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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舉報大鹽梟黃玉林的密折出現(xiàn)在道光皇帝面前時，大清帝國最重要的產(chǎn)鹽地——兩淮鹽場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作為清政府財政收入的第二大來源，鹽稅始終占到帝國財稅的1/5以上。而其中，又以兩淮鹽稅為最大宗，政府每年從這里獲取的鹽利超過400萬兩（道光時期每年全國鹽稅大約750萬兩），比全國任何一個省的田賦收入都要高。對此，曾任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的陶澍說過：“東南財賦，淮鹺最大，天下鹽務，淮課為最重。” 但是，根據(jù)官方統(tǒng)計，在道光十一年（1831）以前，兩淮歷年虧減的鹽稅竟然高達6300萬兩。作為帝國最顯赫的兩淮鹽商，這些巨富中，竟然也有人撐不下去，資本蝕空，以破產(chǎn)收尾。原因當然有很多，但私鹽的泛濫是導致帝國財稅虧空和鹽商巨富破產(chǎn)的主要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最大的鹽梟案，爆發(fā)了。 1 中國的鹽業(yè)專賣政策，起源相當早。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管仲治理齊國時提出來的“官山?！闭撸粗鲝堄蓢覊艛嘟?jīng)營鹽業(yè)、礦產(chǎn)以及各種山林資源。再往下，就是漢武帝時期，桑弘羊為漢武帝構建的國有經(jīng)濟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正是鹽鐵官營。 漢武帝推行鹽鐵官營，一個主要原因是壟斷利源，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用于填補常年對匈奴戰(zhàn)爭的財政漏洞。但還有一個原因鮮為人知，那就是要限制大商人和地方豪強的勢力，防止他們成長為鹽鐵巨富，重演漢初七國之亂的悲劇。 所以，鹽鐵專賣從一開始就帶有國家控制的雙重目的：不僅是中央與地方豪強、富商巨賈的經(jīng)濟利益之爭，同時也是政治控制的一個重要手段。 只不過，經(jīng)濟控制和政治控制，歷史越往后走，前者越發(fā)掩蓋了后者。分界點出現(xiàn)在唐朝中葉，安史之亂爆發(fā)以后。 唐朝自618年立國后，有140年對鹽業(yè)實行無稅制，任其自由買賣。但安史之亂后，國家經(jīng)濟困窘，政府要搞錢，第一時間就想起了老祖宗管仲和桑弘羊。 758年，理財名臣第五琦實施鹽業(yè)專賣法，政府通過壟斷鹽業(yè)來開辟財源，增加收入。自此，終結了唐朝鹽業(yè)140年不上稅的歷史，也終結了中國歷史上食鹽自由買賣的歷史。此后歷朝歷代，鹽業(yè)都是高度壟斷的行業(yè)，無一例外。 第五琦的鹽政方案，被后人歸納為“民制、官收、官運、官銷”。也就是除了食鹽的生產(chǎn)由鹽戶完成，其他環(huán)節(jié)包括收購、轉運、出售等等，都是政府來做。政府之所以要把所有環(huán)節(jié)都捏在手里，是不想假手他人，從而獲取最大的利益。但是，高度國有化的弊端總是十分明顯。后來的宋朝，也曾實行過這種高度國有化的官鹽政策，結果宋仁宗初期垂簾聽政的劉太后有一次問大臣：“聽說外頭都在埋怨食鹽的品質很差，是真的嗎？”大臣們回答說：“只有御膳和宮中的鹽是好的，外頭吃鹽就跟吃土一樣，難吃死了?！眲⑻舐牶?，長嘆一口氣：“不是這樣的，御膳用的鹽也多土，根本不能吃。”這就是政府把一種東西完完全全壟斷后，所能呈現(xiàn)出來的“品質”。 第五琦的鹽政方案實施幾年后，唐代另一個理財大師劉晏就發(fā)現(xiàn)了其中潛藏的問題，于是對鹽法進行完善，改為“民制、官收、官賣、商運、商銷”。劉晏的改革，最大的不同是引入了商人的角色：政府只負責從鹽戶手中收購食鹽，再轉手賣給鹽商，中間的差價就是國家的財稅；至于后面的轉銷環(huán)節(jié)，政府抽身出來，直接交由商人去辦。 這雖然也是國家專賣制度，但政府大包攬的程度相對有所降低了。 劉晏的鹽政改革，影響很大。帝制時代叱咤風云的鹽商階層，就是在劉晏改革后產(chǎn)生的。而且，鹽商“不屬州縣屬天子”，中央直管，可想而知，在壟斷行業(yè)里分得一杯羹，迅速積累財富那是分分鐘的事。史書記載，唐朝一個名叫龔播的人，出身貧困，以販賣蔬菜瓜果為業(yè)，劉晏改革后逮住時機，成為政府認定的鹽商，獲利豐厚，十余年間積財巨萬，竟然躍升為四川地區(qū)的首富。真是典型的站在政策風口上，豬也能飛。 伴隨著一批鹽業(yè)巨富的誕生，朝廷則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根據(jù)史書記載，劉晏主持鹽政近20年間，把政府鹽利收入從40萬緡提高到了600萬緡。鹽利收入，占到唐朝財稅收入的一半。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俸祿皆仰給焉”。以后的朝代，對鹽利的依賴同樣有增無減。最高峰時，南宋高宗時期，鹽利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54%以上。 唐以后的朝代，除了個別時期，基本都沿用劉晏的鹽政政策，長達850年。一直到明朝萬歷后期，才被袁世振主導推行的綱運法所取代——政府不再收鹽，由鹽商直接向鹽戶收購運銷，即實行“民制、商收、商運、商銷”的鹽商專賣制。 而晚明的這一新政策，則開啟了此后綿延300余年權力尋租最高峰的紅頂商人時代。 關于明清鹽商的影視作品 2 權力尋租是壟斷的衍生品。就像硬幣的兩面，腐敗與壟斷共生共存，不管朝代如何更替。這不是人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 唐朝中葉以后1100多年的帝制時代，每個朝代的政府都對鹽政進行過或多或少的改革，但其核心目的，不在于打破壟斷，而在于堵塞漏卮，盡可能提高政府的鹽利收入。這就決定了無論如何改革鹽政，權力尋租和腐敗都如蠅附羶，驅之不去。 劉晏在政府鹽業(yè)壟斷中引入鹽商群體，是以“官商共利”的形式，讓商人協(xié)助政府攫取鹽利，提高效率。在這種情況下，鹽商實際上是政府的代理商，到了清代，大鹽商甚至要替政府組織緝私隊，打擊私鹽，成為半官半商的官商。 歷史學家王家范說，歷代鹽法多變，此中有許多機巧，其主軸則始終是政府與鹽商分割利權的糾葛。鹽商的命運也隨之而波動起伏，但鹽商似乎是商人之中最善于利用政策、屈伸自如的蜥蜴。他又說，鹽商為傳統(tǒng)中國的特產(chǎn)，在帝國絕大多數(shù)年代，他們之中能暴富者，多走官商串聯(lián)、權錢交易的門路，老實經(jīng)營者的處境則始終不脫“艱難”兩字。 從帝制時代的鹽商誕生之日，他們就是權力尋租的堅定執(zhí)行者、順從者和受益者。 大鹽商真正暴富的原因，并非來自于賺取食鹽低買高賣的差價，而是有太多附生在權力之上的生財之道。最典型的一種操作，就是鹽商伙同鹽政官吏一起坑朝廷。官吏允許聲稱湊不足巨額現(xiàn)錢的鹽商賒銷官鹽，事后再把這些賒賬做成壞賬，能賴則賴，反正虧空的是國有資產(chǎn)，利益卻進了個人口袋。 唐朝后期查處過一個名叫盧昂的福建鹽官，不僅搜出了30萬貫贓款，還從他家里發(fā)現(xiàn)了金床、金枕頭。一個地方的鹽務官員，已經(jīng)貪污、奢靡到這種程度，在其背后供養(yǎng)他的那些大鹽商，又該富到什么地步呢？ 在宋代，由于鹽業(yè)的暴利，使得一些軍隊、官員“赤膊上陣”，參與倒賣私鹽，牟取暴利。南宋末期，宰相賈似道利用個人權勢，指使下人大量販賣私鹽，當時人寫詩諷刺說： 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 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一個統(tǒng)治時間兩三百年的王朝，必定要屢次改革鹽政，為什么？每一次鹽法改革初期，國家鹽利收入大增，隨后商蠹、官蠹必定串通起來侵蝕鹽利，導致國家鹽利銳減，于是不得不進行新一輪改良。 但是，改良改良，越改越?jīng)觥?/span> 明朝是鹽法改革最為頻繁的朝代。最初實行“開中法”，要求商人押送糧食到“九邊”（9個軍事邊鎮(zhèn)）換取鹽引，獲取鹽業(yè)專賣商資格，然后憑鹽引到鹽場兌鹽，再轉運到指定的銷售區(qū)域內賣鹽。這項政策出臺后，憑借地理優(yōu)勢的山西、陜西商人迅速崛起，成為帝國最具實力的山陜商幫。白銀盛行并成為明朝的通用貨幣后，政府在鹽政上推出了“運司納銀制”，不用鹽商運糧到邊鎮(zhèn)了，只要直接給鹽務部門交納白銀，就能換得鹽引。這一下，靠近兩淮、浙江鹽場的徽州商幫，逐漸取代山陜商幫，成為帝國鹽業(yè)中新的大佬。 不過，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鹽商的輪番崛起是地理區(qū)位決定的。在地理區(qū)位的背后，其實一直隱藏著一張更深廣的關系網(wǎng)。鹽商走過的每一步，都有權力之手在操縱。水最深的一步，出現(xiàn)在用鹽引換鹽這一環(huán)節(jié)。商人們都拿著鹽引到兩淮鹽場換鹽，結果被告知，慢慢等著吧，前邊還有幾千號在排隊呢。沒有一個商人等得起三五個月，更不要說三五年，但鹽務官員或其親屬家人，有本事讓一個商人提前換到鹽。所以，到此為止，鹽商們真正的“肉搏”才剛剛開始，只是從來不是拼什么商業(yè)模式或商業(yè)創(chuàng)新，而是拼關系，拼后門，拼權錢交易。 從明初宣德、正統(tǒng)開始，已經(jīng)有一批官員及其親屬活躍在鹽商的背后，充當真正的大boss。到后來，這些幕后老板將權力之手繼續(xù)往上摸：不是有錢有糧就能換鹽引、做鹽商，而是要先從他們手里買一個“中鹽資格”。這種資格叫做“窩”，商人要通過錢財與關系網(wǎng)，從控制“窩”的人手中買“窩”，買到“窩”之后，才配稱為鹽商。 徽商在帝國鹽業(yè)體系中，最終超越秦商和晉商，正是因為更早意識到了從事鹽業(yè)資本要厚、關系要硬，所以舉家族、宗族之力，把在其他行業(yè)積累起來的資本都轉移到了兩淮鹽業(yè)中。明清時期，有資格稱為“大賈”“上賈”的商人，基本都是鹽商，可見這個壟斷行業(yè)集聚了全國最有資本和權勢的商人。 帝國鹽商的興替，是那個時代上層圈子的權力游戲。 但鹽商的一切付出，包括權力尋租的代價，終究是要從鹽業(yè)生意中加倍賺回來的。兜兜轉轉，為這一切埋單的，終究還是老百姓和國家財政。 萬歷后期，袁世振在兩淮實行“綱運法”改革，說明朝廷的鹽利已經(jīng)被鹽業(yè)中的官商侵蝕得差不多了。“綱運法”打破了官員潛規(guī)則賣“窩”的灰色秩序，由政府直接指定資本雄厚的商人為綱運商人。這些資本雄厚的鹽商以“占窩”的形式，成為承領鹽引、擁有“鹽綱”壟斷權的綱商，相當于總經(jīng)銷商。綱商的出現(xiàn)，標志著寄生性極強的鹽業(yè)壟斷型大鹽商的成立。 袁世振為了改革能夠順利進行，對原有的大鹽商“一概撫而用之”，使其成為綱商。綱商不僅有專賣權，而且有世襲性質，這無疑加劇了鹽商大規(guī)模輸獻的行為。因為一旦成為綱商，基本就能確保子孫金山銀山。 可見，在壟斷的前提下，無論如何改革，都逃不脫權力尋租的制度之弊。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初期，是揚州鹽商最輝煌的時期，身為帝國紅頂商人，一個個腰纏萬貫，無所不能。史載，揚州有個大鹽商，錢實在多得沒處花，相當郁悶。手下人給他想了個辦法，用金條去買金箔，載至金山塔上，向風飏之，頃刻而散，天空中、草地上一片金光閃閃，大鹽商這才心情轉好。 但是，你以為這些大鹽商一個個都是人精，都是巨富，其實他們也不過是帝國時代的提線木偶。歷史學家王家范說，這些大鹽商攀緣于國家財政政策提供的非?？臻g，既要與政治權力同流合污，也要時時受到政治權力強烈的干預和百般勒索，更受國家政策和政治形勢波動，機體脆弱，命運無常，絕沒有把握自我的主動權。 3 高居帝國財富頂層的鹽商，爭斗起來尚且如此不堪；身處帝國底層的百姓，在“官商共利”的背景下，更是時刻會被犧牲掉的一群螻蟻。 從技術或經(jīng)濟上來看，食鹽本身并無太大價值，但一壟斷之后，性質就徹底變了。官鹽專賣以來，鹽價長期居高不下。唐初的鹽價，每斗10文錢，到第五琦改革后，鹽價飆升至每斗110文錢，漲價10倍。到了元代，有官員統(tǒng)計，官鹽賣到百姓手里，每斤加價到了800文錢，而且這個價格還在往上走。這名良心感覺到痛的官員，在上疏中慨嘆，“瀕海小民猶且食淡，深山窮谷無鹽可知”。史書中，歷朝歷代關于百姓“終年不食鹽”“食鹽之家，十無二三”的記載，并不鮮見。 鹽價死貴，平頭百姓已經(jīng)吃不起鹽了。 但是，鹽價居高不下，從來不是由產(chǎn)鹽的成本決定的。事實上，產(chǎn)鹽的成本極低極低，隨著技術的發(fā)展，這個成本還在往下掉。為國家產(chǎn)鹽的灶戶（鹽戶），作為帝國暴利行業(yè)的供應端，卻是極貧極苦的一個階層。元朝末年，紹興人王冕曾夜宿上虞曹娥廟，親眼目睹了當?shù)卦顟舯还俑呃U鹽課，不堪忍受而自殺的情形。王冕因此寫下一首詩，記錄灶戶的血淚史： 前夜總催罵，昨日場胥督。 今朝分運來，鞭笞更殘毒。 灶下無尺草，甕中無粒粟。 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 夜永聲語冷，幽咽向古木。 天明風啟門，僵尸掛荒屋。 食鹽，這一平常的日常必需品，變得越來越金貴，完全是由最愛君上面所講的各種白色、灰色以及黑色成本層層疊加的惡果——
帝國頂層圈子為了分蛋糕，需要不斷用錢開路，環(huán)境確實險惡；但他們不會看到，龐大的底層為了撿蛋糕屑，處境已經(jīng)險惡到了需要以命相搏的地步。 強光之下，連陰影都會消失。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會以極端的形式提醒整個帝國，陰影人群的存在。 私鹽問題，歷經(jīng)1100多年，在帝制時代從未消失，恰恰證明了陰影始終未曾被驅散過。盡管每個朝代都對販賣私鹽者制定極其嚴苛的刑律，只要是三人以上盜販私鹽，帶頭的那個就是死罪，但這完全阻擋不住私鹽越來越泛濫的趨勢。北宋的蘇軾，在一封奏疏中說：“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币荒曜チ?7000人，都剎不住私鹽問題啊。元朝初年，官府僅在松江府上?？h一地就先后捕獲了“鹽徒五千”。到清代，廣東的食鹽貿(mào)易有一個公開的說法，叫“官三私七”。就是說，有七成的市場都被私鹽侵蝕了。 從事私鹽販賣的群體構成，最愛君特別細分為兩大類：
可怕的是，歷朝的緝私官吏都很“識做”：但凡遇到生存驅動型的私鹽販子，他們就窮追猛打，竭力搜捕，以應付差事、邀功請賞；但凡遇到暴利驅動型的私鹽販子，因為這種人要么有團伙，要么有靠山，要么有行賄能力，他們就略而不問，甚至暗中成為其保護傘。 長此以往，促成了生存驅動型鹽販子向暴利驅動型鹽販子合流。私鹽販運的團伙化和武裝化，從唐末以后就日趨明顯。有些地方，全村出動，集體走私，甚至聯(lián)絡周邊幾個村落，統(tǒng)一行動，以團體武裝的形式增強對抗官府的能力。 這兩種鹽販子一旦合流，形成大鹽梟，一個王朝基本就走到尾聲了。類似的情形在歷史上多次上演，儼然是鹽業(yè)對帝國統(tǒng)治的一個詛咒： 唐朝末年，多次考科舉失敗的黃巢，與王仙芝共販私鹽，數(shù)月之間，聚眾數(shù)萬，給了唐朝致命一擊。與此同時，另一撥販鹽起家的鹽梟，比如王建、錢镠等人，選擇進入體制之內，在鎮(zhèn)壓黃巢起義以及藩鎮(zhèn)兼并戰(zhàn)爭中脫穎而出，成為五代十國割據(jù)政權的創(chuàng)立者。 元朝末年，“世以浮海販鹽為業(yè)”的方國珍，被仇家告發(fā)販賣私鹽，無奈之下，走上反元之路。方國珍被逼起事的最初支持力量，幾乎全部來自跟他一樣長于海邊的私鹽販子。他們起兵后，精準攻擊帝國的漕糧海運系統(tǒng)，燒官船，劫漕糧，盛極一時的元代海運在危機重重中被迫停運，造成元大都嚴重的糧食危機，加速了元帝國的衰亡進程。 一粒鹽拖垮一個大帝國，這真的不是危言聳聽。 乾隆南巡，是大鹽商巨額政治輸獻的機會 4 從鹽業(yè)問題去考察中國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偌大的帝國只有歷史循環(huán)，而沒有歷史進步。專賣壟斷—權力尋租—私鹽泛濫—起義抗爭—重新壟斷，這個歷史循環(huán)幾乎在每個朝代都要重演一遍，從未被打破。 清道光年間的大鹽梟黃玉林案，是唐朝中葉以后1100年間帝國圍繞一粒鹽展開循環(huán)爭斗的一個縮影。這個案子，不是起點，也不會是終點。 道光十年（1830）四月，道光皇帝接到舉報黃玉林的密折。密折稱，53歲的湖南人黃玉林是一名販私慣犯，數(shù)次逃過法律制裁，眼下正以江蘇儀征為中心，構建起一支跨越數(shù)省的龐大販私隊伍，旗下?lián)碛写蟠?、小船無數(shù)，接連不斷地運送私鹽，每次販私“以數(shù)百引計”（一引大概400斤，數(shù)百引相當于幾萬斤）。這些走私船上刀槍林立，每個關隘都有受賄的官吏與其勾結，任其往來，不加阻攔。更可怕的是，黃玉林為邀結民心，規(guī)定他的隊伍只販私，不搶劫，不偷盜，頗有打擊報復官商聯(lián)合哄抬鹽價的俠義之風。 道光對這份密折十分重視，可能他擔心唐末或元末的故事在他的帝國發(fā)生，因此緊急密令兩江總督蔣攸铦：務必不遺余力破獲黃玉林案，要軍隊、要人、要錢，隨時開口，管夠。 蔣攸铦身在地方，知道更多道光不知道的內情：黃玉林可能是兩淮最大的鹽梟，但不排除還有更大的鹽梟。蔣攸铦希望通過招安，讓黃玉林為官府所用。如果黃玉林接受招安，那肯定能幫助抓捕一大批鹽梟，還能影響一大批鹽梟主動投案。 當蔣攸铦將招安方案報告給道光時，道光立馬看出蔣攸铦這個人其實是怕事。 大約一個月后，黃玉林帶領同伙伍步云、伍光藻等8人，船12只，私鹽37000斤，赴官投首，接受招安。隨后，在黃玉林的配合下，官方迅速破獲了另一起大案，一次就緝獲李玉良、顧大、王三等12名大鹽梟。受此影響，鹽梟不斷自首，“有業(yè)者170名，無業(yè)者243名”，合計400多人。 正當蔣攸铦以為這個案子可以完美結案的時候，萬萬沒想到，黃玉林愿意接受招安，原來只是緩兵之計。僅僅兩個月后，黃玉林“復圖販私”，重新謀劃起販私大計。之前已對蔣攸铦的招安方案不滿的道光皇帝，此刻勃然大怒，責令新任兩江總督陶澍重辦此案，而蔣攸铦則受到革職處理。 陶澍最終將黃玉林處決，至此，清代最大的鹽梟案落幕。 但陶澍是一個有想法的能臣，殺了一個黃玉林，根本無法解決1000多年來私鹽泛濫的問題。他知道，私鹽泛濫，鹽梟振臂一呼天下從的根源，在于虛高的鹽價；而鹽價虛高的根源，在于壟斷。自明萬歷后期實行“綱運法”，200年來，綱商世代相承，與官府勾結，將鹽業(yè)當成自己的世襲領地，不容他人染指。即便是明清易代這樣的大變局，以徽商為主體的大鹽商仍舊牢牢掌控著鹽業(yè)核心，坐得暴利。 不久，陶澍在淮北地區(qū)推行鹽政改革，以“票鹽制”代替“綱鹽制”，廢除原有的鹽商壟斷體制，無論何人，無論資本多寡，只要照章納稅，就可以領票運鹽進行販賣。這樣一來，許多中小商人進入鹽業(yè)領域，沖擊了原來的大鹽商，使得大鹽商權力盡失，而鹽政則大為改觀。票鹽和綱鹽相比，最大的優(yōu)點是打掉了各種灰色和黑色成本，讓食鹽回歸到相對低價的狀態(tài)。陶澍說，實行票鹽前，“百姓淡食，不得已而買食私鹽”，“自票鹽到境，鹽價頓減，取攜甚便，民情安之”。 陶澍的改革，極大地觸動了既得利益者，以至于徽商都在詛咒他。但他之所以有能力推動這項改革，除了個人的魄力之外，主要還得益于當時的背景——鹽政久未改革，帝國鹽利又被侵蝕得厲害，是時候祭起改革的大刀了。陶澍的票鹽制，恰逢其時，因而得到了上面的支持。 可以說，陶澍的票鹽制，已經(jīng)是帝制時代鹽業(yè)壟斷前提下，最具自由貿(mào)易性質的了。然而，這次改革還來不及推廣，清朝就遭遇了長達1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戰(zhàn)亂，阻遏了改革，也讓清朝錯失了解決私鹽問題的時機。 當鹽梟卷土重來，清朝的統(tǒng)治已進入了倒計時。這一次，鹽梟不僅是團伙化、武裝化，而且跟著時代發(fā)展，集納了會黨、幫派、革命等多種身份，相當于唐末、元末鹽梟們的加強版。 清帝國最終亦難逃鹽梟沖擊的歷史宿命。 外號“徐老虎”的大鹽梟徐寶山，在碼頭、口岸與其他鹽梟的火并和勾結中，站穩(wěn)了腳跟，旗下的私鹽隊伍達萬余人，淮河至沿江一線，都是他的勢力范圍。他身兼鹽梟、青幫、紅幫等多種角色，縱橫捭闔，極具勢力。后雖被朝廷招安，從鹽梟搖身一變成為緝私營管帶，但在清末的革命風潮中，他又迅速反正，為江蘇的光復立下大功，成為清朝的掘墓人之一。 一個朝代結束了。一個時代也結束了。沒有人去回望過去1100多年的朝代更替，鹽——一種白色結晶體，無臭，味咸，在水中易溶解——究竟重復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它制造過盛世，也制造過衰世；它催生過巨富，也催生過悍匪；它有過善，更有過惡；它是制度的化身，更是制度的替罪羊…… 它鋪滿了整個帝國。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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