭遇否理，為述何伊，且封且樹，略志伊何，或當永固?！保?9］（P152）所言其死因相當隱晦，《舊唐書·陳希烈傳》載：“祿山之亂，與張垍、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保?］（P3059）《新唐書·陳希烈傳》載：“及祿山盜京師，遂與達奚珣等偕相賊。后論罪當斬，肅宗以上皇素所遇，賜死于家?！保?］（P6350）因陳希烈在安史之亂中擔任偽官，亂平后被賜死于家，墓志沒有直言，采用隱晦的筆法。

（三）墓志內(nèi)容的文學表現(xiàn)

一般而言，盛唐以前的墓志，很少題署撰者姓名，《上官婉兒墓志》也是如此。但這方墓志文學性很強，無疑出于朝廷大手筆之手。

1.運用駢體構建文章格局

有唐一代尤其是初盛唐時期，朝廷公文都以駢體為主。墓志雖不完全屬于公文類別，但朝廷重要人物的墓志或朝中堪稱大手筆的重要文學家撰寫的墓志也大多以駢體為主?！渡瞎偻駜耗怪尽窂恼w上看，就是運用駢體以構建文章格局的。文章除了其先世所歷官職的部分文字用散文敘述之外，無論是序文還是銘文，都是駢體。如墓志的前半記載上儀官職之后的評述：“波濤海運，崖岸山高，為木則揉作良弓，為鐵則礪成利劍。采摭殫于糟粕，一令典籍困窮；錯綜極于煙霞，載使文章全盛。至于跨躡簪笏，謀猷廟堂，以石投水而高視，以梅和羹而獨步，官寮府佐，問望相趨，麟閣龍樓，輝光遞襲，富不期侈，貴不易交。生有令名，天書滿于華屋；沒有遺愛，璽誥及于窮泉?！蔽淖稚贤w屬于駢體，并以四六句式為主，將上官儀的政治、學術、文學和文化的功績展示出來。對于家世的敘述是在官歷的記述之后

再行駢體的概括與評價。墓志的后半部分對于上官婉兒的敘述和評價，都是采用駢體行文的。直到序文的末尾都是典型的四六駢文。

2.關注細節(jié)彰顯人物性格

墓志對于上官婉兒本身，主要敘述其兩件事：一是中宗在世時對于韋后的態(tài)度，二是唐隆政變時的具體表現(xiàn)。尤其是前者，主要通過具體的細節(jié)以描寫其對于重大政治事件的態(tài)度。志文描寫其諫立皇太女之事云：

以韋氏侮弄國權，搖動皇極。賊臣遞構，欲立愛女為儲；愛女潛謀，欲以賊臣為黨。昭容泣血極諫，扣心竭誠，乞降綸言，將除蔓草。先帝自存寬厚，為掩瑕疵，昭容覺事不行，計無所出。上之，請擿伏而理，言且莫從；中之，請辭位而退，制未之許；次之，請落發(fā)而出，卒為挫衂；下之，請飲鴆而死，幾至顛墜。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堅貞，廣求入腠之醫(yī)，才救懸絲之命，屢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請退為婕妤，再三方許。

這段文字記載上官婉兒對于韋后欲立皇太女之事，持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并將上官婉兒的剛強、果敢、機智、決斷的性格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但對于唐隆政治本身，因為事涉非常，加以上官婉兒橫死的結局，不便對其細節(jié)作過多的記述，故而采取曲筆方式表現(xiàn)，可見墓志的作者在行文過程之中是應勢而變化的。

3.重視整飭錘煉語言文字

細讀志文，感受到全篇是整飭典雅的駢體文字，但又不落俗套，在整飭中求變化，在典雅中顯精致，將關涉唐代重大歷史事件的關鍵人物有血有肉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首先，四六句式作為文章的主體句式。如四字句式：“官寮府佐，問望相趨，麟閣龍樓，輝光遞襲，富不期侈，貴不易交?！绷志涫剑骸安赊龤椨谠闫?，一令典籍困窮；錯綜極于煙霞，載使文章全盛?！倍嗟氖撬牧诲e句式，如描寫上官庭芝：“落落萬尋之樹，方振國風；昂昂千里之駒，始光人望。”“訪以荒陬，無復藤城之櫬；藏之秘府，空余竹簡之書?！泵鑼懓矘饭髦妫骸百\臣遞構，欲立愛女為儲；愛女潛謀，欲以賊臣為黨?！泵鑼懮瞎偻駜褐溃骸褒旪埌素?，與紅顏而并銷；金石五聲，隨白骨而俱葬。”其次，在注重對仗的基礎上采取遞進方式行文。如志文敘述上官婉兒極諫的方式：“上之，請擿伏而理，言且莫從；中之，請辭位而退，制未之許；次之，請落發(fā)而出，卒為挫衂；下之，請飲鴆而死，幾至顛墜。”層次是上、中、下三種，而三個層次的句式都是“二、五、四”的固定格式。再次，銘文既整飭而又富于情感的變化。銘文部分由兩段四字句構成：其一是表現(xiàn)墓主顯赫的家世傳承，“公侯相繼”和“宮闈以得”而“若合符契”；其二是抒寫墓主死后的哀婉感傷，“瀟湘水斷，宛委山傾，珠沉圓折，玉碎連城”，抒情的語調(diào)通過整飭的文字出之，更具感人意味。序文側重于上官婉兒家世，故銘文的第一段重在家世的顯赫和傳承；序文側重于中宗撥亂反正及與之相關的唐隆政變的描寫，故銘文的第二段重在對于上官婉兒之死的感傷和嘆惋。

中國文學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與政治緊密聯(lián)系，在這樣的聯(lián)系中，特殊的政治人物又成為重要的關節(jié)點，從中體現(xiàn)出的家族特征又影響文學史的演進歷程，初唐的上官氏家族無疑是非常典型的。上官氏家族從上官弘到上官婉兒四世，政治上都是不幸的，而文學上卻是幸運的。以上官儀為代表的“上官體”在當時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也奠定了上官儀的詩壇宗主地位，上官婉兒則是初唐詩風轉變過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同時又體現(xiàn)了“上官體”家學傳承的因素。《上官婉兒墓志》的出土，更證實了其祖孫四代在文學上的修為，文學發(fā)展的政治背景和家族因緣在此得到了集中的體現(xiàn)?！渡瞎偻駜耗怪尽繁旧硪簿哂泻芨叩奈膶W價值，就傳記文學而言，剪裁非常特別，通過家世的敘寫及政治斗爭中表現(xiàn)的描述，把這位復雜人物的成長歷程和性格凸顯出來。同時，這樣一位悲劇性政治人物的一生，如果客觀寫實的話，又會觸犯政治忌諱和墓主聲譽，因而作者巧妙地采取了曲筆的表現(xiàn)方式。這種曲筆和史書敘事的“春秋筆法”相似，是墓志尊體的需要，也是為死者諱的需要，因而在特殊政治人物的墓志中較為常見，這種“春秋筆法”也表現(xiàn)出超越一般史書的特殊性。就墓志的文學表現(xiàn)而言，則重在運用駢體構建文章格局，關注細節(jié)彰顯人物性格，重視整飭錘煉語言文字，成為一篇富有文學內(nèi)涵的政治人物墓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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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吳鋼：《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 杜桂萍 馬麗敏］

SHANGGUANFamily and theLiteratureinEarly TangDynasty——Discussion on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Newly Excavated SHANGGUAN Wan’er Epitaph

HU Ke-x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Zhejiang 310028,China）

Abstract：SHANGGUAN Yi and Wan’er are two leaders successively in poetic circle in early Tang Dynasty,and influencethedevelopment of poetry in Tang Dynasty.Recently,theexcavation of SHANGGUAN Wan’er Epitaph brings a new chance to the research of the literature in early Tang Dy?nasty,especially the record of the family background in half space of the epitaph which provides cru?cial original empirical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early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family literature. SHANGGUAN Wan’er Epitaph is also an excellent biographical literature,which reveals a new change on the epitaph style through the special form of biography and the obscure words with euphemistic .

Key words：SHANGGUAN Wan’er Epitaph;SHANGGUAN family;poetic circle in early Tang Dynasty;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作者簡介：胡可先，男，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唐宋文學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唐代的文學家族與家族文學：以新出石刻為依據(jù)的考察”，項目編號：10BZW029；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劃基金項目“唐代家族與文學研究”，項目編號：09YJA751077

本文原載于《求是學刊》 2014年第5期 P163-172頁，轉載請注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