譙周與陳壽

再說陳壽。

他出生于蜀漢后主建興十一年（233年），早年師從譙周，是號稱譙門四賢“（顏）回、（子）貢、（子）游、（子）夏”的文立、羅憲、陳壽、李密（《陳情表》的作者）之一。常璩在《華陽國志?陳壽傳》中說他“少受學于散騎常侍譙周，治《尚書》、《三傳》（即春秋三傳），銳精《史（記）》《漢（書）》，聰替敏識，屬文富艷”。此段經歷，儼然奠定其正大宏融之史學格局。

在蜀漢后主時期，他曾任衛(wèi)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等職。當時劉禪信用宦官黃皓，朝政昏聵，群臣曲意阿附，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陳壽不愿趨附時流，仕途坎坷，屢遭貶黜。晉武帝咸寧六年（280年），西晉滅吳，結束了持續(xù)90余年的紛爭局面。也許是老師的囑托，也許是自己的使命，陳壽著手整理三國史事，從王沈《魏書》、韋昭《吳書》以及魚豢所撰的《魏略》中汲取一些材料，寫成了《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因蜀漢未立史官，《蜀書》所用的材料完全由陳壽搜集。

陳壽

《三國志》修成之后，受到中書監(jiān)茍勖、中書令張華的賞識，認為可以比肩于司馬遷《史記》和班固的《漢書》，時人稱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后代對《三國志》總體還是嘉許甚多，前四史之一的地位從未撼動?！度龂尽反_有記事翔實，文筆簡賅，剪裁得當，編纂精審之長，是二十四史紀傳體斷代史中的佳作。所記史事基本真實可信，編纂精密而前后連貫，立傳歸類簡明。所用材料不重復，若見之于《魏書》則《吳書》、《蜀書》不再征引，史論眼光也很突出。但是《三國志》只有本紀、立傳而無志無表，主要是陳壽可資憑借的材料不夠豐富之故，自然是其不足。至于后人偶爾責難《三國志》的回護曲筆問題，就顯然是書生之見了。

陳壽著《三國志》的時代西晉已經開始了統(tǒng)一帝國的轟鳴，西晉承接曹魏而來，陳壽要想活命，顯然只可能將曹魏放在主體地位，其余兩國只能放在后面了。因此陳壽按《魏書》、《蜀書》、《吳書》順序來編輯，還將曹魏的國君以《本紀》敘寫，這樣蜀和吳的國君盡管同樣稱帝其編撰方式也只能以《列傳》的形式予以安排。

陳壽雖然以《本紀》的方式來敘寫曹魏歷史，但是蜀吳兩國關于國君的記載名為列傳，實則仍然用的本紀編年體的方式，按年月日記事。這樣修史，既本著尊重歷史事實，而又考慮到蜀、吳稱帝的背景，陳壽是費了一番心思，因為最后結束三國紛爭局面并非蜀、吳而是曹魏、西晉，這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客觀歷史。當時的張華、稍后的蜀人常璩都認同陳壽的做法，然則東晉史學家習鑿齒在其所撰的《漢晉春秋》首發(fā)其難，不滿陳壽尊魏為正統(tǒng)的作法，直接以晉承漢，視劉備為正統(tǒng)。如此高抬蜀漢固然可嘉，但是未免對于陳壽所處的尷尬時代沒有考慮，讓這些指責陳壽亂置正統(tǒng)的人回到西晉修三國史，只要他還想活命，都一樣會用陳壽同樣的辦法。

值得注意的是治史邏輯極其嚴密的司馬光在其編纂的《資治通鑒》中，尊重歷史事實，仍然沿襲陳壽的辦法，將曹魏紀年統(tǒng)領三國所發(fā)生的史事。然而南宋朱熹在他輯撰的《通鑒綱目》以蜀漢紀年來安排相關史事，元郝經的《續(xù)后漢書》，以及后來的明人謝陛所作的《季漢書》等，無不沿襲習鑿齒開創(chuàng)，朱熹秉承的編纂方法，視劉備蜀漢為正統(tǒng)，魏、吳為僭竊。當然這不是朱熹等人愚蠢，而是有大儒秉持儒學天下大義的深層用心，展開的話將偏離此文主題太遠，留待他日細說。

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已亡佚，無法評論其歷史價值，而蕭常、郝經、謝陛等人的著作尚存，其材料完全出自陳壽的《三國志》及裴松之注，毫無實際用途。歷史就是曹魏西晉吞滅蜀、吳，無論個人好惡如何，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記錄歷史事實，是史家亙古不變的樸素真理與健全常識。退一萬步說，即或尊劉備為正統(tǒng)，最后仍然被西晉取代，而且會直接冒犯司馬氏，將西晉政權定性為僭政，這對于當時不可能跑路到海外修史的陳壽，可能嗎？

錢大昕在《三國志辯疑序》中說：“夫晉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滅，晉實為之。吳蜀既亡，群然一詞指為偽朝。乃承祚不唯不偽之，且引魏以匹二國，其秉筆之公，視南董何多讓焉”！劉知幾說：“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兩位良史之言，可謂理解陳壽的良苦用心。

 陳壽受后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多所回護。不僅劉知幾在《史通》有指出，趙翼在回顧自《春秋》以來即有回護現(xiàn)象時，也認為陳壽在這方面做得不好。于是趙翼列舉了一些例證，限于篇幅，就不羅列了。客觀地說，趙翼的責難，極其尖銳深刻。最后，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tǒng)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回護曲筆，竟讓趙翼困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回護耶？抑壽所據(jù)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陳壽修史中的曲筆、回護的確存在，但跟之前的正統(tǒng)之爭一樣，顯然是他處在曹魏、西晉政權交替過程中的一種避禍方式，對大權在握的統(tǒng)治者略作隱惡濫美，也是無奈的妥協(xié)。不然的話，不僅性命堪憂，所治之史更不可能流傳。而史書流傳下來，就是漂流瓶，后世君子不就發(fā)現(xiàn)了這些密碼嗎？也就是說，即使作者回護了，但是后世讀者還是發(fā)現(xiàn)了，這不是一種相隔時空的微笑嗎？

元康七年（297年），陳壽病逝，享年六十五歲。他去世后，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人上書惠帝可傳其書，惠帝同意，《三國志》得以流傳。故國亡了，他默默收集史料，記錄了故土巴蜀的國家敘事。故國的種子，就這樣塞進了獻給西晉的漂流瓶，而未來拾取者，當然不可能是司馬氏了。

附錄宋人項安世《讀三國志》一首：

曹劉有志混華戎，無奈吳兒兩炬紅。

赤壁焰燒云夢澤，夷陵光照永安宮。

人間自此鼎三足，天上無由日再中。

惟有葛公心未死，夜深寒月照孤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