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瑞  明

　　在我國古代史籍中，描寫活動家在歷史上的各種人物傳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人物傳記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史志中記載人物就成了定例?！岸氖贰贝蟛糠质怯浭鋈宋锏膫饔?，被稱為“記傳體”。司馬遷的《史記》全書130篇，人物傳記就占了112篇。而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12卷，就有7卷為人物志。古往今來，地方志中的人物被譽為“志中之志”、“書中之髓”。明清共修通志9次，人物志均占很大比例，清嘉慶《四川通志》224卷，人物志占去40卷。歷朝歷代各地所修之省、府、州、縣以致鄉(xiāng)、鎮(zhèn)諸志都必載人物，并成為傳統(tǒng)，代代相承。

　　當代新方志也繼承了這個傳統(tǒng)，所有已出版志書幾乎都設有專志、專篇或章記載人物?！缎戮幍胤街竟ぷ鲿盒幸?guī)定》中還設有專條規(guī)定記載人物諸事，足見“方志必載人物”的傳統(tǒng)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得到發(fā)揚。就一部省志來說，人物志大約應占全志十分之一的比例。如何編好人物志成為續(xù)修志書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通過對人物的描寫反映一地的歷史面貌

　　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左傳》、《戰(zhàn)國策》等歷史著作中的不少篇章內(nèi)，就寫出了相當個性化的人物形象，如《鄭伯克段于鄢》（《左傳》）、《召公諫厲王止謗》（《國語》）等。但這些篇章偏重于歷史事件的敘述，不是以人物為中心進行描寫，還不能成為完整的人物傳記。人物傳記正式成篇，是在西漢中葉的武帝時期。司馬遷的創(chuàng)作活動，使人物傳記走向成熟。其巨著《史記》既繼承了先秦散文敘事簡明，文筆生動的特點，又適應了時代發(fā)展的需要創(chuàng)造了“紀”、“傳”的體裁，以人物為中心記述歷史，其中不少優(yōu)秀的“本紀”和“列傳”受后代作家們推崇，也成為我們今天書寫方志《人物志》模仿的典范。

　　地方志是一地歷史和現(xiàn)狀的真實記錄，人物傳的意義不只在于寫好某一個著名人物，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記載這個人物而展現(xiàn)一地的歷史面貌，即通過對傳主重要思想、行為、心態(tài)、語言、歷史活動，透視那個時代的歷史和風貌。任何著名人物的活動、功過、升降沉浮都不可能脫離一定的歷史條件，在人物傳中展現(xiàn)該人物活動的歷史背景以及環(huán)境狀況，對寫好人物志就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在撰寫人物傳之前必須熟悉該人物所處的歷史背景。

　　由于每一類人物的產(chǎn)生都代表著那個時代的特點，所以我們反映一類人物也是在弘揚一地的先進歷史文化。在每一個歷史階段，總會有適應該時代發(fā)展的名人出現(xiàn)。就四川而言，近代政治、軍事史上，就有為“戊戌變法”獻身的劉光第、楊銳，民主革命運動先驅(qū)鄒容、彭家珍、喻培倫；為創(chuàng)建早期黨團組織作出重要貢獻的趙世炎、王右木、吳玉章、劉伯堅；中國革命的重要領導人鄧小平、朱德、劉伯承、陳毅等。在文化領域，有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宋育仁，經(jīng)學家廖平，反孔非儒斗士吳虞，文化巨匠郭沫若，國畫大師張大千，著名作家沙汀、艾蕪、巴金等人。在經(jīng)濟領域，有王三畏堂、李四有堂等鹽業(yè)世家等。各個時期不同領域內(nèi)名人的不斷涌現(xiàn)，一方面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特點，另一方面，體現(xiàn)著時代造就先進人物的必然規(guī)律。而這些先進人物，正好代表著一地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我們書寫他們，就是宣揚當?shù)氐南冗M歷史文化。

　　續(xù)修人物志尤其要注意通過人物的描寫來反映當?shù)氐臍v史面貌。在寫黨史人物時，要反映當時人心的向背，當時的敵我力量對比，革命處于高潮還是低潮，還要反映出當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執(zhí)行情況怎樣等等。這樣，才顯得我們所選的人不是孤立的而是黨的戰(zhàn)斗整體中的一個細胞，是一部黨史里面的一個人物。寫一名學者，不僅要寫他對其所從事的學術的特殊貢獻，同時又要反映該學術當時在中國的發(fā)展情況及地位、影響。即把這個人物放在整個學術史中去反映，把這個人物看作當時學術領域中的一個細胞。寫一名企業(yè)家，既要寫他對該企業(yè)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和突出貢獻，還要反映當時的經(jīng)濟狀況和該企業(yè)當時在我國的地位及影響，因為我們所反映的企業(yè)家只是整個經(jīng)濟大潮中的一個代表或典型而已。

　　二、做到歷史性與文學性的統(tǒng)一

　　就古典歷史人物傳記的文學性而言，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寫得最為成功。自南北朝以后正史的文學價值開始減弱，趙宋以后史書的文學價值更差。因為越到后代，封建統(tǒng)治者對修史一事看得越重，控制得越嚴，史書的官修性質(zhì)越明顯、越正式，就越限制了作者才能的發(fā)揮，限制了他們對史料的自由選擇和處理。“為王者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等清規(guī)戒律很多，嚴重地束縛了修史者的獨立思考和寫作。司馬遷思想中具有不少民主性的因素，在寫史的問題上，他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些使他的作品獲得了豐富的內(nèi)涵和獨特的藝術風格，且產(chǎn)生了強大的生命力。班固《漢書》的官修性質(zhì)雖比《史記》強，但大部分篇章是在班固任蘭臺令史之前寫就的；陳壽《三國志》也是他在入晉之前就作了充分的準備；而范曄的《后漢書》則是在他貶官宣城太守時撰寫的?！扒八氖贰睅缀跫儗偎郊抑觯俜缴屎艿?。故它們的成功，除了作者本人思想藝術水平的發(fā)揮外，都是避開了封建統(tǒng)治者干擾，這一點在以后的正史中就很難了。

　　一篇成功的人物傳，應該是歷史性與文學性的完美結(jié)合。既要真實地反映歷史，又要突出人物的個性，寫作手法要靈活，語言要豐富。通過對人物外形的勾畫，通過對人物思維方法、行為方式、精神氣質(zhì)的記述以及對語言和行動細節(jié)的點染，來烘托出一個生動的人物形象。地方志的功用是資政、教育和存史，但沒有生動的語言和形象描寫，不可能把一個人物寫活。如果寫得像悼詞或履歷表，就沒有人想去讀。要使一篇人物傳記讀起來鮮活而具有吸引力，必須是歷史性與文學性的統(tǒng)一。

　　但是，地方志中的人物傳又要與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區(qū)別開來。小說塑造的是典型人物，而我們寫人物志卻不是像寫小說一樣去塑造一個典型人物，并不是由作者自己對一個人先設想一個典型的形象，然后再選擇資料，確定取舍，如果資料不夠，還可以編造一些資料來加以補充，這是我們寫人物傳的一大忌諱。地方志最忌諱的就是想當然，每一句話都必須是有依據(jù)的。反過來，人物志如果寫好了，也可以成為一部文學作品，只是我們寫人物志的出發(fā)點和要求與文學傳記不同罷了。我們是站在歷史的角度來寫的，既要反映鮮活的人物，又要反映真實的歷史。

　　三、準確處理“寓褒貶于記述之中”

　　說志書述而不評，這是對志書原則上的要求。其實，“寓褒貶于記述之中”，這才是我們在編寫志書特別是編寫人物志時最需要注意的問題。首先是不能夾敘夾議，也不能敘一段議一段，對一個人的是非功過應通過其事跡表現(xiàn)出來，不能由作者在正文中加以評論。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記傳人物都不是在正文中夾敘夾議，而是正文之后來一個“太史公曰”、“臣光曰”，當然，這也不是我們新編人物志要學習的地方。雖然沒有議論，但是，在我們選擇用什么資料和不用什么資料的時候，就已經(jīng)在表達我們的觀點了。

　　此外，敘述中的用詞不當，可以造成評價不當。因此，要特別慎用形容詞。對省志中的黃季陸等這樣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宜粗不宜細，要盡可能寫得模糊一些，像這類人物，你越想說清楚卻越說不清楚。對人物的稱呼也涉及到評價問題，如寫“軍閥鄧錫侯”這個稱呼就不太好，他當時是什么職務就寫什么職務，在前面加“軍閥”二字，無意中帶上了作者的觀點，違背了地方志述而不作之規(guī)矩。

　　四、收集和選用能豐富人物形象的資料

　　新方志中人物傳寫得不生動的原因主要是占有資料不夠，或者是編者沒有深入地研究人物和熟悉人物。要把人物寫活，作者必須熟悉人物，掌握大量的有關人物的生活細節(jié)，使作者對所寫人物有動感，像認識和熟悉活人，像面對自己的親朋好友一樣。因此，大量地占有資料和熟悉人物、深入地研究人物思想是使《人物志》生動可讀的重要保證。要使人物志內(nèi)容鮮活，使讀者讀起來如聞其聲，如睹其貌，最重要的就是檔案和館藏文獻資料以外的人物志資料的收集問題。要下苦工夫收集口碑資料，要搶救一批活資料，找還健在的一些著名人物的見證人進行采訪。上屆修志，審核委員會審查《人物志》稿時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志稿中有很多他們熟悉的人物，但稿中人物與實際人物有很大的差距，有很多他們所熟悉的人物生動事跡沒有寫進去，人物鮮活的面貌看不到。這些老領導能描繪出這些栩栩如聲的人物形象，而《人物志》作者對所傳人物缺乏了解，很難描繪出真實而生動的人物形象。這個問題也是續(xù)修《人物志》急待解決的問題之一。續(xù)修人物志中，收入的多是1985年以后去世的人物，要及早動手收集資料，趁現(xiàn)在許多老同志還健在，要積累一些生動的，帶搶救性質(zhì)的活資料，要組織一批人去做調(diào)查采訪的工作。作者必須真正熟悉和了解人物，掌握大量的立傳人物的生活細節(jié)，讓立傳人物在作者頭腦里的形象是活生生的，所刻畫出的人物才會活靈活現(xiàn)和感動人。

　　編寫《人物志》必須從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入手。而占有豐富的資料，才談得上對人物形象的刻畫。檔案等死資料往往容易使作者在寫人物時受到總結(jié)、履歷表等框框的限制，從而把人物寫成概念化的沒有靈魂的木偶。描繪人物形象必須表現(xiàn)人物的心靈、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人物的生活命運。《人物志》刻畫人物、表現(xiàn)人物的性格，必須寫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和思想感情，其人物情節(jié)需要滲進作者的感情和觀點，包容作者的思想傾向，這樣才能刻畫人物的靈魂，使之能震憾人的心靈，啟迪人們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描繪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動，一般不直接寫人的內(nèi)心活動，而是通過人的行動、人的音容笑貌，烘托出人的思想感情。志書雖然寫真人真事，但并不是機械地拼湊原始材料，作者應對材料進行挑選和必要的加工。

　　此外，“人物志”刻畫人物形象和描繪歷史事件，缺少不了作者的形象思維。形象思維以形象進行思考，通過形象認識，反映客觀世界，與抽象思維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寫地方志除運用抽象思維外，還要運用形象思維的方式進行思考。作者在作品的構(gòu)思和寫作過程中，思想活動是同形象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人物形象和著作者的思想感情，寫出來的東西才深刻感人。

　　五、注意抓人物大節(jié)

　　一篇好的人物傳，必須是寫得有氣勢，能充分表現(xiàn)人物的氣質(zhì)和風范，這就要求寫作時抓住該人物的大節(jié)，要找準最能體現(xiàn)該人物特點的事物。比如，寫某人物的學生時代，我們不可能把該人物從小學到大學讀過的學校和教過他的老師全部寫進去，而是要挑選對該人物影響最大的那一段來寫。比如寫鄧小平這個人物，我們要抓住他留法勤工儉學的那段經(jīng)歷，因為正是這段經(jīng)歷使他“走上了職業(yè)革命家的道路”。對朱德這個人物，對他成為職業(yè)軍事家影響最深的是在云南講武堂步兵科學習和出國留學，特別是留學國外，使他不僅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真理，而且找到了革命的道路。

　　并非凡是名人都要把所知道的事全部寫出來，不必面面俱到。要詳該人物的主要貢獻和業(yè)績，詳該人物與眾不同的個性和風格，詳該人物的特殊經(jīng)歷。對于革命人物來說，其共性是黨性和革命性，但每個人所處的時代、所在的崗位、所活動的范圍不同，每個人的文化修養(yǎng)以及個人經(jīng)歷也有差異，這些差異就體現(xiàn)了他們各自的特點、個性、面貌，寫人物傳就要把這些特點和個性反映出來。對于一個學者來說，其共性是他們對某一學術研究的成果和貢獻，而其特點是學習經(jīng)歷不同，專長不同，研究方向不同，所產(chǎn)生的影響也不一樣?？傊荒芨愎交?、千篇一律的東西?！度宋镏尽繁仨毐憩F(xiàn)人物固有的精神本質(zhì)，即人的思想和靈魂。

　　六、體現(xiàn)《人物志》的權(quán)威性

　　人物志是官修，就必須體現(xiàn)它的權(quán)威性，要體現(xiàn)權(quán)威性就必須反映出真實的歷史和人物面貌。官修志書不同于私家著述，人物志不同于某一個人為另一個人寫的傳記。按過去的說法官修即為國史館里的史官編寫的，在成書后要經(jīng)朝廷批準，而以國家的名義頒發(fā)，這就是過去所謂的正史。現(xiàn)在我們寫的人物志就如同過去的正史而不同于私家著述，修志者如同過去的史官，我們寫出來的東西，也就相當于過去正史的一部分。因此，修志者的責任十分重大，一定要站在政府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因此，資料的準確與否，修志者的立場和觀點都關系到志書的權(quán)威性問題。我們必須遵循黨和國家的有關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guī)，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實事求是，批判地繼承傳統(tǒng)方志理論，編出經(jīng)世致用的志書。

　　孔子的《春秋》由于定了三大避諱，即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因此有不少內(nèi)容是把歷史事實篡改了。孟子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人物志是信史，要體現(xiàn)其權(quán)威性，不僅需要查閱大量資料，還要對資料考訂、核對。只有經(jīng)過細心調(diào)查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功夫，寫出來的人物傳才會具有權(quán)威性。對人物的研究是一項非常嚴肅的工作，不能有絲毫的主觀隨意性，更不能把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寫進去。寫正面人物要以好的方面為主，要寫大節(jié)、寫成就、寫貢獻，但不能回避所有的不足。當然，“秉筆直書”也是新修《人物志》的一大難題。有的人認為寫當代人物最不好辦的是他們的親戚子女都在，如果寫不好的方面怕他們上門來找麻煩。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解決認識問題，我們應該認識到官修志書是代表政府在說話，志書是集體成果，而不是某一個人的作品，因而不存在由于種種原因而影響說真話的問題。我們寫出來的書稿還要經(jīng)過審核委員會審定，還要政府批準才能出版。

　　七、通過記載典型群體以彌補續(xù)志人物的不足

　　上屆省志的人物志中有些為合傳，從兩人到多人不等，象王三畏堂、李四有堂等合傳，實際是沿用了古代記傳體史書中“世家”的體裁。這樣的合傳實際包涵了多人的事跡在內(nèi)，也許在這樣的群體中個人的影響不是很大，但其群體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們的活動往往可以深刻地影響某一事業(yè)的發(fā)展方向和道路?！妒酚洝分械氖兰液土袀鞯拿恳黄即碇骋环矫娴脑S多重要人物。列如“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代表著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貨殖列傳”代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變化。這種以事物發(fā)展為主線記載人物群體的方式，很適合今天地方志人物傳的補充形式。

　　我們過去所寫的《人物志》在體例和體裁方面最大的不足，就是人與事脫節(jié)，《人物志》作為省志的分志，與其他行業(yè)、事業(yè)分志在形式、內(nèi)容上互不領屬，造成一方面是見人難見事，一方面是見事難見人的割裂現(xiàn)象。記事與記人脫節(jié)的問題尤其體現(xiàn)在工業(yè)和經(jīng)濟部類志書，大多見事不見人，讀起來相當枯燥。而《人物志》記載的人物活動，卻又與有關專業(yè)志書的內(nèi)容脫節(jié)，好象是為寫人而寫人，無法與其他專業(yè)志所記歷史協(xié)調(diào)和統(tǒng)一。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有二：一是許多史實涉及到活人，編者怕惹麻煩；二是資料的欠缺，特別是欠缺實地調(diào)查和口碑資料的欠缺，造成志書內(nèi)容單調(diào)和不全面。

　　將人物與歷史事件統(tǒng)一起來，以典型事例系人，或通過典型人物群體記載某一歷史事件，在續(xù)修志書中顯得格外重要。例如，四川的《人物志》可以設專篇反映抗戰(zhàn)時期來川的著名文化人物，一方面可以再現(xiàn)抗戰(zhàn)時期四川的文化的發(fā)展狀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這部分人物抗戰(zhàn)期間在川所作的貢獻及其重大影響。這部分人物也許在川時間只有幾年，但他們影響很大，不能不加以記述。諸如來川辦學和講學的陶行之、馬寅初、洪琛、吳南軒、余上沅等，他們在川興辦教育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有的甚至扎根四川，成為四川教育史上一代名師名人。還有來川開創(chuàng)化工事業(yè)的范旭東、來川從事地質(zhì)考察的李四光、來川從事文藝事業(yè)的曹禺等等。另外，五四運動前后四川出現(xiàn)了赴歐勤工儉學和留學俄國的熱潮，這兩股留學潮不僅孕育出朱德、鄧小平、趙世炎、劉伯堅、劉伯承、陳毅、聶榮臻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還產(chǎn)生了一大批從事武裝起義、工農(nóng)運動、中共黨的地下斗爭等的共產(chǎn)主義分子，他們對中共的建立、發(fā)展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這部分人物群體能在《人物志》中得到反映，將有很大的史料價值。

　　四川歷史上像這類的典型事例很多，我們可以通過這類典型事例來記述一定的人物群體，這類人物可能是小人物，但其群體的影響非常大，他們的活動反映了時代的潮流和特點，很值得一記，更可以彌補《人物志》記述人物的不足，更好地達到存史、資治、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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