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啟示錄》 張國剛 著 中華書局

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殘卷（局部） 國家圖書館藏

【書榜訪談】

銀杏葉落得滿地金黃，清華園已入深秋。從西門到二校門，從大禮堂到老圖書館，一路上都有不少人在拍照。拍景，也拍人，把關于秋天的記憶凝固在照片里。

“‘現(xiàn)在’轉(zhuǎn)瞬即逝，成為‘過去’，‘未來’還沒來。只有歷史，才是我們真正擁有的?！睆奈谋睒堑男畔淅锱醭隽艘淮筠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國剛回到辦公室，談學，論史，聊他的新書《資治通鑒啟示錄》，不經(jīng)意間提起，此時距離司馬光出生，已有千年。

光明書榜：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讀《資治通鑒》的？這部《資治通鑒啟示錄》與2016年出版的《〈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有什么不同？

張國剛：《資治通鑒》這部書，我年輕時就念過。我的博士論文、碩士論文研究的都是隋唐史，那時讀《通鑒》，主要是看隋唐五代的部分。但《通鑒》寫史，從戰(zhàn)國一直寫到五代，書只讀一半，總覺得不合適。十幾年前，我在學校里開了“《資治通鑒》導讀”課，這是一門面向全校學生的文化素質(zhì)課，挺受歡迎。在備課的過程中，我讀完了《資治通鑒》，有的內(nèi)容還是反復讀。六年前，這門課在清華大學的慕課平臺“學堂在線”上線，線上聽課的學生近十萬人，選擇認證學習的也有幾萬人。《〈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是根據(jù)這門課的講稿整理的，2016年在中華書局出版，入選了當年的年度“中國好書”。

《資治通鑒啟示錄》來自我在《月讀》雜志連載的《〈資治通鑒〉講座》。這個欄目每月一篇，從2014年到2019年，我連續(xù)寫了6年。這些年，我不僅給清華的本科生講《通鑒》，也給進修生講，還在全國和海外的不少地方講。在這個過程中，我對《通鑒》愈發(fā)熟悉，寫起文章來就心里有底。

兩本書相比，《〈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更通俗一些，因為最初是課堂講稿，《資治通鑒啟示錄》的基礎是文章，雖然也通俗，但相對嚴謹一些。兩本書的內(nèi)容有重疊，也有差異。除了這兩本書，我還寫了一本《〈資治通鑒〉與治世得失》，可以看作是《〈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的姊妹篇，書稿也交給了中華書局，明年可以出版。

光明書榜：您這兩本書雖然以《資治通鑒》為核心，但都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紹《資治通鑒》，也引用了不少其他文獻中的史料，這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張國剛：《資治通鑒》編寫于宋代，距離隋唐五代比較近，因此隋唐五代部分收進了一些其他史書中沒有的文獻，史料價值比較高，但它并沒有囊括所有材料。

隋唐之前，《通鑒》沒太多獨家材料，但是對史料有所取舍。比如，《通鑒》記載，趙簡子在選擇接班人時，給長子伯魯、幼子無恤每人一支寫著訓誡之辭的竹簡。三年后，伯魯把竹簡丟了，也忘了上面的話；無恤不僅熟記那些話，還從袖子里拿出了竹簡。而《史記》記載，趙簡子讓幾個兒子上山尋找“寶符”，其他人都沒找到，只有無恤說“已得符矣”，因為他在山上發(fā)現(xiàn)“代可取也”（可以奪取代國）。這體現(xiàn)了無恤的政治才能，但《通鑒》沒記。再比如，在講商鞅變法時，我將其與古希臘的城邦改革進行比較，還涉及了外國的史料。我沒把自己限制在《通鑒》這一部書中，而是希望廣收不同材料，把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講清楚。

我們說《通鑒》重要，并不是說它處處重要。比如“臣光曰”的部分，也就是司馬光的評論，就不像它的史料價值那么高。司馬光距離我們已經(jīng)一千年了，同樣一件事，站在當時的立場上去看，他的評論可能是對的，今天可能就顯得有些迂腐。對于大多數(shù)讀者來說，只關心《通鑒》記載的歷史事實就可以了，不需要對“臣光曰”投入太多精力。

光明書榜：《資治通鑒》主要呈現(xiàn)的是歷代治國理政的經(jīng)驗得失，古往今來有很多政治家愛讀這部書。對于普通讀者來說，《資治通鑒》的價值在哪里？

張國剛：普通人的知識來源，除了親身實踐，主要來自閱讀。面對世間萬物，如果只根據(jù)我們有限的實踐、眼耳所及作出判斷，就太隨機了、太狹小了。系統(tǒng)地讀一些歷史書，可以拓展我們的視野。

司馬光不是一個很優(yōu)秀的政治家，但他記載歷史是認真的。他編寫《資治通鑒》的動力主要有兩點，一個是給君王提供借鑒，另一個是編纂一部客觀可信、能傳之萬世的通史?！百Y治”與“實錄”今天看起來是矛盾的，但在古代史學家那里其實是統(tǒng)一的。

《資治通鑒》固然是寫給帝王讀的書，但帝王首先也是人，《資治通鑒》也有很多關于人生的經(jīng)驗：智伯雖然有很多優(yōu)點，但是“不仁”，最終智家被滅；吳起到哪都能建功立業(yè)，但在哪都待不住，這里面就有一個如何在彰顯個人價值的同時兼顧各方利益的問題。人生中處處都有類似的問題需要面對。

元代學者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薄顿Y治通鑒》不只是寫給政治家讀的，它的內(nèi)涵是非常豐富的。

光明書榜：現(xiàn)在有不少業(yè)余愛好者參與歷史寫作，寫得很熱鬧，但他們的學術基礎讓人不太放心。一些歷史學者的通俗歷史寫作，有的為了通俗而不夠深入，有的留有學術寫作的痕跡，顯得“不可愛”。有評論說，您的《〈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標志著歷史寫作與歷史閱讀的轉(zhuǎn)向。其實，您是近些年才開始系統(tǒng)閱讀、寫作《資治通鑒》的，為什么要“跨界”？

張國剛：前面說過，我的碩士、博士階段研究的都是隋唐史。1989年，我獲得洪堡獎學金到德國留學，發(fā)現(xiàn)在德國評教授需要有兩本書，一本是博士論文，一本是教授論文，兩本書要涉及不同的領域。在這種傳統(tǒng)的影響下，面廣是很自然的事。現(xiàn)在，除了隋唐史，我還做海外漢學、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領域的研究。

年輕學者抓住一點做深入的研究，這是很好的。但如果資深年長一點，有了一定學術積累之后，可以跨界做點感興趣的事。你已經(jīng)有了比較寬的視野、比較長的經(jīng)歷，甚至可以指導研究生了，就應該充分發(fā)揮自己在宏觀思考方面的長處。

《資治通鑒》當然是一部比較宏觀的書。我寫《資治通鑒啟示錄》，認為普通人讀史，可以主要抓三件事：認人、記事、悟道。認人，就是認識那些重要的歷史人物；記事，就是要把歷史事件的脈絡搞清楚；悟道，就是從歷史中汲取智慧，也就是“啟示”?，F(xiàn)在編輯把書名定為“啟示錄”，只拎出了“悟道”這一方面，略嫌窄了一點。

光明書榜：與紀傳體的《史記》相比，編年體的《資治通鑒》閱讀難度是比較大的，不容易入手。對于如何閱讀《資治通鑒》，您有什么建議？

張國剛：這可以分為幾種情況。如果你對《資治通鑒》本身不感興趣，只是想了解《資治通鑒》記載的那些歷史知識，可以先讀讀《通鑒紀事本末》《綱鑒易知錄》之類的書，把記載史實更翔實的《資治通鑒》放在后面讀；要想了解《資治通鑒》的智慧、思想，還可以讀王夫之的《讀通鑒論》，也可以讀我的書；如果是對《資治通鑒》這部書好奇，就必須讀原著。

讀《資治通鑒》原著，我建議不要一下子從頭讀到尾，而是要先挑有興趣的事讀。比如，你對安史之亂感興趣，就把別的線索先放一放，只讀與安史之亂有關的內(nèi)容。這樣連貫地讀下去，就形成了一部自己的《通鑒紀事本末》了。南宋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在條目的設置上略嫌老套，他認為可以立目的，今天未必重要。

社會大眾讀《資治通鑒》這樣的書，不要有什么功利目的，就應該一本書、一杯茶，慢慢讀。只有這樣，才能讀出它背后的東西來。

標點本《資治通鑒》修訂工程啟動

在司馬光誕辰一千年之際，標點本《資治通鑒》修訂工程日前在中華書局啟動。修訂工作由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團隊承擔。1956年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鑒》，是新中國最早組織開展的大型古籍整理工作。此次修訂，力圖將其從“標點本”升級為“點校本”：原標點本重點是標點、斷句，本次修訂將選擇善本作為底本，進行符合現(xiàn)代整理規(guī)范的全面?？薄?/strong>

（本報記者杜羽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