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長安十二時辰》，又讓國人視線轉向唐朝。中國人大都有尊唐情結，大唐，心之向往，大唐，中國古代之巔。

關于一國的政治制度，錢穆認為其最重要的主體包含四個內容，一是政府職權的如何分配。二是這些職權應該交付于那些人。三是財政經濟如何處理。四是國防力量如何構建。當然，政治制度遠不止這四點所能概括，但是就最主要的來說，政府的權力劃分，人員構成，以及維持運作和保衛(wèi)，則是此政府能夠組建和持續(xù)的基礎，而這一點甚至能夠套入代企業(yè)管理。

我們往往有種錯覺，似乎中國古代政府始終是徹底的極權政府，世襲皇帝、大權獨攬、黑暗專制，但是這一點總是有些爭議的。相比于歐洲，中國自秦起就結束了狹義的“封建時代”，中央有了一個統(tǒng)一的政府，地方也不再是封建性質的諸侯列國，而是隸屬于中央的郡縣，人事上，除皇帝一家世襲之外，政府里再沒有第二個職位，可以照樣世襲。客觀說，這是中國政治上一大進步。另外，漢唐之時，皇室與政府也絕非主子與奴才的關系，雖然皇帝是國家唯一的領袖，最高權力執(zhí)掌者，但政權卻不在皇室，而在于以“相權”或者說宰相為標志的政府。皇權與相權之分，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項大問題，雖說，歷史上也從來未能真正分割清楚，而且，自漢代起，皇權就始終蠶食著相權，相權于皇權則相對弱勢，但是若以此認為中國自秦漢以來，都是封建政治，皇帝專制，卻也未必完全與歷史事實相符。

事實上漢唐也的確是最能代表中國歷史的兩個朝代。唐代，相權不同于漢朝。漢朝的相權采取領袖制，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國行政大權。唐代采取集體分工負責制，相權分別掌握在若干個部門，凡事必經各部門會議相商決定。具體來說，唐代相權的執(zhí)掌部門分為中書省、門下省、上樹省三部，三省職權會合就等于一個宰相，是為政府最高首腦。所謂宰相，在封建時代，貴族家族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禮事，即祭祀，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時最重要的事是宰殺牲畜，與此象征重要，所以當時天子諸侯貴族公卿的管家都稱為宰，而相，根據字面則有副的意思，也有輔佐的意思，好比伴郎伴娘稱為儐相，正是新郎新娘之副的意思。

中書省主管發(fā)布命令，有擬定命令之權。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書省發(fā)出。政府的最高命令自然就指皇帝的詔書，唐朝稱之為“敕”。中書省最高長官為“中書令”，副職為“中書侍郎”，一般工作人員稱為“中書舍人”。凡遇政府重要政事，皆由中書省以皇帝的名義擬“敕”。唐制的做法是，由諸舍人各自擬寫初稿，稱為“五花通判”，然后由中書令或者中書侍郎在這許多份初稿中選定一稿。再呈送皇帝畫一敕字，即成為皇帝的命令，再送達門下省。

門下省主管審核，有經復核后同意或反對命令之權。門下省最高長官為“門下侍中”，副職為“門下侍郎”，并設有若干工作人員稱之為“給事中”。門下省接獲皇帝詔書后，加以復核，其中不止是正副長官，即便是職位不高的給事中亦得參加意見。如果門下省反對這道詔書，就將詔書批注后送還中書省重新擬定，這種駁回稱為“涂歸”，也叫“封駁”、“封還”、“駁還”等稱呼，意思都是一樣。

尚書省主管命令的執(zhí)行，皇帝詔書皆由尚書省負責落實執(zhí)行，但尚書省對命令的決定則無權過問。尚書省最高長官本來是“尚書令”，但是因為李世民當皇帝以前曾經做過尚書令，所以后來朝臣便無人敢再當尚書令一職，演變到后來，尚書令常常懸空，而設兩個副職，成為尚書左仆射和尚書右仆射。最初在唐人眼中，中書門下是真宰相。后來，尚書左右仆射如果得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參知機務”的兼領頭銜的，也得到宰相的身份。（仆射之名起源較早，仆是“主管”的意思，古代重武，主射者掌事，故諸官之長稱仆射）。

皇帝的政令在具體實施中，為避免反復拖延，尤其是避免使皇帝的畫敕無效，一般采取會商制度。即遇到要下敕，先由中書門下兩省舉行聯(lián)席會議，其會場稱為“政事堂”。兩省會商通過之后，在畫敕之下加蓋“中書門下之印”，再送尚書省執(zhí)行。所以法理上來說，若皇帝不經過中書門下兩省，直接發(fā)布命令，是違法的，不能為下級各部所承認。正因為此，才有“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的故事。雖然劉煒之因此惹來殺身之禍，但是，此一記載證明，在當時人心目之中，皇帝雖為九五至尊，但其頒布的最高敕令，是不應由皇帝一人之意志決定一切，于是縱使專制皇權，也有其制度，也有其法律。民心輿論，道德習慣，往往即是社會公認之真理，這習慣的養(yǎng)成，絕非一日之功。如此輿論，比之明清兩代，是大不同的。

但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項傳統(tǒng)便是很少有徹底的斬絕斷制，凡事總留有通融余地，雖然必要時通融圓滑，不至死板，但是一旦遇到咄咄逼人之主，相權的制約，制度的規(guī)定，卻也往往流于形式。劉煒之批評武則天觸動皇帝的痛處，引來自身的殺身之禍。武則天此等壓制雖引非議，但大臣們卻不過是噤若寒蟬罷了，劉煒之雖因此一舉，千古留名，但卻也是死了白死。后來的唐皇帝也有不經過中書門下兩省直接封官的，但是畢竟不合規(guī)矩，皇帝也自覺不是很妥當，所以敕令的封袋不敢照常封發(fā)，而是改用斜封，所畫的敕字，也不敢照常用朱筆，而用黑色。是故當時將皇帝不經兩省的命令稱為“斜封墨敕”。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件大事，皇帝親封的官員被稱為“斜封官”，為唐朝官場所鄙視。

尚書省是政府中最大的行政機構，共分六部，即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這個分法從唐代開始在中國古代大體上沿用了一千多年。吏部管人事，戶部管民政戶口，禮部管宗教和教育，兵部管軍事，刑部管司法，工部管建筑。在具體執(zhí)行中，職權由各有執(zhí)行，例如吏部主管人事及官員任用，一般官吏須先經過考試，再有吏部分配任用。但五品以上官吏，由宰相決定，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官吏，宰相不過問，由吏部依法依規(guī)任用。每部分四司，六部共計二十四司。

除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政府機構之外，唐代還有一臺、五監(jiān)、九寺，這些機構類似于直屬機構。

一臺指御史臺。一屆政府在行政職權中還應該有監(jiān)察制度。漢代丞相為政府最高首領，而御史大夫就相當于副丞相，專司監(jiān)察。在唐代，監(jiān)察權從政府行政職權中分離，專設獨立機構御史臺，不屬于三省，監(jiān)察權脫離相權而獨立存在。唐中宗以后，御史臺又分為左右御史，左御史負責監(jiān)察中央政府，右御史負責監(jiān)察州縣地方政府，這稱為“分察”和“分巡”，監(jiān)察中央謂之察，監(jiān)察地方謂之巡。

五監(jiān)指國子監(jiān)、少府監(jiān)、將作監(jiān)、軍器監(jiān)、都水監(jiān)。

九寺指太常寺、光祿寺、衛(wèi)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

唐代的九寺五監(jiān)是中央政府的辦事機關，在國務活動中，寺監(jiān)多承六部諸司下達的政令，寺監(jiān)執(zhí)行完畢后，須要“申復所司”。在具體事務上，寺監(jiān)與六部有隸屬關系。寺監(jiān)政務從地位上看，與六部基本平行，六部尚書為正三品，寺監(jiān)長官為從三品。從分工上看，六部奉制命、掌制令，寺監(jiān)則分掌具體事物，它們是總領和分管的關系。例如戶部是政府的主要財經機構，管理戶口田地數目、財政預算、倉庫收支等等。司農寺掌管倉儲委積之事。太府寺掌管財貨。就這樣，財經行政歸戶部，糧食收入支出歸司農寺，錢帛收納保管和支出歸太府寺。最后，九寺與皇家的關系較為密切，更多像是皇帝的私人機構。例如光祿寺掌管宮門警衛(wèi)，衛(wèi)尉寺掌管皇帝儀仗，宗正寺掌管皇帝宗族之事，太仆寺掌管皇家輿馬，鴻臚寺是皇帝的私人外交部，太府寺在掌管全國錢帛稅收，但是也掌管皇帝的私人錢庫，并且就山澤鹽礦等稅收直接納入皇帝的內庫?？梢娤啾扔谌×慷乃镜那宄髁?，九寺五監(jiān)則更多的繼承了自封建時代以來，家國同構的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