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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注明幾點：一、筆者閱讀的是大陸的版本，封面如圖所示，和原版內(nèi)容相差程度，不得而知。二、本文不涉及意識形態(tài)立場，不涉及對政治人物的喜惡。三、書本中“華語”一詞更多是指漢語普通話，而各種漢語方言被單獨作為一種語言，與華語、英語并列，本文對該詞采用相同處理。

本書作者李光耀（下稱“李”），在書中主要講述了新加坡語言規(guī)劃和語言教育的歷程及理念。

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對國家、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有重大影響。這一點，對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文化、宗教的移民國家來說意義尤為凸顯。

自1965年從馬來亞聯(lián)邦政府獨立出來建國之初，新加坡華人約占75%，其余主要為馬來人和印度人，加上英國殖民地的背景，使得這個小小的東南亞小島同時講著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也譯泰米爾語）和英語。同時，當時所謂華語其實是各種中國南方方言，依使用人數(shù)由多至少分別為福建話、潮汕話、廣東話和客家話，彼此溝通困難。由此可見，當時的新加坡語言相當雜亂，沒有統(tǒng)一的共同語言。各說各話使得新加坡社會內(nèi)部難以融合，不同種族、民系雖然同處一片土地，但實際上有著分隔開來的不同世界。所以，制定怎樣恰當?shù)恼Z言政策，是新加坡來要面臨的重大問題。

新加坡的答案是，一是以英文為共同語和工作語言，二是通過母語保留傳承傳統(tǒng)文化和價值觀。

語言政策的首要考慮問題，是選取何種語言作為共同語。人口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為什么選擇英語而不是華語作為第一語文？

新加坡是多元種族國家，任何政策都要考慮種族情緒這根敏感的神經(jīng)。華人已客觀上不論是人數(shù)還是經(jīng)濟都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倘若還把華語作為第一語文，繼續(xù)強化華人的主體地位，華語沙文主義、種族仇視就會如炸藥桶般隨時給新加坡帶來暴亂。李光耀深知華語的政治敏感性，在書中提到斯里蘭卡就是一個前車之鑒。那里的僧加羅人和淡米爾人過去以英語作為共同語往來，后來占人口八成的僧伽羅人語文成了官方語文，占人口兩成的淡米爾人被排擠，從而拉開了斯里蘭卡長期內(nèi)亂的序幕。李認為，將占多數(shù)的華語作為共同語，只會加劇種族摩擦，使馬來人、印度人失去前途而變成“恐怖分子”?！靶录悠虏皇侨A人的國家、也不是馬來人的國家、印度人的國家，或混種人的國家。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國家，不分種族、不分宗教、不分語言、不分文化，是所有有公民權的新加坡人地國家”，李在書中說的這句話，不僅是新加坡的立國基石，也為語言政策的制定導明了方向。他深知加強民族間溝通與融合，強化公民意識，營造共同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對當時新加坡的舉足輕重。

再將眼光放向國外，看看地圖，就會發(fā)現(xiàn)新加坡這個小島雖然華人居多，身處的卻是馬來人的海洋。國內(nèi)的馬來人雖少，但一旦涌進馬來人的“海水”，這個小島就會有被淹沒的危險。這個自然資源匱乏，連生活飲用水都要靠柔佛海峽對面的馬來西亞輸送過來的國家，所制定的政策，必須確保在東南亞能跟鄰國和睦共處。為此，李在書中講述了南洋大學的興衰加以例證。

歷史關系、經(jīng)濟地位分配、意識形態(tài)角逐等原因使得東南亞不少國家起碼在當時都不同程度地排華，在這樣的背景下，華人社群上至富商下至草根，都熱切期盼東南亞有一所華人自辦的大學，以解決東南亞華人子弟的高等教育問題，在眾人拾柴的努力下，南洋大學應愿而生，可惜峽隙生存，最后并入新加坡大學（組成新加坡國立大學）而停辦。李認為，南洋大學作為東南亞第一所團結(jié)華人、宣揚華族文化和語文的大學，從一開始就招惹東南亞各國懷疑，注定失敗，因為“在東南亞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國的果樹，既無法在新加坡成長，也不可能在東南亞任何國家容身”，“馬來人的海洋，是沒有辦法容得下一所純粹培養(yǎng)華文精英的大學的”。

同樣地，東南亞的政治土壤也容不下一個首尊華人和華語的國家。所以，不能以華語為第一語文，同理，也不能以馬來文、淡米爾語為第一語文。

但是英語可以。

在新加坡的土地上，它不是華人的語言、也不是馬來人、印度人的語言，其中立性可以得到認可（當然新加坡將這種“殖民地語言”作為第一語文推行也是歷經(jīng)阻力慢慢推進的，在此不贅述）。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英語可以作為新加坡的工作語言，帶領這個自然資源匱乏的城市型島國立足于國際社會。有著優(yōu)越地理位置和天然碼頭的新加坡，從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在此開埠以來經(jīng)濟就十分依賴國際貿(mào)易。英語作為國際最通用的語言，是最適合的工作語言。除此以外，充滿危機意識的新加坡當權者明白，要減少國際經(jīng)濟氣候?qū)ψ陨斫?jīng)濟的影響，還必須要有本土知識密集、高增值的新興工業(yè)作支撐，英語無疑是吸收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知識和管理經(jīng)驗的最好媒介。

然而，新加坡人不能只懂英語。即使滄海桑田，新加坡人也不可能成為西方人，西方的價值觀念并沒有根植于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內(nèi)心依然是東方的精神價值體系。一旦失去了文化的根基，就會失去民族自信心而無所適從。而且，李強調(diào)國家利益至上，對可能隨著英語而來的西方個人主義十分警惕，他奉行的是“君臣有義、父子有愛、夫婦有別、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的東方價值觀”。因此，新加坡還必須推動雙語教育，用母語這個和文化、價值觀息息相關的載體傳授足夠的基本價值觀念和傳統(tǒng)文化。華人得會講他們的華語，馬來人得會講他們的馬來語，印度人得會講他們的淡米爾語。

通過以上，從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政府地位，雙語政策起步，到了1987年，新加坡終于確立了以英文為第一語言，以母語為第二語文的雙語政策。

對華人來說，“母語”這點上還值得進一步說。上面提到過，當時華人內(nèi)部其實是各講各的方言。1974年，雙語教育成績糟糕，顯露出了問題。五年后新加坡當局研究得出的報告書認為問題根源在于語文教育政策“不合自然規(guī)律”——極大多數(shù)學校用英語、華語教學，而85%的學生回家說的是方言。而根據(jù)語言專家的研究，普通資質(zhì)的學生是沒有能力應付三種語文的。到頭來，華語因為沒有足夠的使用機會而成為加重學生負擔的無用語言。

華語和方言，兩者間需作出取舍。

這一輪內(nèi)部語言的竟逐，華語取得了勝利。新加坡華人主要來自中國南方，說的方言是包括福建話、潮汕話、廣府話和客家話在內(nèi)的中國南方方言，但華語的文字依托的是中國的北方方言，南方方言大多雜碎而沒有完備的文字系統(tǒng)，可以說，只會說方言幾乎就是不能閱讀和書寫的文盲。方言的局限性，加上新加坡社會最底層的人是無法被期望用英語作為日常語言的，所以與其讓方言成為日常語言，還不如讓華語成為全體新加坡華人的通用語。另外，利用華語打破華人不同方言社群的隔膜，加強團結(jié)，也是選擇華語的原因。于是在1979年，“全國推廣華語工作委員會”成立，并以每十年為一進階，推行講華語的運動，以提高華語作為第二語文的能力。

隨著中國的崛起，相信新加坡國人會繼續(xù)加強使用華語的能力，因為對他們來說，現(xiàn)在華語顯現(xiàn)出了經(jīng)濟價值大于文化價值的趨勢。

有沒有可能雙語并重呢？新加坡作為全世界最大最復雜的語言實驗室告訴我們，雙語學習恐怕是個零和角逐（英語多用，華語就弱，反之亦然）。一個事實是，“沒有一個人的雙語能達到同等水平”，就像沒有人的左右手能同等靈活和頻率使用。每個人都要有一個主導語言，才能夠很快地吸收知識。

加坡雙語政策的制定歷程與成效變化顯示，越早齡開始實施雙語教育，能為未來語言學習確立記憶因子，打下有利基礎。而成年后才學外語會有本質(zhì)差別，一般讀、寫水平還可以，但聽和講相對較弱。聽和講是需要小時候才會扎實的部分，在幼年階段要偏重培養(yǎng)，而且要以引起他們興趣的方式。

縱觀全書，可以發(fā)現(xiàn)雙語政策本質(zhì)上是如何處理工具語言和文化語言的關系。一個成功的語言政策，應該是滿足國家整體發(fā)展利益需要同時又能滿足不同利益人群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