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徐中玉先生：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

    我對我的研究生說，你們的師祖已經(jīng)一百歲了，他們哇地驚叫了起來。一百歲！年輕人覺得，一百年差不多就是歷史的同義詞了。我高興起來了，讓他們看一看前年徐先生與我一起在北京的一個會議上拍攝的照片。他們又哇地驚叫起來：看起來這么年輕！

大約三十年前，我投考到徐先生的門下有些偶然。我是“七七級”的大學生，曾經(jīng)在廈門大學的海灘與棕櫚樹之間做了四年的文學夢。1981年底臨近畢業(yè)，我從南京大學的研究生招生簡章上發(fā)現(xiàn)了“文藝理論”專業(yè)，決定報考南京大學中文系。報名截止的前一天，兩位同學突然找我商議。他們均為南京籍人士，試圖利用讀研究生的機會返回老家，希望我退出競爭。南京大學的“文藝理論”專業(yè)僅僅招收兩名，我沒有理由堅持，只得改弦易轍。時間緊迫，我沖進了廈門大學那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招生辦公室，重新在散落四處的招生簡章之中慌亂地搜索。我從地上撿起一本華東師范大學印制簡陋的招生簡章，第一次發(fā)現(xiàn)了徐先生的名字。當時并不清楚徐先生的學術(shù)成就和治學方式，僅是隱約地聽說是個大人物。猶豫了一陣子，我還是決定冒險試一試。考試的感覺并不好。當年的研究生考場設在廈門市郊的一所中學，我所在的那一間教室與校外的民居緊鄰。一戶人家用最大的音量播放鄧麗君，那些綿軟甜膩的歌聲令人心煩意亂。不久之后竟然收到了華東師范大學寄來的復試通知，的確驚喜交加。

研究生復試的時候，我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一間寒冷的辦公室里第一次見到徐先生。他坐在窗戶旁邊，戴一頂深藍色的呢帽子，和藹地問了幾個問題。我想不起來自己如何回答，僅僅記得孤伶伶地坐在屋子的中央，十分不自在，大約沒有說多少話就溜出來了。

進入華東師范大學就讀之后，我常常見到徐先生拎一個公文包疾步穿過校園的背影。他擔任中文系主任，兼任上海作家協(xié)會主席，還是《文藝理論研究》和《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兩份學術(shù)刊物的主編，手邊的事務極多。徐先生名聲很大，我們這些沒見過多少世面的小人物，遇到他的時候心里未免惴惴的。

我從圖書館找到了徐先生的多本著作，逐漸熟悉了他的文字風格：耿直硬朗，直陳要義，不遮掩，不迂回，摒除各種理論術(shù)語的多余裝飾。我時常覺得，這種文字象征了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硬骨頭。文藝必須有益于世道人心，這是徐先生年輕的時候就開始信奉的觀點。徐先生的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學院里，苦讀精思，摘錄了數(shù)萬張的讀書卡片，但是，他不是那種皓首窮經(jīng)的書齋型學者，徐先生的心思很大。

每隔一段時間，我們會在徐先生家的書房上課。幾個研究生坐在一張舊沙發(fā)上，手捧一杯熱茶，自由自在地討論乃至激辯。徐先生從不干涉我們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細傾聽我們的觀點，最后略為點撥，或者做一個引導性的總結(jié)，留下讓我們自己領悟的空間。上課結(jié)束后，有時還能在徐先生的家里蹭到一頓豐盛的午飯。

閑常的日子，我們不愿意打擾徐先生，總是覺得他正在忙碌一些大事。第三個學期剛剛開始，徐先生突然通知我，我的一份假期作業(yè)將在他主編的學術(shù)刊物發(fā)表。這時我才意識到，他的確花費功夫讀過我們交上的那些淺陋的習作。最后一個學期，我到外地游學，返回之后得知，我的一篇論文獲得了一個學術(shù)獎項。告訴我這個消息的同學說，他是從徐先生那兒聽到的。我至今記得那個瞬間心中的暖流：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學生一直在他的視野之內(nèi)。

我們都聽說了徐先生的坎坷經(jīng)歷。二十年左右的“右派”身份，一個巨大的磨難。因此，徐先生的身體如同一個奇跡。九十多歲的高齡仍然擔任刊物主編，目明耳聰，他的清瘦身板仿佛蓄了無限的精力。徐先生年輕時抽了不少煙，偶爾也不忌憚呷一兩杯烈酒，他的鍛煉無非是到附近的公園散散步，我覺得他并不刻意保養(yǎng)身體。徐先生的心思全部托付于學術(shù)工作。我從未聽到他抱怨什么。讀書數(shù)百種，寫下愈百萬字的讀書筆記，這是徐先生橫渡二十年厄運的精神舟楫。對于這種性格，許多磨難不得不失效。

畢業(yè)之后的二三十年，到了上海多半要拜見徐先生。閑聊之中，他提到的通常是國計民生的大事，譬如高等教育問題，譬如臺海局勢，譬如金融危機，飲食起居這些瑣碎的小事是沒有資格成為話題的。徐先生年事已高，閑聊的時間愈來愈短，但是，每一回端坐在徐先生面前，總是有一種熟悉的感覺立即漾開來。當年我曾經(jīng)是一個無知的學生聆聽教誨，心中馳過各種憧憬；如今我的人生已經(jīng)逐漸定型，身軀開始發(fā)胖，徐先生依然容貌清癯，言辭睿智，神態(tài)從容——時光仿佛在他的身邊停下來了。最近一次拜見徐先生是今年的五月。入室坐定，談笑甚歡，過了一會兒，徐先生對我說，你的臉很熟悉的，但想不起來是誰，能不能把名字寫一下呢？我怔了一下，連忙寫出名字，徐先生呵呵一笑：剛剛電話約好了，正想著怎么還沒有到，原來就是你了。于是起身，熱絡地握手，重新入座——這時我終于意識到，坐在面前的是一個百歲長者了。

二三十年期間，拜見徐先生的地點始終是當年上課的那一間書房。徐先生一直住在華東師范大學的一幢舊的宿舍樓里，房間很小。書房木板地面的褐色油漆已經(jīng)多處剝落，靠墻幾架子書，窗下一張不大的老式書桌，四處一摞一摞的學術(shù)雜志、報紙和書籍。二三十年期間，書房里的景象始終沒有什么變化，仿佛只是一面墻上增添了一臺空調(diào)機。

如此簡樸的家居表明，徐先生顯然不在乎各種生活享受。況且，即使工作到八十歲，徐先生業(yè)已退休二十年。二十年前中國教授的工資相當有限，徐先生不可能多么富裕。因此，聽到他捐贈一百萬作為獎學金的時候，我吃了一驚。不過，我很快釋然了。這種事情發(fā)生在徐先生身上，真是再自然不過了。

我和太太談到了徐先生，從她那兒聽到一個說法：純粹的知識分子。我想了想，的確，這就是我這篇小文章一直要找的那個詞。三十年的時間說來不算太短，徐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始終就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

2011年與徐中玉先生在北京

徐先生與華師大的學生們，從左至右：楊楊、格非、趙麗宏、南帆、李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