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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建立之初,政府對是否發(fā)行紙幣持謹慎態(tài)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明代貨幣制度暴露出來的弊端。鑒于前代鈔法之弊,為維護社會穩(wěn)定,清政府長期采取行錢不行鈔的貨幣流通方式。 清建國初期,曾短暫發(fā)行過紙幣。據(jù)史書記載,順治初年,經費困難,各項開支浩繁,財政上已出現(xiàn)入不抵出的現(xiàn)象。因而朝廷于順治八年(1651年)第一次發(fā)行紙幣,當時叫作“鈔貫”,“仿明舊制,造為物貫與錢兼行”。 此物貫仿照明代大明通行寶鈔,與銅錢并行流通使用,每年發(fā)行128172余貫,但其具體使用制度不詳。順治十五年(158年)后,南明永歷皇帝亡命緬甸,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停止,國內形勢日趨穩(wěn)定,經濟狀況有所好轉,順治十八年(164年)政府就下令停止發(fā)行紙幣。這種鈔貫在十年間共計發(fā)行1281720余貫,由于當時的發(fā)行量小而且回收得也比較徹底,至今為止還沒有發(fā)現(xiàn)鈔貫的實物。 清初這種鈔貫的制度和流通情況,因為缺乏資料且沒有實物留存,不知詳細情況,但史書記載其系仿照明朝舊制,大概形制應該和大明通行寶鈔相類似。 自此以后,清政府在一百九十多年的時間里再沒有發(fā)行過鈔票。 直至嘉慶十九年(1814年),因為社會銀貴錢賤現(xiàn)象嚴重,一兩銀兌錢兩千文,造成國庫空虛,翰林院侍講學士蔡之定奏請行鈔,上“議行紙鈔事”奏折,詳細地論述了發(fā)行紙幣的得失,并列紙鈔章程九條,其見解周詳精細。但他的奏折遭到嘉慶帝的訓斥,認為： “前代行用鈔法,其弊百端,殊小民趨利若鶩。楮幣較之金錢尤易作偽,必致訟獄繁興,麗法者眾,殊非利用便民之道”。 蔡之定也受到“交部議處,以為妄言亂政者戒”的處罰,其奏折也留中不發(fā)。 道光時期,因為“銀荒”問題日益嚴重,一些大臣上疏要求印制紙幣。但因為種種考慮,朝廷一直沒有實行  官票和寶鈔歷史發(fā)展到咸豐時期,這時的清朝政治更加腐敗,經濟急劇衰退,舊有的貨幣制度已難以滿足社會發(fā)展的需要。由于鴉片戰(zhàn)爭失敗造成的戰(zhàn)爭賠款巨大,朝廷國庫存銀銳減。此時又恰逢太平天國運動的猛烈沖擊,政府財政枯竭,于是咸豐朝廣鑄大錢。 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占領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面對龐大的軍事支出,朝廷遂采取清査國庫、熔煉金銀器皿等措施,但仍無法維持軍費開支,于是發(fā)行紙幣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1.發(fā)行的社會時代背景 由于鴉片貿易,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社會上白銀短缺,銀價日昂的局面屢屢出現(xiàn)。如道光十九年(1839年),每銀一兩,兌換制錢一千六百枚,百姓負擔加重,社會矛盾突出。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英國向清政府勒素銀元2800萬元,折合1960萬兩白銀,這造成國庫空虛,銀價上漲、銀貴錢賤的情況更加嚴重。在銀價上漲、制錢價值相應下跌的同時,銅原料價格卻不斷上升,民間私毀制錢猖獗,制錢制度幾乎到了難以維持的地步。與此同時,外國商品尤其是英國的商品大量涌入中國境內,嚴重打擊了我國自主的民族工商業(yè),使原本問題重重的社會經濟更加雪上加霜。 1851年爆發(fā)了震驚中外的太平天國運動,清政府軍事開支陡然增加,而此時由于太平軍先后占領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這使得以往各省的地丁、鹽課、關稅、雜賦都無法正常征收,以致地丁多不足額,稅課僅存虛名,朝廷的財政收入銳減。以上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致使財政基礎更加萎縮,社會經濟更趨衰落,清廷財政狀況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為此,在一些錯誤的主張和與論下,清政府采取了各種必然引起通貨膨脹的措施,其結果是不僅給廣大百姓造成深重災難,使社會經濟更加凋敝混亂,而且財政狀況和危機更加嚴重。 早在咸豐元年(1851年)九月十九日,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王茂蔭就曾上呈《請行鈔法折》,建議發(fā)行由銀號出資替政府承擔兌現(xiàn)責任的絲織鈔幣,以解決財政困難。 “臣見往年議平銀價,內外臣工多為鑄大錢之說,因私擬為鈔法。以為兩利取重兩害取輕計。鈔之利不啻十倍于大錢,而其弊則亦不過造偽不行而止。國初造鈔歲十余萬,行之亦經十年之久。其行也所以輔相夫不足,其止也即以栽成夫有余。圣神妙用,百世可師,濟用權宜,似莫逾于此”。 但他的奏折被朝廷否決。 咸豐二年九月,左都御史花沙納也奏請實施鈔法,制法銀錢鈔幣,羅列造鈔、行鈔、換鈔之法三十二條,并敷陳用鈔十四利。因為朝廷考慮到實行鈔法會引起百姓恐慌,此提議遂被擱置下來。 咸豐三年(1853年),隨著太平天國運動愈演愈烈,國家財政到了瀕臨崩潰之地,廣鑄大錢、鈔法改革一度成為戶部緩解困境的重要舉措。 咸豐三年正月十九,戶部尚書上奏,“近來言鈔者多,而于推行收發(fā)之間,立法亦多未盡,請敕臣部仍將前奏再行詳議。等因。又稱:鈔法非為無弊,但此法不取于民,亦不強于民,猶弊之較輕者。等語”。咸豐接到戶部上奏之后,下諭由左都御史花沙納和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王茂蔭會同戶部堂官共同負責草擬章程。 經過朝野上下反復商議,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咸豐才終于下諭： “朕祥加披覽,所擬章程各條,尚屬周密。著即照所請,定為官票名目,先于京師行用。俟流通漸廣再行頒發(fā)各省。一律遵辦。官票之行。與銀錢并重。部庫出入收放相均。其民間銀錢私票。行用仍聽其便” 并且明令戶部要刊刻告示,通曉遵行。 同年九月十八日,咸豐又下旨,“著即照所議,由戶部制造錢鈔,頒發(fā)中外,與現(xiàn)行銀票相輔通行。其應如何搭收搭放,酌定成數(shù),以昭限制,總期官民兩便,出納均平。所有一切應辦事宜,著戶部詳細酌核,妥議章程具奏”。 由此可知,大清寶鈔稍晚于戶部官票一并印制發(fā)行。十ー月又頒行錢鈔章程,錢鈔與銀票相輔而行,先在京師地區(qū)使用,再頒發(fā)各省一律遵辦。 當時發(fā)行的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合稱“鈔票”,成為現(xiàn)今紙幣的代稱,一直沿用到今天。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上,印有龍的圖案,票面上分別加蓋一枚花紋圖印,上面的花紋因面額的不同而不同,這種花紋圖印作為鈔票裝飾的同時也是一種識別和防偽的方法。 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多為木版或銅版印刷,與宋、元、明時相仿,色彩單一,技術簡單。因為其印刷技術并不復雜,民間多能仿制,官府既要防止民間偽造,又無技術保障措施,只好在票面上加蓋官府印鑒,用以保證信譽和增強可靠性。這在中國印鈔史上,尚屬早期、簡單的防偽措施。戶部官票為手工紙,主要成分是構樹皮漿,雜質較少,韌性好,透光簾紋不明顯;大清寶鈔為兩層手工紙,透光可見簾紋,纖維成分以麥草漿和樹皮漿為主,雜質較多,有的可見未漿化的麥秸,初性較差。為打擊民間私自偽造,朝廷還制定了維護鈔票信譽的法律,通過對偽造者和揭發(fā)報官者進行懲罰和獎勵的法律條款,來保證鈔票的流通和信譽。  2.戶部官票 戶部官票是以銀兩為計算單位,所以也叫銀票,有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五種。官票質地分兩種,京師地區(qū)行用的系用白色苔箋紙,外省系采用高麗紙制造,花紋字畫均以藍色印刷,為長方形直式形制,其中三、五兩票幅25×15cm,十、五十兩票幅32×19cm。 根據(jù)咸豐三年七月二十日奏準推行的官票章程,其票面配發(fā)比例以百兩計,每一百兩有一兩票2張、三兩票1張、五兩票1張、十兩票4張、五十兩票1張。 官票四周用龍水紋,上方用漢滿兩種文字橫書“戶部官票”四字,中書“準兩平足色銀×兩”。左書成豐X年X月X日,右為字頭及編號,字頭按《干字文》內容排列。面額上鈐蓋漢滿文“戶部官票永遠通行”方形官印,左邊與號簿相連,騎縫處蓋“戶部官票所關防”長方形朱印,號簿編號數(shù)留存。右邊與票根相連,騎縫處蓋用戶部堂印,發(fā)行時截下票根,以便核對。票左下角有木戳小壓花。 官票下部注明“戶部奏行官票,凡愿將官票兌換銀錢者與銀一律,并準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項,偽造者依律治罪不貸”。官票的騎縫章不但正面有,有的背面也有騎縫章,說明是發(fā)行前加蓋的。官票背面為空白,供流通時記錄之用。從實物背面記錄內容來看,其中有研究價值的圖章和文字,背面簽字畫押表明流通的次數(shù)。自京城推行官票以來,流通就受到各種阻力。  官票上雖然印有“凡愿將官票兌換銀錢者與銀一律”等字樣,可發(fā)行時只規(guī)定在市場上換成銀和錢,并沒有規(guī)定可以在官銀錢號中兌現(xiàn),因此官票實際上是一種不兌現(xiàn)的紙幣。 政府發(fā)出時是按銀八票二,后改為銀票各五。但實際上連制錢都很難換到。百姓只要拿到官票,第一時間就低價換出。一些有權勢的官吏,用低價買進,作為付賦稅等之用從中漁利。 所以,官票的發(fā)行受到阻力,只有京城及福建、河南、陜西、甘肅等省推行官票比較積極。因為實際上往往不能兌現(xiàn),所以官票發(fā)行不久即貶值。至咸豐十年(1860年)二月初九,朝廷應惠王綿愉等奏請,下旨停發(fā)鈔票。 3.大清寶鈔 大清寶鈔又稱錢票、錢鈔,始印于咸豐三年(1853年),以制錢作比價,面額多種,分二百五十文、五百文、一千文、一干五百文和兩千文幾種。后來通貨膨脹嚴重,又增發(fā)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和百千文幾種面額,自咸豐三年到九年均有發(fā)行。 大清寶鈔為藍色印制,鈔紙初曾議抄為水印,后因急于發(fā)行,改用白色山西雙抄毛頭紙。鈔面字號為墨筆填寫。票面上端有“大清寶鈔”四個漢字,兩旁分印“天下通行,均平出入”字樣;中間方框內左右兩側分別為“字第X號”、“成豐年X制”;正中印有準足制錢若干文,鈐滿漢篆刻朱文“大清寶鈔之印”。 下端注明“此鈔即代制錢行用,并準按成交納地丁錢糧一切稅課捐項,京外各庫一概收解,每錢鈔貳干文抵換官票銀壹兩”。 大清寶鈔形式上仿明代大明通行寶鈔,四周飾以龍紋,下為波浪紋圖案。為保證寶鈔的順利發(fā)行,戶部設立寶鈔局,并擬定章程,定官票銀一兩抵錢二千,寶鈔千抵銀一兩,與大錢、制錢并行。后因發(fā)行過濫而貶值,使百姓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到成豐末年,幾成廢紙。 至同治元年(1862年)即停使用。但個別地區(qū)于之后的數(shù)年間,在交易中還有搭配使用的。 戶部官票、大清寶鈔都是政府強制發(fā)行的不兌換券。官票和寶鈔發(fā)行后,由于其票面面額巨大,且政府缺乏現(xiàn)銀儲備,不能兌現(xiàn),流通立見壅滯。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最初是面向全國推行,但是因為發(fā)行不久就嚴重貶值,最后流通范圍僅僅局限于京城地區(qū)及周邊省份,在其余各直省基本沒有得到大面積推行。 朝廷不遵守貨幣發(fā)行的原則,一味地加大貨幣發(fā)行量。根據(jù)清代檔案,有學者不完整統(tǒng)計,戶部銀票歷年(1853~1860年)發(fā)行總數(shù)計銀9781200兩,截至同治七年三月十九日(1868年4月11日)為止,收回的銀票僅占發(fā)行量的34%,未收回者占66%(計銀650萬兩),所有流散在民間的銀票概成廢紙;大清寶鈔歷年(1853~1861年)發(fā)行總數(shù)共有2713038串,不包括務省發(fā)行的“省鈔”。 因為不斷濫發(fā),幣值不斷下降,到咸豐后期,官票、寶鈔在貨幣流通界普遍受到拒絕使用,實際上已喪失作為貨幣的職能。 同治元年十ー月初七,同治帝下發(fā)諭旨: “各直省地丁、旗租、關稅,請一律停收鈔票,捐輸章程。除云南、貴州兩省準其照常收捐,其余各省報捐京外文武各員,止準捐足三班,其分發(fā)指省銀兩,專歸銅局上兌,及各項捐復人員,一并令其赴京呈交銀兩,尚屬可行。均著照所請辦理?！?/blockquo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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