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shù)是我國的四大發(fā)明之一，肇始于隋唐。五代時后蜀馮道利用這項技藝刻印經(jīng)書，至宋而大盛，形成一個新興的產(chǎn)業(yè)，對促進文化、教育事業(yè)和學(xué)術(shù)發(fā)展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宋代，印刷術(shù)的刻印技藝達到了最高水平，宋版書之所以受人們珍愛，其原因也在這里。而代表最高質(zhì)量的宋版書刻印地則是杭州。宋代，歷事北宋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和南宋高宗五朝的學(xué)者葉夢得曾在他的《石林燕語》卷八中說過“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是真實、客觀地反映了實際情況。其中，南宋咸淳間廖瑩中所主持刻梓的《河?xùn)|先生集》就是一部國寶級的精品和宋版書的代表作。

廖瑩中（？—1275），字群玉，號藥洲，邵武（今屬福建）人，進士出身，后為權(quán)相賈似道的門客，居西湖葛嶺，有香月鄰別墅。廖瑩中一生諂事賈似道，政治上無可取，但刻書極有名。時人周密說他所刻印的《九經(jīng)》本最佳，凡以數(shù)十種本子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用撫州萆草紙（另一文說“撫州單抄清江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泥金為簽”，那是真正的精印的豪華本，但此本因為“其刪落諸經(jīng)注為可惜耳，反不若《韓》《柳》文為精妙”。（周密《癸辛雜識·后集》）周密所說的韓、柳文，即是廖瑩中刻的韓愈的《昌黎先生集》和柳宗元的《河?xùn)|先生集》。

《河?xùn)|先生集》為南宋咸淳間廖瑩中世彩堂刻本。世彩堂是廖氏堂名。此書框高 20 厘米，闊 12.7 厘米，每葉 9 行，每行 17 字。注文雙行，行字同。細(xì)黑口，四周雙邊，左下魚尾處有“世彩堂”字樣，各卷后鐫篆書“世彩堂廖氏刻梓家塾”八字。用紙用墨都為上品，所謂紙潤墨香，寫刻精良，有“世無二帙”“無上神品”之譽。同時所刻的韓愈《昌黎先生集》寫刻、用紙、用墨皆同。2000 年，我去國圖閱書，承館方關(guān)照，曾拜手翻閱摩挲，以為平生幸事。廖瑩中刊韓、柳二書，今為國圖的鎮(zhèn)庫之寶之一。

《河?xùn)|先生集》與《昌黎先生集》為柳宗元、韓愈詩文集。韓、柳二人為唐代詩文大家，并稱“韓柳”。巧的是這兩部書所鈐之章有“天籟閣”一印及“項氏萬卷堂圖籍印”“項墨林鑒賞章”等印，印鑒可證直到明代中后期，宋刻兩書一直為項氏兄弟收藏。項氏兄弟藏書時有交換，可判定此書為項元汴（墨林）所藏。

項氏兄弟均是浙江嘉興著名藏書家。兄名篤壽（1521—1586），字子長，秀水（今浙江嘉興）人，嘉靖進士，曾官南京考功郎中，后因政見與張居正不合，稱病辭官歸家，有萬卷堂藏書樓，與子夢原以藏書為樂。項篤壽有弟名元汴（1525—1590），字子京，號墨林，又號退密齋主人，工畫兼擅書法，醉心宋版書收藏，又是書畫收藏大家，因精于計會，家甚富有，故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八有言“三吳珍秘，歸之如流”。其時天下藏書，名聲最大的是江蘇王世貞，據(jù)稱小酉館貯書三萬卷，爾雅樓專藏宋刻本，有人以為“不及墨林遠(yuǎn)甚”。

清順治二年（1645）清兵入嘉興，項氏兄弟所收藏的大量古籍、書畫據(jù)記載盡為千夫長汪六水掠去，下落不明，后代藏書家無不痛惜。朱彝尊《懷鄉(xiāng)口號八首》之五云：墨林遺宅道南存，詞客留題尚在門。天籟圖書今已盡，紫茄白莧種諸孫。朱氏詩下有注：項處士元汴有天籟閣，蓄古書畫甲天下。其閣下有皇甫子循、屠緯真諸公題詩尚存。凡愛書者無不對項氏兄弟所藏古籍及書畫之散感慨萬千，十分痛惜。

項氏兄弟原藏的南宋廖瑩中刻的《昌黎先生集》和《河?xùn)|先生集》及其他宋版書看來并未被汪六水毀掉。后來讀到乾隆皇帝藏書處天祿琳瑯的書目，意外地發(fā)現(xiàn)有不少書就藏在清宮中。據(jù)于敏中《天祿琳瑯書目》所載，有宋本《呂氏家塾讀詩記》（巾箱本）、《唐宋名賢確論》（南宋理宗緝熙殿原藏）及元本《漢書》《朱子語錄》《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明本《六經(jīng)圖》《歐陽先生文粹》、明翻宋本《竇氏聯(lián)珠集》《山谷老人刀筆》等多種。后因天祿琳瑯藏書室遭火災(zāi)，書被毀。重建后，又從清宮各處調(diào)來一批書，據(jù)彭元瑞等撰《天祿琳瑯書目后編》著錄，項元汴舊藏中宋本更多，主要有宋本《大戴禮記》《廣韻》、前后《漢紀(jì)》《資治通鑒》《漢雋》《自警編》《事類賦》《楚辭補注》，元本《東坡先生奏議》《元包經(jīng)傳》，明本《昌黎先生集》《河?xùn)|先生集》。

彭元瑞的《天祿琳瑯書目后編》所著錄的項元汴原藏的宋版書較于敏中的《天祿琳瑯書目》所載為多，這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清宮內(nèi)有專用書庫，天祿琳瑯書庫遭火災(zāi)后，又從書庫中挑選了一批宋元明舊版書供乾隆皇帝閱讀。還有我曾懷疑明版《昌黎先生集》和《河?xùn)|先生集》是否著錄有誤？結(jié)論是不可能。

一是彭元瑞等也是學(xué)者，不可能犯此低級錯誤。二是《后編》中在《昌黎先生集》中彭元瑞等明確寫著：

綜上研究，我們可以這樣來下個簡單的結(jié)論：南宋廖瑩中刻梓的《昌黎先生集》和《河?xùn)|先生集》，明代中后期曾入藏嘉興項篤壽、項元汴家，入清后不知所蹤。其流播情況為兩集曾一度分離，《昌黎先生集》先入江蘇藏書家汪士鐘家，后流入郁松年處，再由郁家轉(zhuǎn)入廣東豐順丁氏持靜齋，后又由丁氏處流入山東聊城海源閣，民國間入湖南祁陽陳清華（字澄中，1894—1978）之手；而《河?xùn)|先生集》自清初從項元汴家流出后，為緯蕭草堂沈氏所藏，清末民初流入潘氏寶禮堂，而最后又由潘氏轉(zhuǎn)讓給湖南祁陽藏書家陳清華（澄中）之手，這樣這兩部在杭州刻梓的，有“雙璧”之稱的韓柳集，從嘉興項元汴家分離后歷經(jīng)三百年左右的顛沛流離，又在湖南祁陽陳清華（澄中）家復(fù)聚而“完璧”。

陳清華（澄中）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移居香港。20 世紀(jì) 50 年代中期，有消息傳出，陳氏有出讓藏書之舉，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先生親自將此事報告周恩來總理。周總理親批 80 萬元人民幣巨款收購陳氏所藏精華本 22 部，有“雙璧”之稱的韓柳集又雙雙回歸大陸，永駐在北京圖書館（今為國家圖書館）中，這兩部世間孤本證實了宋代“今天下刻書，杭州為上”的盛譽，其顛沛流離的遭遇令人痛惜，而最終韓柳“雙璧”又一起回到國圖令人欣喜莫名。

圖片來源書籍

文章原名《“無上神品”河?xùn)|集

——南宋杭州刻印的國寶級典籍》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會顧問、

浙江省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