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學的興起堪稱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事因緣”（陳寅恪語），它不僅賡續(xù)先秦儒學傳統并對之作出了創(chuàng)新轉化，而且構成近現代新儒學反思“現代性”的文化資源。儒家文化無疑以經典為其載體，先秦以來任何時代的儒學家在思想傳承或創(chuàng)造的過程中，都無法置身于經典世界之外而另辟捷徑。如果以“唐宋變革”為視域，將眼光從外部的佛老或魏晉玄學轉至儒學傳統的內部，就會發(fā)現中晚唐以來經學領域的“信經疑傳”等新風氣為宋代新儒學實現“思想突破”提供了內在契機；作為訓詁之學的傳統經學也被注入新的道學思想元素，而不得不面臨一場詮釋典范的轉移。這一典范轉移作為新儒學“思想突破”的一種表現，意味著漢唐經學傳統被超越，并導致儒家經典世界的知識版圖重新改寫。因此，宋代新儒學其實是一場重建“經典世界”的文化運動。

漢唐經學嬗變與儒學復興

文化的生命力往往依托于經典，因為經典中的知識內涵構成了文化的重要基因。上古中國自商周以來的文化傳統被濃縮在儒家“六經”系統中，并在孔子時代就已基本成型。經典既以文本為載體，而文本又是承載思想的平臺，從中轉化出“經學”學術形態(tài)則始于漢代。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文化政策以及“五經博士”的制度創(chuàng)立，意味著經典向經學的轉化既是文化發(fā)展的需要，更是政治教化體制得以確立的保障。自此，經學作為一種文化知識體系，構成傳統社會的文化意識基礎，在中國傳統文化系統中始終占據首要地位。

經學內容大致涉及唐虞三代至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幾乎涵蓋了政治、典章、禮法、歷史、宗教及文學等各個方面。兩漢時期隨著今古文經學的交錯與折沖，最終融為一套牢固的經學知識體系。兩漢經學注重師法傳承以及章句訓詁，但這種“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程頤語）的唯知識論的學術取向，在宋代新儒家看來，不免遺忘了儒學本旨以及對“道”的發(fā)現和闡釋，因為唯有“知道者”才是真儒學。

唐初經學一度達到了輝煌的頂峰，《五經正義》標志著經學被定于一尊，而9世紀初“開成石經”的完成則意味著漢唐經學邁入了“統一時代”（皮瑞錫語），使得傳統文化得到了經學意識形態(tài)的強力支撐。然而，就在將經學與經典融為一體的整理工作得以順利展開之后，隨著“安史之亂”這一影響整個唐代社會根基的事變發(fā)生以及唐中期古文運動的興起，在8世紀唐代宗時期，經學領域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經典的“經義”而非“字義”開始受到關注，特別是啖助一系的新《春秋》學的出現為經典詮釋帶來了一股新風氣。他們對經與傳、注與疏之間的差異非常敏感，認為既要將經典各傳進行打通，更要對經中的“道”或“理”作一番思辨抽取的工作；儒家之“道”貫通人之“靈府”、經典之“理”遍在于“事物”之中。而以往的經學闡釋正是忽視了這一點，故有必要重新認識《春秋》在“救亂”“王道”“忠教”等政治、哲學及倫理等方面的意義。這種融貫經典義理以及“信經駁傳”（吳澄語）的經學研究新風氣注入了哲學批判和懷疑的精神，成為唐宋之際催動疑古改經思潮之先聲。　

宋初疑經思潮與理學化轉向

唐宋之際新儒學興起之初，新儒家首先須面對的是在批判總結漢唐經學之同時，如何對此實現“思想突破”這一課題。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孫復對后孔子時代的經學史有一總體判斷，認為漢魏以來的經學在實質上導致了“六經之旨”紊亂不已的后果。其因在于注解方式的陳陳相因以及經義層面的無所發(fā)明，經學著述表面上出現了“數千百家不可悉數”的繁榮景象，然而思想卻被籠罩在“舊之注說”的框架內。顯然，上述判斷反映了宋初學界對漢唐經學的一般看法，孔子之后“六經之旨郁而不章”的現狀正是宋初新儒家自覺必須進行“思想突破”的對象。

但是，新儒學想要實現義理建構，亦不能抽離于經典之外，因為經學仍是義理得以生存的文本基礎，故問題在于欲擺脫漢唐經學之窠臼的同時，如何重建經學詮釋典范。這就成為新儒家實施思想突破的首要課題。依陸游的說法，這場思想突破的導火索是由宋初慶歷新政期間諸多儒者著力發(fā)明“經旨”的思潮點燃的：“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圣人乎？自慶歷后，諸儒發(fā)明經旨，非前人所及。”其實，這股思想動向也就是疑經思潮的開啟，導致儒家經典《系辭》《周禮》《孟子》《尚書》《詩經》等都竟然被視作可疑的對象。隨著這股疑經風氣逐漸蔓延和擴散，引發(fā)了觀念上的轉變。故在慶歷之后的道學奠基者程頤看來，由慶歷至熙寧的各種新政或變法的政治運動，同時牽動了經學領域的變化，導致“本朝經術最盛”的局面。隨著道學思潮的興起，經學中所內含的義理也開始朝著“議論專一”的方向推向縱深。具體而言，所謂“經術最盛”應以劉敞《七經小傳》及王安石《三經新義》為代表，且兩者之間存在思想連續(xù)性。劉的經學雖只是“稍尚新奇”，而王的《新義》則顯然“視漢儒之學若土?！保ㄍ鯌胝Z），對漢唐經學實現了全面超越。

問題是，這波宋初疑經改經的風潮是否對熙寧前后道學思潮有助推作用，疑經改經又是如何導致道學思潮中“經學理學化”之現象得以形成的。從道學視域出發(fā)來審視宋初新經學運動，則可發(fā)現正是由于對經學思想敢于懷疑甚至敢于對經典文本作“動手動腳”的刪改，連帶著傳統經學注疏方式便不得不發(fā)生動搖，進而轉出理學化的詮釋方式也就事成必然。例如，程頤《周易程氏傳》便是經學理學化的典型之作，甚至對宋明理學不無微詞的清初大儒顧炎武對此也稱贊備至。他斷定在古往今來“無慮數千百家”的易學著作群當中，“未見有過于《程傳》者”。當然，經學理學化的典范確立者則非朱熹莫屬，他的《四書集注》開創(chuàng)了“四書學”的新典范。　

“四書學”新經典的系統重建

新儒學運動從經學領域開始著手思想突破之際，便遭遇一個迫切問題：儒家經典如何重新安排以便為儒學復興奠定文本基礎。欲在“五經”的經典世界之外另辟蹊徑，重建新經典絕非易事，這首先需要新的思想眼光。據《宋史·道學傳》，二程基于道學立場，“表彰《大學》《中庸》”，以此與《語》《孟》并列。盡管二程并沒有完成“四書學”的系統重建，但他們對《學》《庸》不僅進行了文本?？?，而且完成了“改本”工作，更在思想詮釋方面提升到新的理論高度，這項新經學研究為后來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建構“四書學”發(fā)揮了先導的作用。

自唐中期韓愈重《孟子》、而其弟子李翱特重《中庸》以來，便預示著在“五經”系統之外，仍有重要經典有待發(fā)現。特別是經過了宋初疑經思潮的沖擊，《中庸》《孟子》先后得到了孫復、石介、范仲淹、胡瑗、王安石等儒者的大力推崇。而《大學》地位提升的原因，除了司馬光撰《大學廣義》進行表彰以外，要數二程的功績最大。他們不僅分別刪定《大學》文本，而且堅信《大學》乃“孔氏遺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強調儒家修身實踐“當學《大學》之序”。至此，《大學》作為儒學“入德之門”的經典地位被初步確定。

基于二程的經學新觀念，朱熹為《大學》重建了一套經傳系統，即重組了經一章和傳十章的結構，并為第五章補寫了一篇“格物補傳”。朱熹以其敏銳的理論眼光，從《大學》文本中提煉出“三綱領八條目”，以此為《大學》一經之總綱。隨后以章句集注的闡釋方式，逐一完成了“四書”的詮釋工作，構建起以《四書章句集注》為標志的新“四書學”。而且，朱熹援引二程之說，強調學者用力須先從“四書”著手，“然后及乎《六經》”，從而為“四書”與“五經”的序列作出了重新安排，“四書”作為新經典逐漸越過《五經》而占據了首要地位。

從結構看，《四書章句集注》也與舊經學的注疏形式有很大不同：首先注明字音和字義；其次釋文句或概念之大意；再次引述前人（以二程等道學觀點為主）的各種注釋；最后以“愚按”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可以說，朱熹四書學打破了以往的章句注疏體而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章句”體，將道學觀念融于經典詮釋之中，實現了義理與經典的內在統一，使《四書章句集注》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經學的著述體例，又在義理層面凸顯了重構道學話語的特征。

無疑地，宋代新儒學是對漢唐經學的一場“思想突破”，新儒家著力于重建儒家“新經典”。與此相隨的經典詮釋也出現了理學化的轉向，其典型標志便是“四書學”的形成，在哲學、經學、文化等各層面，有力推動了儒學的全面復興。朱熹“四書學”建構了道學意義上的“經典世界”，其《四書章句集注》在13世紀后便已傳入東亞周邊各國，從而使原本屬于地方性知識的“四書學”在東亞世界獲得了普遍性意義，成為東亞儒學的重要思想財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17ZDA01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