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體制亦稱朝貢制度，這一概念是西方學者的發(fā)明，譯自英文“tributary system”或“tributesy stem”一詞。盡管這種描述多于明、清兩代，但從制度的源流來看，朝貢體制既遠祧先秦的服事制，又是秦漢統(tǒng)一以后歷代王朝在對外交往中逐漸形成和不斷完善的一種對外關(guān)系體制。

在北宋時期，北方邊境受到西夏、契丹、金國與蒙古帝國的侵擾，加上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以至于國防空虛，兵敗如山倒。最后北宋仍向敵方簽訂“歲幣”形式的“澶淵之盟”等一連串條約，封貢體制呈顛倒之勢。 但實際上，“澶淵之盟”是北宋與遼在經(jīng)過25年戰(zhàn)爭后締結(jié)的盟約。

自從宋太宗發(fā)動高粱河戰(zhàn)役揭開了宋遼全面戰(zhàn)爭的序幕，戰(zhàn)爭已經(jīng)進行了25年。幾乎每一場大戰(zhàn)，往往都要使宋遼雙方付出上萬人的傷亡。于是到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遼國統(tǒng)治者蕭后與遼圣宗御駕親征，發(fā)動了孤注一擲的南下戰(zhàn)役，宋朝史料稱之為景德之役。

盡管遼軍來勢洶洶，其推進到澶州時已為強弩之末，即使面對的宋真宗主力兵力少于遼軍，但背靠黃河、依托堅城嚴陣以待的10余萬宋軍，顯然已經(jīng)不可能再向前突破了。這時的戰(zhàn)局從各種意義上都陷入了膠著——僅從澶州戰(zhàn)場上看，遼軍兵力占優(yōu)勢，而宋軍則占據(jù)地利；雖然在一場戰(zhàn)斗中意外打死了遼軍主將蕭撻凜，但宋軍并沒有取得其他決定性的勝利；而定州的王超集團10萬人始終未動，也成為遼主心頭的懸頂之劍，使他始終不敢下全力進攻澶州。

此時雙方都進退兩難，遼軍為擺脫困境，提出議和。而宋真宗立刻答應(yīng)了?？梢哉f，這是兩國在軍事力量大致相同下，宋、金以和平平等交往為原則的一次外交。而且議和之后，宋朝大部分時間是處于長、兄的地位。同時，在外交主動性和外交位次上，北宋總是略占上風的。

據(jù)史書記載，盟約生效后，雙方互使共達380次之多，遼朝邊地發(fā)生饑荒，宋朝也會派人在邊境賑濟，宋真宗崩逝消息傳來，遼圣宗“集蕃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為沾涕”。

然而在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眼里，天朝上國之威才是頭等大事，本應(yīng)該是藩屬的遼國卻與宋朝天子稱兄道弟，于是澶淵之盟成為了“屈辱”的代表。 宰相王欽若曾針對澶淵之盟向宋真宗進言：“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擅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意即在春秋時期，小國被迫簽訂城下之盟都是奇恥大辱。對于有著萬乘之尊的宋朝君主來說，被迫簽訂城下之盟更是天大的恥辱。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

不僅是飽學的儒士才會這樣想，盟約給宋人帶來巨大挫折感、失落感，最終化為無窮的恥辱感。這種恥辱感，始終伴隨著北宋。

正是這種恥辱感左右了宋朝對局勢的判斷。北宋末年，長期受遼朝統(tǒng)治的女真族崛起后向遼展開進攻后，宋徽宗趙佶不顧太宰鄭居中、樞密院執(zhí)政鄧洵武等大臣的激烈反對，主動與金人做海上之盟，于宣和七年（1125年）一起滅了遼國。

徽宗自認為得到燕云之地足以洗刷澶淵支恥，然而宋朝經(jīng)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戰(zhàn)去兵”，禁軍和京師軍早已“武備皆廢”，何況此時武臣均已被排擠，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權(quán)。可以說，通過共同作戰(zhàn)，北宋軍隊的腐敗無能被暴露的一干二凈，金朝并不愿履行盟約，北宋只能花大價錢買下燕云。

但這之后，宋朝“武備皆廢”的局勢沒又得到根本改變，而且在長期接觸中，金人看到宋朝腐敗的朝政、不堪一擊的軍隊，其野心開始膨脹。金國又通過盟約得到宋朝進貢的大量歲幣、糧餉和軍費的補充而實力大增，得到榆關(guān)（今山海關(guān)）以南的平、灤、營三州（今秦皇島地區(qū)），占領(lǐng)著娘子關(guān)以南的西京（今山西大同地區(qū)），這如同建立了兩個長城以南的根據(jù)地，隨時可以挺進中原。在幾年后，金國也確實這么做了。

可以說，北宋聯(lián)金滅遼的戰(zhàn)略選擇犯了方向上的錯誤，金朝的強盛完全出于宋朝的扶植，得到幾座空城的所謂的勝利代價過于慘重。用臺灣學者柏楊的話說，這種勝利是個“慘不忍睹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