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有宋一朝，先后進行過兩次變法和改革，時隔不過二十年。一次是范仲淹擔(dān)綱的慶歷新政，一次是王安石搞的熙寧變法。結(jié)果，都失敗了。

中國王朝史上的改革，要從動機看，無非以下幾種：君王有雄心大志，開疆拓土，青史留名；時局內(nèi)憂外患，政權(quán)不穩(wěn)，搞不好就要丟掉祖宗基業(yè)；經(jīng)濟上出現(xiàn)問題，連宮里都沒錢花了。

有人說，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相對富裕的朝代，經(jīng)濟發(fā)達，獨獨軍事上比較無能。這種說法并不客觀。事實是北宋的經(jīng)濟只能算相對發(fā)達，屬于矬子里面拔將軍，周邊國家經(jīng)濟更爛。而且由于頻繁對外用兵，加之大量“冗官”、“冗兵”、“冗費”的存在，使得北宋王朝經(jīng)常處于入不敷出的境地。

在軍事上，北宋軍隊并不弱小，不僅數(shù)量最多時達到140萬，而且裝備精良，既有“神臂弓”這種優(yōu)勢冷兵器，也已經(jīng)開始使用“虎踞炮”等火器，只是由于同時面對西夏和遼國這兩個強敵，再加之朝廷對軍隊將領(lǐng)的忌憚和掣肘，才顯得戰(zhàn)績不那么好看。自趙匡胤“杯酒釋兵權(quán)”之后，朝廷對擁兵將領(lǐng)的防范越來越嚴，實行“更戍法”，打仗時不但派出文官監(jiān)軍甚至指揮，而且常常是臨時從外區(qū)調(diào)將，使得“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現(xiàn)象極為普遍。如此情勢，很難不打敗仗。

仗打輸了，就要拿錢買和平。宋朝每年向遼國交歲幣白銀40萬兩、絹40萬匹，向西夏是交白銀20萬兩、絹20萬匹。然而算起帳來，這些錢加起來竟然都不及日常養(yǎng)兵、養(yǎng)官的十分之一，甚至集全國的收入都填不滿坑，也難怪當時的仁宗皇帝惱火了。

仁宗當年30掛零，從劉太后手里奪回并拿穩(wěn)了權(quán)力，正是想有一番作為的時候。慶歷三年，宋朝與西夏連打三仗，都輸了，但西夏也損失不小，提出議和。等到和談事畢，又把國內(nèi)的農(nóng)民起義鎮(zhèn)壓了，總算逮住一個內(nèi)外安定的機會，仁宗下手詔給新提拔的大臣范仲淹、韓琦和富弼，說：變法吧，再不變我趙家就亡了！

２.

幾天后，范仲淹寫了份《答手詔條陳十事》，系統(tǒng)地提出他改革方案。這十事，有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nóng)桑、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條，其中有七條是整頓吏治，兩條是發(fā)展經(jīng)濟，一條是加強軍備。于是，慶歷新政開始了。

無論仁宗還是范仲淹都認為，朝廷之弊，根在吏治：冗官太多，占著茅坑不拉屎，而且兼并土地，欺害百姓，侵吞國財。老打敗仗，也是因為將領(lǐng)無能，尸位素餐，甚至很多下級軍官，都是只領(lǐng)軍餉卻連刀都拿不起來的“恩蔭”子弟。

于是范仲淹的第一刀，砍向“恩蔭”這一塊?！岸魇a”是宋朝的特色，中上級官員的子孫、親族、姻親乃至門客醫(yī)師都可由“恩蔭”授官；還有“特恩”：“新天子即位，監(jiān)司、郡守遣親屬入賀，亦得授官?！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此外，官員升遷也很容易，只要在任期內(nèi)不發(fā)生過錯，文官三年、武官五年即可升遷。即使犯了罪處罰也不重，除了叛逆謀反罪外，罪惡再大也不過降到遠惡軍州了事。這些被貶出去的官, 依舊做官食俸祿。日積月累，形成了龐大而低效的官僚集團。

范仲淹的新法規(guī)定：要從嚴控制“恩蔭”，官員家庭之中，除了長子，其他人等需得20歲之后才能有條件獲得“恩蔭”。不可亂設(shè)官職，官員子弟想當官必須經(jīng)過考試才行。官員也不能到時間就提升，需嚴格考核標準，延長考核期限，擇優(yōu)破格升遷。

這些招數(shù)著實厲害，等于從根本上撼動了龐大官僚集團的利益，幾乎無人幸免。范仲淹不但主張，把那些年老，無能，體弱多病和貪官給裁了，還專門派出人去巡視，搜集各地地方官的過失回報，見有不合格者就一筆勾去官位。這一點連富弼都感到苛刻，說你這樣一弄，不知道有多少家哭了。范仲淹說：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

隨著改革進行，范仲淹也春風(fēng)得意，思想升華，寫下了著名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改革家的政治抱負躍然紙面?？上В芸焖蜆凡黄饋砹?。

３.

改革幾乎動了天底下所有官宦人家的奶酪，利益集團開始反撲了。

但因為改革畢竟是仁宗皇帝主張的，反對改革是一個政治問題，總不能打臉打到天子頭上；而且無官不貪，他們也確實有把柄被改革派抓住。于是，官僚集團回避了正面硬杠，采取了迂回手段。

反對派的領(lǐng)軍人物是前朝老臣夏竦，和臺諫官王拱辰。遺老反對改革，這個容易理解，而臺諫官作為在職官員也反對改革，起因是改革派中的歐陽修向皇帝上書，說臺諫官中多數(shù)不是好人，實話說這棍子打得范圍有點大。本就因為無法參與改革、失寵于皇上，已經(jīng)很惱火了，這下更是火上澆油了。這個政敵，純粹是改革派不注意加強團結(jié)、不講究方式方法逼出來的。

臺諫官相當于現(xiàn)在的紀委和監(jiān)察局，專門負責(zé)、合理合法地給皇上打小報告。于是，王拱辰首先發(fā)難，舉報藤宗諒（就是《岳陽樓記》里提到的那個藤子京）和張亢貪污公使錢，要皇帝罷他們的官。這兩人向來為范仲淹所器重，目標十分明顯。為了維護改革派，范仲淹說如果罷了藤宗諒的官，他就不干了；王拱辰也不相讓，亦以辭職相要挾，一定要罷藤宗諒的官。這時候，皇帝只好站出來裁判。

仁宗這個人，史上的評論是“寬仁少斷”，說他為人仁厚，缺點是墻頭草沒主意。其實就是沒原則，什么都想得到，又誰也不想得罪。此時此刻，他卻突然想起某年某月，藤宗諒指責(zé)過自己“日居深宮，流連荒宴”的事情了，于是舊仇新報，倒向反對派王拱辰，把藤宗諒貶到湖南巴陵，也就是誕生《岳陽樓記》的地方。不過，這個滕子京也不是什么好鳥，后來他到虢州任知州，為了賺錢，還指揮兵士180名、驢車40輛販茶，不繳稅賦。范仲淹為這樣的朋友出頭，也說不上多么明智。

反對派的陰招兒那就更多了。老賊夏竦叫家里的女奴模仿石介的筆跡，這可能是史上最早的“臨時工”，篡改了石介寫給富弼的一封信，將行“伊、周之事”改為“行伊、霍之事”。伊指的是伊尹，周指的是周公，他們都是古代輔佐天子的賢臣；而霍指的是霍光，他是廢立國君的權(quán)臣。這還了得？不過仁宗確實夠“仁”，只是半信半疑。

沒想改革派又惹下一場天大風(fēng)波，徹底惹怒了皇帝。改革派官員蘇舜欽，賣了一車公家的廢紙，要召集小伙伴們聚一聚，說錢不夠了大家再平攤。有個官員叫李定的，很想入伙，甚至慷慨地說：搞AA多傷感情啊，這飯錢我掏了！但蘇舜欽死活看不上李定，道不同不相與吃飯，把李定氣得夠嗆。于是開席暢飲。結(jié)果一喝起來，就忘記大宋朝的“廉政規(guī)定”了，不但飯錢吃超標了，還叫來妓女狎樂。有個詩人叫王益柔，酒酣之后往墻上題詩一句：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qū)為奴。這得是有多張狂！李白何等牛人，也不過只敢戲弄一下高力士，結(jié)果這個王益柔喝多了就敢“遣帝扶”……

正鬧騰間，李定告密引來的“糾風(fēng)辦”也到了，把一伙人堵得個嚴嚴實實。這是不聽皇上旨意，頂風(fēng)違紀??！一幫人搞團團伙伙，這是嚴重的山頭主義??！蘇舜欽雖說是拿賣廢紙的錢宴請賓客，可那廢紙也是屬于公家的，這是貪污公款啊！公然搞異性陪侍活動，這是思想作風(fēng)嚴重敗壞??！王益柔膽敢“遣帝扶”，這是典型的目無君主、湖心意識不強啊！怎么看，這事兒都大去了……

不過，后來在許多支持改革的大臣盡力斡旋下，也加上仁宗確實仁德，并沒有人因為這個事情掉腦袋，當然免職發(fā)配少不得了。事情發(fā)生后，范仲淹和富弼都心不自安，要求出朝巡邊，實際是避避風(fēng)頭。結(jié)果范仲淹去了陜西，富弼去了河北，慶歷新政陷入僵局。

４.

一直以來，在反對派攻擊改革派中，朋黨是他們常用的借口。黨字在古時可不是什么好東西，什么君子不黨，營私結(jié)黨，狐朋狗黨。在古漢字中，黨字上面是尚字，下面是黑字，意思是關(guān)起門來在黑屋子里搞見不得人的勾當。結(jié)果蘇舜欽酒宴小伙伴的事情一出，立刻就給反對派提供了繼續(xù)攻訐的口實。

范仲淹和富弼匿了，暫避鋒芒。可歐陽修不服氣，決心為自己、為哥們兒正名。他寫了一篇《朋黨論》，說君子有朋，小人無朋，天下有君子之真朋，也有小人之偽朋。如果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則天下治矣。

這就是文人的自以為是，政治幼稚。哦，你們都是君子，跟你們?yōu)榕蟛攀蔷?，不跟你們一起就是小人了？本來是打擊反對派的，無意中卻傷了很多中間派。最關(guān)鍵的，是歐陽修代表整個改革派，承認了確有朋黨的存在，這讓本來半信半疑的宋仁宗大為不滿，也大為恐慌。

仁宗搞改革，雖有勵精圖治之心，但主要還是為了穩(wěn)固皇權(quán)，強化權(quán)威。對他說，最好是無論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能緊密團結(jié)在以仁宗為湖心的皇帝周圍，最怕的是朝庭內(nèi)部出現(xiàn)可以威脅皇權(quán)的勢力。你們改革派搞君子之真朋，什么時候拿一件黃衣服給范仲淹穿上，那還了得？

宋太祖之后，為了強化中央集權(quán)，以“分化事權(quán)”、“牽制”的辦法，做了大量工作，擴大皇權(quán)，削弱官權(quán)，令其互相牽制，防止官員專權(quán)。這是不能觸碰的底線，一切改革都不能逾越的紅線。不管改革能夠帶來多大紅利，只要是對皇權(quán)構(gòu)成威脅，作為改革的發(fā)起者，皇上就一定會阻止，并率先失去了改革動力。

歐陽修的《朋黨論》，不但沒有替改革派洗白，反而直接黑出翔來。還算是宋仁宗仁慈，沒有寫什么炮打司令部，也沒有追究“改革黨”的政治圖謀，但眼見得是徹底涼涼了。于是改革派紛紛被趕出朝廷去當?shù)胤焦伲瑧c歷新政也就搞不下去了。

范仲淹雖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卻愛惜羽毛，患得患失，沒有商鞅那種決絕堅忍?；蛟S也因為他很清楚，天下都是天子的，那句話實際應(yīng)改成“先天子之憂而憂，后天子之樂而樂”，為人臣者，何必去討天子的不快？而宋仁宗葉公好龍，也沒有秦孝公那般志如磐石，當周邊戰(zhàn)事停止、威脅不再，他也就收起雄心壯志，一門心思搞起“以仁治國”來了。

５.

曇花一現(xiàn)的慶歷新政之后，宋朝的深層次矛盾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到了仁宗后期，官員已逾兩萬之數(shù)。十之八九的官員只知其位不知其職，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即便有實權(quán)的也因不能握權(quán)長久，自認為是臨時的而應(yīng)付差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恐招人非議，影響升遷。這些既得利益集團，自然是再沒有任何改革動力。

但為了維護皇權(quán)，總是需要官僚集團來做事的。所以朝廷一方面限制官員的實權(quán)，一方面又誘之以利，北宋官員特別是中上級官員俸祿極高，“京朝官，宰相、樞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這還只是正俸，“其祿粟，則宰相、樞密使，月一百石?！边@是高薪養(yǎng)廉的節(jié)奏啊，效果如何？

效果是很多官吏或者和大地主勾結(jié)起來兼并土地，貪污行賄，搜刮民脂，或者和大商人勾結(jié)起來壟斷市場，圖規(guī)厚利。其結(jié)果，不僅造成國家財政的更加危機，而且使廣大農(nóng)民的生活日益貧困，激化了階級矛盾。

仁宗死后，宋朝仍然面臨兩大難題：一是貧，財政收支不平抵，國庫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戰(zhàn)九敗，歲歲輸錢帛于遼夏。這不僅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dān)，更是給人民帶來洗不清的屈辱和苦難。

等到宋神宗即位，被情勢所逼，只能繼續(xù)寄希望于變法。這種被逼之下的“倒追”變法，在中國歷史上很常見。而這一次，歷史選擇了王安石。

６.

王安石早在仁宗年間就上表請求過變法，被仁宗華麗麗地擱置爭議留待后人了。熬死仁宗之后又熬死了短命的宋英宗，終于等來了年輕的神宗皇帝。

神宗年輕，自然有些沖勁兒，也好呼隆。王安石針對國家既貧且弱的弊病，提出了“開源與開放”的理財之道，“擇將治軍”的強兵之方，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陳腐的儒術(shù)、專以經(jīng)術(shù)取士的科舉改革、實施青苗法的經(jīng)濟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實施措施。

客觀來說，該變法確實實現(xiàn)了“富國”“強兵”的初衷。歷史學(xué)家黃仁宇甚至說，如果成功，可以把中國歷史提前1000年。變法后，國家財政收入幾乎增長3倍，特別是軍制由“更戍法”改為“將兵法”之后，軍隊戰(zhàn)力有了大幅提升。北宋熙寧六年，宋熙河路經(jīng)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fù)河(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zhàn)。宋軍收復(fù)5州，拓地2000余里，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qū)的有利戰(zhàn)線。

但或許是因為范仲淹的教訓(xùn)讓他記憶猶新，或許是因為他深知官場之中絕無幾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王安石根本不敢借變法整頓官僚機構(gòu)，而是采取了妥協(xié)和雞賊的態(tài)度。

他給年老的高官以照管宮觀之類的閑事，并給予豐厚的俸祿；對反對派官員也不趕盡殺絕，只調(diào)動了他們的職務(wù)和任區(qū)，甚至對貪贓枉法的官員也沒有始終堅持革職懲治的辦法，以獲取舊官僚集團對改革的支持。而對基層官吏和新任官員，則完全采取收買拉攏的辦法，增加他們的薪俸以獲取支持。

王安石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改革者要讓改革推行下去，必須掌握決定性的實際權(quán)力。只有建立從上到下的新的官僚集團，才能擁有權(quán)力。而凝聚這一集團的，除了利益還是利益，只能運用政治腐敗的一些手段方能奏效。很多改革本來是針對利益集團和腐敗去的，但為了改革成功又不得不借助于一定的腐敗的方式，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利益集團，這正是改革的吊詭之處。

在這種認識下，王安石任用了一批趨炎附勢、見風(fēng)使舵、品質(zhì)低劣的官員，“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這使得當時的官場更加腐敗。王安石也任人唯親，雖然頒布了“任子法”，要求對官員子弟擇優(yōu)錄用、克服“恩蔭”之濫，而自己卻弄權(quán)把兒子安插在神宗身邊，當上了龍圖閣直學(xué)士。

除此之外，他任用的那些“改革派”，還常常使用高壓、誣陷等手段打擊迫害異己，把廟堂上的一批大臣貼上“奸佞之徒”的標簽，最后更發(fā)展到“改革派”內(nèi)部的互相打擊、誣陷，使改革成為一場新的政治斗爭。

于是，改革既換來“下臺派”的舊官僚的強烈玫擊，也受到了一些在職的“君子賢臣”的抵制和反對。他們的反對理由，有一點出奇一致：變法擾民不堪。

７.

王安石的變法，確實并沒有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當然，他的初衷也是為了替國家、替皇上攫取更多的財富，而并非真的把百姓的利益舉在頭上。他的變法目的，是強國而非富民，是為了趙家天下，而非民之天下。

但是為了調(diào)動百姓的積極性，有很多法令還是有利于民的。比如青苗法，秉持的是“貸谷于民，立息以償”宗旨，防止谷賤傷民，維護的是農(nóng)民的利益；市易法采取的是“賤則平價而收，貴則減賤價以售”的政策，沖擊的是大地主、大商人的私自定價權(quán)，于民生有利；農(nóng)田水利法廣修天下水利，更是維護的農(nóng)民利益。然而，由于農(nóng)民的愚昧，以及新法宣傳的不深入，很多百姓并不理解新法的真正目的。

再加上新法撼動了官僚、地主階層的利益，這些在官民之間起著重要橋梁紐帶作用的人就紛紛變成了“歪嘴和尚”。無論新舊官僚，是否支持變法的態(tài)度，在于原有的權(quán)力和財富是否得到了保留，并且有無可能在變法中通過鉆空子取得更多利益。如果利益是增大的，他們才會支持變法，反之，則會以各種辦法進行阻撓。

比如在執(zhí)行青苗法的過程中，很多官員都竭力阻撓青苗錢的散放，有的地方官把原來自愿領(lǐng)請的青苗錢，歪曲成按戶攤派、強迫領(lǐng)請，使地主富戶得到了好處，又把怨氣轉(zhuǎn)移到百姓身上，制造反對變法的口實。又如在推行保甲法的過程中，本來要求十戶一保、全民皆兵是件好事，但有的鄉(xiāng)紳故意讓農(nóng)民每日忙于軍事訓(xùn)練，而荒蕪了莊稼，但該繳的糧食又一粒不能少，逼得農(nóng)民只好自斷手腕，逃避軍事訓(xùn)練。

歷史上很多改革，教訓(xùn)正在這里。實際上，普通民眾是不關(guān)心改革的，除非能夠給他眼見為實的利益。一旦利益受損，他們會迅速變成反對者。所以，改革的前期鋪墊非常重要，而確保百姓能夠得到實打?qū)嵉睦娓欠浅Ｖ匾?。王安石的變法，旨在強國而非富民，甚至在?zhí)行過程中傷害到了百姓的利益。他只不過打亂了原有的舊格局，而對社會財富進行了重新分配。在這場分配中，無論新舊官僚都沒有大的損失，損失巨大的恰恰是民商、地主和農(nóng)民這些階層，因而嚴重缺乏支持變法的廣泛社會基礎(chǔ)。

再一個教訓(xùn)就是，如果變法的同時不整飭吏治，往往南轅北轍，播龍種收獲跳蚤。上面的改革經(jīng)再好，經(jīng)不住下面歪嘴和尚多，而且亂念捅出漏子后，又會故意把洪水引向改革本身。

８.

不惟農(nóng)民和地主、商人階層反對改革，甚至很多都是當時的正人君子、就連范仲淹之時的改革派，韓琦、歐陽修、富弼也出來反對改革。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蓋因王安石變法聚財?shù)氖侄尾皇菑墓倭拧⒑缽?、地主中取得，而是從農(nóng)工商手中攫取，通過增加農(nóng)民負擔(dān)實現(xiàn)的，韓琦等人正是以“為民請命”的姿態(tài)站在反對新法行列中的。時值北宋理學(xué)上升時期，很多力量都在爭奪意識形態(tài)主導(dǎo)權(quán)，反對派自奉儒家，稱改革派為法家，此番儒法之戰(zhàn)，并不僅僅是針對改革的。

再者，王安石“剛愎自用”，“用人不善”，政策一再失誤。所以像歐陽修是竭力獎進王安石的前輩，司馬光為王安石的同時好友，均不能與王安石始終共事。因此，王安石縱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決心，但除了他周圍的少數(shù)幾個人，幾乎所有人、從官僚到百姓都失去了改革的動力。

而這場變革的發(fā)起者，神宗皇帝卻空有治世之心，并無治世之才，更缺堅忍之性，他無非是想借著變法，穩(wěn)固權(quán)力也擴張權(quán)力，營造一個不世神皇的形象。因而當改革初見成效，神宗通過變法建立了新的效忠于他的官僚集團，穩(wěn)固了手中權(quán)力，并對平衡各方勢力的政治手腕熟悉之后，他就一腳踢開了王安石，讓自己獨享改革成果。

王安石為相五年，下臺，專心做其文學(xué)家了。之后長期盤踞相位的不是呂惠卿這樣的新法干將，而是王珪這樣的“三旨相公”（上殿進呈時，稱為“取圣旨”；神宗決定后，稱為“領(lǐng)圣旨”；退朝后告訴稟事的人，稱為“已得圣旨”）。無他，只因其雖無能卻聽話，更能突出皇帝的英明神武、定于一樽。在此期間，神宗推行了元豐改制，并主導(dǎo)了對夏西征的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

既認為改革已然大成，好大喜功的神宗借西夏內(nèi)亂之機，大舉出兵，意圖一舉滅夏。不料經(jīng)過五路伐夏、永樂城之戰(zhàn)后，宋朝再次慘敗，死傷軍民60多萬，損失錢米銀帛無數(shù)，把王安石變法積攢的那點財富造個底兒凈。神宗受此打擊，一病不起。

到最后感到不久于人世，要托孤于大臣的時候，神宗還是選擇了以君子自封、但實力更強的司馬光等保守派。因為那些保守派迷信祖宗之法，斷不會做出陳平、周勃之事來。面對是繼續(xù)支持變法強大國家，還是讓自己幼小的皇子能夠穩(wěn)穩(wěn)當當繼承皇位的選擇面前，皇帝眼都不眨地選擇了后者。

神宗既歿，變法也就亡了。雖然于財政和軍事上使宋朝得到了一定提升，但并沒有解決國之根本——國窮兵弱、吏治昏聵的問題，并且還制造了新的黨爭，引起無論思想還是力量上的進一步分化。這時，距離后來的“靖康之變”也不過只有3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