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有志學文者，其始必力求與古人相似，而不能不從事于摹仿。觀惜抱先生《跋劉海峰詩》云：“海峰先生詩，初猶有摹古之痕。入黟以后所作，如鯤化為鵬，超然九萬里矣。夫古今睽絕，以今追昔，非擬學何由得近？才高者取其精華，才卑者獲其糟粕；功深者化其痕跡，功淺者滯于形模。此在昔人集中，亦多利病互見耳，不得以長覆短，亦不得以短覆長。世之陋才，力不能追希古哲，茍爾成篇，義猥詞鄙，反以脫化自矜，遺哲匠之巨材，訾一端之小失，欺誣后生，蕩滅型矩，此文運之所以衰也。”

《與管異之書》云：“今人詩文，不能追企古人，亦是天資遜之，亦是涂轍誤而用功不深也。若涂轍既正，于古人最上一等文字，諒不可到；其中下之作，非不可到也，昌黎不云‘其用功深者其收名遠’乎？近世人習聞錢受之（謙益）偏論，輕譏明人摹仿。文不經(jīng)摹仿，亦安能脫化？觀古人之學前古，摹仿而渾妙者自可法，摹仿鈍滯者自可棄，雖揚子云亦當以此義裁之，豈但明賢哉？”

《與伯昂從侄孫（元之）書》云：“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須專摹擬一家，已得似后，再擬一家。如是數(shù)番之后，自能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不能逼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

《曾文正公家訓》云：“作文宜摹仿古人間架?！对娊?jīng)》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蹲髠鳌分模喱F(xiàn)成句調。揚子云為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伐韓》，幾于無篇不摹。即韓、歐、曾、蘇諸巨子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后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

此皆言摹擬古人而求與之似，乃初學不可不歷之階級也。其繼又必求與古人不相似，而不可但以摹擬為工。觀顧亭林《日知錄》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之文，時有利鈍，若棄其所長而師其所短，為害尤甚。”

又云：“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然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shù)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亦未嘗似也。”

惜抱先生《古文辭類纂序》云：“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于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云、柳子厚于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于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又《題懷寧江七峰（爾維）詩卷》云：“學古人在得其神理，不可襲其面目。李、杜詩不得其神理，殊成粗率。今亦無他法，但熟讀之，必求得其解而已。又須觀后賢所以學前賢之法。如學杜莫善于昌黎，昌黎豈遂偷杜一字一句乎？學李者莫善于東坡，東坡豈遂肯用‘噫吁嚱’等調乎？學杜但貴得其雄渾處、沉著處、兀傲不測處，學李但貴得其豪縱處、灑脫自在處、飄逸處，又須將我之性情、識解、學問運入，當其下筆，若不知有李、杜然，茲乃妙矣。”此又言摹擬而與古人太相擬，究不可謂非文章之病，故不能不求其脫化也。

昔董文敏公（其昌）論書法云：“其始必與古人合，其后必與古人離。”詩文書畫，蓋同一理。是以惜翁《與方植之書》又嘗總論之云：“大抵學古人必始而迷悶，苦毫無似處；久而能似之；又久而自得，不復似之。若初不知有迷悶難似之境，則其人必終身無望矣。”

而管異之《答侯念勤書》云：“后人為文不能不師古，上者神合之，次者貌肖之，最下者販其辭。今足下作文一篇耳，而疊用陳壽《進諸葛集表》、《漢書·王莽傳贊》、賈生《過秦論》、《谷梁·隱公元年傳》諸調，則似集古人之文，而其中不見己作矣。”

梅伯言《書異之文集后》，亦述其平生切磋之語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shù)體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

夫摹擬者，所以求古人之法度也；脫化者，所以見一己之性情也。周永年論文章：“有法而后能，有變而后大。”蓋由化而變，乃成家數(shù)。

子產(chǎn)有言：“人心之不同，如其而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左傳》襄三十一年）文章亦若是矣。故欲見性情，必存面目。

《昭昧詹言》云：“古人皆于本領上用工夫，故文字有骨氣；今人只于枝葉上粉飾，下稍又并枝葉亦沒了。文字成，不見作者面目，則其文可有可無。詩亦然?！?span>又云：“屈子之詞與意，已為昔人用熟，至今日皆成陳言。故選體詩不可再學。淺者專事盜竊，不見自己面目，人人可用，處處可移，安得不令人憎厭？”又云：“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節(jié)，尤在性情，使人千載下如相接對。”數(shù)條義皆精。

試觀韓文公自言：“欲觀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秀才塤序》）其心之宗仰孟子可知。然考其文，于孟子果步亦步、趨亦趨否？歐陽公自言：“予之始得于韓也，當其沉沒廢棄之馀，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于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記舊本文后》）其心之宗仰韓子又可知。然考其文，于韓子果步亦步、趨亦趨否？是以曾子固《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亦論孟、韓及歐公文章之所長，既云“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又總結之曰：“執(zhí)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zhí)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雖然，古人學古之文，雖以化其痕跡為妙，而精神要未始不與古人?合無間。故班孟堅《兩都賦序》云：“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而歸震川《五岳山人前集序》云：“夫西子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故曰知美而不知臏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為《史記》，則能《史記》矣。荊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子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

方望溪《古文約選序例》云：“序事之文，義法備于《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精蘊，則于三家志銘，無事規(guī)橅，而自與之并矣。”

吾輩茍有志于成一家言，而即古人之法度，以寫一己之性情，其所當用力者，不大可知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