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回答三個終極的哲學叩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創(chuàng)世始祖。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大家都會關心我們最早的祖先是從哪里來的;從文化和政治的角度來說,這個始祖它是代表著一個民族的基本特點,它會構(gòu)成文化傳統(tǒng)和政治的合法性。 《史記》作為全面描述中國歷史的一個奠基性著作,肯定是要正面回答這個哲學范疇內(nèi)的最根本問題。那么《史記》是怎么寫的?開篇的《五帝本紀》,首先講的就是黃帝,把他立為中華民族的始祖。為什么是黃帝,而不是開天辟地的盤古,是我們公認的人文始祖?本文試圖回答的就是這個問題,這關系到我們的君主觀,人神觀和我們基本的文化特質(zhì)。 作為一個非常世俗的族群,我們更看重領袖的實際功業(yè),領袖是否有愛人親民的一面,所以即使他不是九州開天辟地的第一人,黃帝的一系列功績,讓他當之無愧的成為了中國的人文始祖。 1.中國人眼里的創(chuàng)世神-------人神之別《五帝本紀》一開篇就講道:“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伊甸園里的亞當夏娃 這一段話包含了幾個方面的內(nèi)容。第一,黃帝是少典的兒子。講到這里,我們是不是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呢?古老民族關于始祖的描述,肯定是開天辟地以來的第一個人。通過這個人,我們要知道屬于我們的這個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為什么是屬于我們的。比如說西方人在講述人類始祖的時候,講了《圣經(jīng)》的故事,是上帝親手用泥土捏出了人,這個人名叫亞當,他是世界上的第一個人。 希臘神話里,也有天神制造了黃金,白銀,青銅,黑鐵四個時代人類的說法。圣經(jīng)所提倡的,也就是說是神創(chuàng)造的人。這一點很重要,它賦予人在世界上僅次于神的高貴地位,因此人的生命和他的基本權利必須得到尊重。其次,神高于人,決定了世俗權力的限度:只有神才具有絕對的權威,并擁有真理。世俗權力對此必須懷有敬畏之心,不敢凌駕于神權之上。最后一點,人類的始祖是神創(chuàng)造的,他之前就沒有人,他之后都是他的子孫,因此他只要不違反天意,這個始祖就具有了相當于神的代言人的權威。這三點就構(gòu)成了西方文化的起點。 和西方文明相比,中華民族的始祖就不是神創(chuàng)造的,從一開始他就是個人。在世界誕生的神話里面,中國也不存在主宰一切的神。開天辟地的這個神在中國稱為“盤古”,而盤古其實也不是神。秦漢以來民間的傳說,認為盤古是生在一個混沌的世界,和天地一樣成長:天是一天漲一丈,地也是一天漲一丈,盤古在這里面也一天漲一丈,長了一萬八千歲。 盤古 盤古撐開天地以后,年紀大了,最后他死了,他的頭就成了東岳,腹部成了中岳,左臂成了南岳,右臂成了北岳,腳成了西岳,眼淚流成了江河,呼吸就成風,聲音成雷,眼珠成了電,高興就是晴天,發(fā)怒就是雨天。 盤古廟 問題是這么神勇的開天辟地的盤古竟然也會死掉,而且他也和人一樣有愛情。他還娶了個妻子,因此才有了“陰陽”,生了很多孩子。所以相傳盤古的后人生存于南海,就姓盤古。一直到六朝的時候,南海還有盤古的廟,還有香火祭祀,甚至后人還知道他的生日是十月十六號,這些說法就越補充越活靈活現(xiàn),可是你就發(fā)現(xiàn)盤古他就和人沒有任何區(qū)別了。所以中國這天地開辟它的仍然是人。 在中國古人的觀念里面,什么是人,什么是神?世間上所有的人都是人,但是人中間生前有德行善政,對老百姓立下大功,普遍受到景仰的,他死后就得到大家的祭祀,就升華為神。民族始祖和開天辟地的人死了以后,當然被供奉為神了。所以盤古和黃帝生前是人,死后就成了神;人們永遠地緬懷他,并祈愿他能夠繼續(xù)福佑眾生,余澤綿長。 上帝造人的傳說 在人、神之間,中國的古人沒有找到創(chuàng)造人類始祖的神,就反過來給神找到了來自于人類的始祖。這應該是西周以來的觀念。因為商朝的人是信仰鬼神的,周朝講的是敬天保民,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的神和西方的神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一個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形象。 2.黃帝之前和之后有哪些領袖既然始祖不是自開天辟地以來第一人,而且這個人都是人生出來的,那么黃帝為“少典之子”就可以成立了。人們關心的不是他是不是第一個人,而是他為什么成為始祖?中國的始祖到底還有哪些人?這就是中國很有名的“三皇五帝”的傳說。 其實三皇五帝中,三皇是中國古代三才理論的人格化,屋地最早是五個部族首領。因為政治的需要,其實五帝是最早五個部族的領袖,他們的血緣關系是因為大一統(tǒng)的需要由后人構(gòu)建的,人們發(fā)明這一神話,就是為了文化融合和民族團結(jié)。 在“三皇五帝”里面,《史記》選擇的是黃帝作為始祖。我們不禁要問,在黃帝之前有沒有其他偉人?在民間傳說里面,在“五帝”之前應該是有“三皇”的。 三皇最早的是天皇,地皇,人皇,其實是古代的天、地、人“三才”思想的人格化。這種思想在《易經(jīng)·說卦》里就可以看到。像這樣的“三皇”說,司馬遷當然知道了,他在《史記·秦始皇本紀》里面,引述李斯的話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泰皇”就是“人皇”。對人類來說,天地的運行只有和人相關的,它才具有意義,否則是自生自在的自然現(xiàn)象。所以在天、地、人三者之間以人為本,所以人最高貴,“泰皇”最貴。 后來“三皇”逐漸被人替代,成為燧人氏、伏羲氏、神農(nóng)氏,或變成伏羲氏、女媧氏、神農(nóng)氏,或變成伏羲氏、神農(nóng)氏、黃帝。這些說法形成的年代都在漢到晉之間,出現(xiàn)在經(jīng)傳緯書。古代有種書叫作偽緯書,它是對經(jīng)的解釋,更多地用在這些算命占卜之類的書里,并形成了“三皇”的這些說法。 三皇 總而言之,中國人是用偉人替代天地,完成了“三皇”的人格化改造。因為是個替代的過程,因此就產(chǎn)生了各種替代的方案,這樣才會出現(xiàn)“三皇”人物的各種說法,而黃帝是成為“三皇”之一。 三皇之后,還有五帝在秦朝以前,“五帝”作為上古時代的人物已經(jīng)成為一種常識。秦朝的李斯和許多博士一起在討論秦始皇的帝號時,認為秦始皇一統(tǒng)天下,其功勞遠遠超過上古的“五帝”,因此秦始皇的稱號才有皇帝的“帝”。在這段論述里面,可以看到當時人對于帝的要求就是有功業(yè),有品德。 五帝 “五帝”身后被祭祀為神,分別位于東南西北中。這是怎么分布的呢?黃帝居中,蒼帝太昊是住在東面,白帝少昊住在西面,赤帝祝融即炎帝居住在南面,黑帝顓頊住在北面?!蹲髠鳌ふ压吣辍愤€記載了宋國是大辰的舊墟,陳國是太皞(即太昊)的舊墟,鄭國是祝融的舊墟,衛(wèi)國是顓頊的舊墟?!蹲髠鳌ざü哪辍愤€記載,魯國是少昊的舊墟。舊墟就是遺址、故址的意思。這些舊墟恰好就是“五帝”的故居。 我們把這些舊墟和“五帝”所處在的方位來做一個對比,就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不符合。比如應該在東方的太昊,它的舊墟跑到了南方的陳國,西方少昊的舊墟跑到了東方的魯國,南方祝融的舊墟跑到了西方的鄭國,五個里面就錯了三個。 五帝的地理分布 這種情況恰好說明了“五帝”原來是各地部族的首長。后來部族融合,他們成為了共同的首長。五行理論形成以后,這些平行的首長被編入了五行理論里面,被分別安置在東南西北中各個方位,給他們配上了青紅白黑黃的顏色,這樣子就構(gòu)成了一個系統(tǒng)非常完整的蒼帝、赤帝、白帝、黃帝、黑帝。因為這些體系是后人人為構(gòu)建的,因此它和歷史遺留下來的舊墟,就無法對應。上古的地方首長有很多,最終只選出五個,這明顯是為了迎合五行說。 三是天數(shù),五是地數(shù),人適用五三。三五循環(huán)的構(gòu)成在秦朝以前已經(jīng)很多了。李斯說“五帝”和“三代”是不相延續(xù)的,各自天下。他說的“三代”是“五帝”以后的夏商周三代,正好呈現(xiàn)出五三的變化。 孟子講“三王五霸”(《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壁w岐注:“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保┮彩俏迦慕Y(jié)構(gòu)。所以像前面介紹的,人格化的“三皇”形成以后,他就只能置于“五帝”之前,這樣子就能夠符合術數(shù)的道理。 春秋五霸 從這里就能清楚地看出,“三皇五帝”是后面的上古術數(shù)理論支撐下的產(chǎn)物。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五帝”代表的是上古多民族融合的時代。司馬遷他不取天地人的“三皇”,而取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這“五帝”作為上古史的開端,取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是符合社會演進的進程,獨具慧眼。 《史記》鄭玄的注里就提到“帝”是道德、品德,“德合五帝坐星者”——德高望重可以和地位相配,這樣的人才能稱“帝”。鄭玄還引用了《坤靈圖》說:“德配天地,在正不私。”堂堂正正,不為自己謀私利,具有這樣品德的人才能被稱為“帝”。因此我們看到“五帝”的時代,都不是一個“家天下”的時代,而是一個“天下為公”的時代。 關于“帝”,司馬遷還說“帝”必須是恩德很深的人,所以他的子孫才會被老百姓立為天帝。司馬遷還問:你以為這些作為布衣匹夫起家的人,他的后代能夠無緣無故地崛起嗎?不可能,這都是因為他的先世積的厚德。有多大的德呢?為民請宿命——有什么樣的風雨,我能夠替老百姓擋著;如果有災難降臨,我替老百姓去贖命,替老百姓去死。這樣的人才有萬世之德,黃帝就是這樣的人物。 明君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仁政愛民 從這些敘述里,可以看到中國始祖不是建立在神的絕對性上,而是建立在對老百姓有大恩大德的人文基礎上。也就是說,這決定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建立在人文的基礎上。 總而言之,《史記》的五帝說法,最根本的要點是五帝由各方首長組成的,反映的正好是中國人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歷史,所以各族的首長就成為了我們共同的歷史的奠基人。所以五帝之間的血緣關系很可能是虛構(gòu)的,我們看到《左傳》里面“五帝”之間就沒有血緣關系。這個虛構(gòu)實際上又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多民族平等融合,最后“四海一家”的觀念,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3.黃帝的功業(yè)在這個基礎上面,我們再來看《史記》對黃帝的描寫。司馬遷說黃帝這個人“生而神靈”,長大很聰明,這只是對于黃帝這個人基本素質(zhì)的描寫,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杰出的人物,和我們普通人都一樣,只是他更聰明一點,僅此而已。 接下來《史記》介紹了黃帝當時面臨的部族社會的情況,是相當紊亂的。首先,黃帝處在一個能夠維持社會安定秩序的主導部落——神農(nóng)氏衰敗的時候。當時諸侯之間相互征伐,神農(nóng)氏掌控不了,這是一個爛攤子。于是,地方上一些特別強悍的部落就胡作非為。比如蚩尤這個部落,到處欺凌周邊,神農(nóng)氏沒有辦法。同時,還有炎黃的部落,也想欺負周邊的諸侯。黃帝這個部落面對的情況是:內(nèi)部失去權利的控制,外部有強大的諸侯作亂,內(nèi)外交困。 阪泉之戰(zhàn),黃帝驅(qū)使熊貓作戰(zhàn) 在阪泉之戰(zhàn)和涿鹿之戰(zhàn)中,黃帝打敗了炎帝和蚩尤。他打敗了內(nèi)外的敵人,受到部落以及周邊諸侯的擁戴,完成了權力的轉(zhuǎn)換。黃帝這個部落取代了炎帝,成為當時大家推舉的領袖。這就是黃帝的第一個功績:團結(jié)了本部族,安定了內(nèi)部。 涿鹿之戰(zhàn)擊敗蚩尤 黃帝安定之后,開始巡行四方:向東走到了海邊,登上了丸山(在今山東臨朐縣東北,渤海之濱)、泰山;向西到了崆峒山,登上了雞頭(山名,在今寧夏涇源縣北);向南一直到了湖南的湘江;向北驅(qū)逐了北面的游牧民族,深入到漠北。 在哪里。之前的這些部落首長,不管是盤古、炎帝或神農(nóng)氏,他所據(jù)有的地盤都很小,幾乎是一些地方性的部落長。但是黃帝開辟了一個部落聯(lián)盟的國家,我們把他走的行跡畫出來,就相當于整個中國的中心部位,從海邊一直到崆峒山,從北邊的草原一直到南邊的湘江,一個巨大的國家就此出現(xiàn)。所以我們就看到了他的意義:對內(nèi)有一個盟主的龐大部族聯(lián)盟;對外他平定了這些叛亂的諸侯國,這是黃帝做的第二件事情。 黃帝版圖 黃帝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官職。這些加起來實際上就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建成。黃帝作為一個始祖,他不但是一個民族的始祖,還是中國國家誕生的奠基人。 我們看到在人類的歷史中,這個時代又正好是國家形成的年代。黃帝所處的年代大致距今4300年到4500年。也就是在這個時代,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了龍山文化、良渚文化,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這些文化中,已經(jīng)建筑起相當規(guī)模的城。有了城,就說明它有一個中心地,并以城為中心輻射出去形成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說一個國家早期的形成,應該具有幾個大的要素:第一,要有城;第二,要有文字;第三,要出現(xiàn)金屬文明。所以司馬遷選擇描寫的黃帝時代,恰好和整個歷史上的國家起源完全吻合。我們不得不佩服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就有這樣的歷史高度和認識。 除了以上的功業(yè),黃帝特別注重氣候星象,這就給了一個民族從宗教發(fā)展而來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文化要素。司馬遷所描寫的黃帝,篇幅很短,但是他把這些國家形成的要素全部展現(xiàn)出來。 農(nóng)桑事業(yè) 我們對《史記》這些記載做一個簡單的歸納。在黃帝事跡的敘述中,司馬遷建立了中國古代政治領袖最根本的條件:必須能夠除暴安良,順應民心。這顯然是一種人文的條件,它不是由上天命定的。這是構(gòu)成中國政治法統(tǒng)與合理性的重要依據(jù)。后世的獨夫民賊就算是一手遮天,也不能違背這一規(guī)律。 中國這些政權,合法性在哪里?在于它能給老百姓帶來幸福。天不是一人一姓的天下,“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司馬遷是根據(jù)這個原理建立起中國歷史的傳統(tǒng),給中華民族樹立起了人文的始祖。 嫘祖 而黃帝的妻子嫘祖,是中國紡織的發(fā)明人。農(nóng)耕文化正好展現(xiàn)在他們夫婦的身上,男耕女織,一種中國的經(jīng)濟傳統(tǒng)形成了。黃帝還開山筑路,通達四方。建立了禮儀,總結(jié)了治國的道理,而這幾條治國之理都成為后世政治的重要原則。這里反映出黃帝是國家各項制度的奠基人,并且取得了天下歸順的成就,才被后人頌揚,發(fā)揚光大。有了這幾點,他就是理所當然的始祖人物。 黃帝的功業(yè) 以上僅僅是對于黃帝功業(yè)的大致梳理,關于黃帝的文治武功,大多沒有很詳細的記載,司馬遷只能用一些籠統(tǒng)的語言進行描述,這說明黃帝的事跡在西漢司馬遷的時代已經(jīng)相當模糊了,人們雖然在稱頌他,但是都講不清楚。司馬遷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歷史學家,繼承了中國史學秉筆直書的傳統(tǒng),既不虛構(gòu),也不溢美,更不憑空懷疑。從這種比較抽象的記載,我們反而能看出司馬遷的嚴謹態(tài)度。 直到近現(xiàn)代歷史上,黃帝依舊被奉為民族主義偉人 對這些史實的不足,今天我們是可以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進行驗證和補充的。文獻記載和考古的發(fā)現(xiàn)相互補充,我們就可以更加充實地讀懂黃帝和他后繼者的事跡,進一步了解司馬遷通過這些始祖給我們建立了什么樣的文化傳統(tǒ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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