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能看到真跡再好不過,但保存至今的真跡卻極其稀少。宋蘇易簡在《文房四譜》卷四寫到:『《畫品》云:古畫尤重紙上者。言紙得五百年,絹得三百年方壞?!幻鞫洳懂嬔邸分幸惨盟未总赖脑挘埬苓^千年,而絹不過八百年。宋趙希鵠在《洞天清錄集》中道:『世言紙之精者,可及千年。今去二王才八百余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跡,甫三百余年,亦希如星鳳,何也?嘗考其故,葢物之竒異者,常聚于富貴有力之家,一經(jīng)大盜水火,則舉群失之,非若它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幻髅┮幌嘣凇独L妙》中也提到,畫能夠保存大約五百年之久,到八百年時畫的精髓褪去,至千年消亡。書法能夠保存八百年左右,至千年精髓褪去,一千二百年消亡。 如此看來,人類保存書畫真跡之難自古有之。如今,莫說魏晉法書真跡,即便隋唐法書真跡也少之又少。 流傳至今的古法書中,真跡數(shù)量寥寥無幾,大部分為臨摹或偽作。我們習慣認為只要是墨書就表明它是真跡本,事實并非如此,必須加以辨別。以下,筆者將針對真跡本進行詳細的考察研究。 一、古法書的摹本 南朝宋虞和在其《論書表》中寫道: 『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后答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嘆曰,小人幾欲亂真?!?/p> 宋羊欣《古來能書人名》中也記載道: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jīng)日不覺。后云,幾欲亂真?!?/p> 南齊王僧虔《論書》曰: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后答右軍。右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p> 王僧虔《論書》中還寫道: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貨?!?據(jù)說康昕是晉代人,胡人出身。 唐張懷瓘在《法書要錄·卷八》論及羊欣時提到: 『又有義興康昕與南州惠式道人,俱學二王,轉(zhuǎn)以己書貨之。世人或謬寶此跡,或謂為羊。歐陽通云,式道人右軍之甥,與王無別?!?/p>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五》中寫道: 『康昕,字君明,外國胡人,或云義興人。書類子敬,亦比羊欣。曾潛易子敬題方山亭壁,子敬初不疑之。畫又為妙絕,官至臨沂令?!?/p> 據(jù)此我們可知康昕曾做過王獻之代筆。晉代時就已有人制作過王羲之、王獻之的摹本以及類似的東西。反言之,在流傳下來的王羲之、王獻之等人的真跡中,也應該有這種摹本或者贗品。 虞和《論書表》中也曾論及二王等人的古法書仿品: 『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zhèn)蜗嗳?,莫之能別。故惠州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跡。如獻之吳興二箋,足為名法。』 虞和《論書表》為宋明帝泰始六年(四七〇)之作。據(jù)此可知,晉宋時期便有很多法書的摹本和偽作。 另,在《論書表》中也出現(xiàn)了『拓書』一詞。 『繇是拓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皺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 『今拓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截皆齊?!?/p> 此處所論之拓書,從文章的前后來看,皆與書法裝裱有關。故,拓書應為裝裱之意。之后拓書一詞廣泛用于摹書,到南朝宋時期似乎尚無此區(qū)別。 根據(jù)真跡本來制作摹本,在梁時代的文獻中也有論述。 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中寫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p> 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后》中寫到: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據(jù)此可知,梁時代曾制作過樂毅論摹本。 另,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中還寫道: 『鐘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鐘體,逸少學鐘的可知。』 根據(jù)這些記載,可知梁時代有過魏晉的名跡摹本,人們稱之為梁模本??梢韵胂罅撼瘯r,在作為真跡本留存下來的作品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鑒別困難的情況。鐘繇《宣示表》及《墓田丙舍帖》等都是王羲之臨書,《白騎遂帖》為王獻之臨書,此說法也在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中被提及。不過,現(xiàn)存者均為后世墨拓,離真跡則更為遙遠。由此可知魏晉真跡流傳下來應該有多么困難。 三國·鐘繇《宣示表》(宋刻本) 三國·鐘繇《墓田丙舍帖》(宋刻本) 法書摹本的例子還有很多。《南史》卷三十二《張融傳》中道:『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棋、徐道度療疾也?!粨?jù)此可知,南朝宋褚欣遠是模書名手。 在《北史》卷二一《崔宏傳》中寫到:『著作佐郎王遵業(yè),買書于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跡,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yè)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這里用了『摹拓』一詞。 二、雙鉤填墨 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中寫道: 『近十余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余條并非用,惟叔夜(嵇康)、威輦(董京)二篇是經(jīng)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p> 此封信討論的是有關書法的內(nèi)容,文章使用『填畢』一詞,是指在雙鉤的文字上面填墨,『單郭』是指對文字的輪廓進行雙鉤。 宋黃伯思在其《東觀余論·跋黃庭堅后》的題跋條目中寫道:『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摹,單郭未填?!淮颂帯簡喂慌c前文所言為同義,此詞一直沿用到宋代,意為雙鉤。 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曾曰:『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淮颂帯汗 皇侨〈p鉤進行摹寫的意思。從以上記載可得知梁代時就已出現(xiàn)雙鉤填墨法。上文《北史·崔浩傳》中所說的『摹拓』或許就是用雙鉤填墨的方法進行摹寫的。 三、唐代的拓摹 至唐代,唐太宗比較崇尚王羲之,以六朝真跡本、摹本為范本制作了很多拓摹本。唐張彥遠在其《法書要錄·唐禇河南拓本樂毅論記》中記載:『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勑內(nèi)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等六人)?!晃闹兴n即唐代摹寫的拓本。 唐武平一在《徐氏法書記》中記載: 『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遺逸,萬機之暇,備加執(zhí)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曾令拓書人湯普徹等拓蘭亭,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p> 又載: 『及太宗晏駕本入玄宮,至高宗又敕馮承素、諸葛貞,拓樂毅論及雜帖數(shù)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p> 唐何延之《蘭亭記》中也有記載: 『帝命供奉拓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拓數(shù)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p> 據(jù)此可知,唐太宗、高宗時,就已經(jīng)有專門從事拓模古法書的拓書人。在《唐書卷四九上·百官志》中記載:『崇文館拓書手二人,楷書手十人,熟紙匠一人,裝潢匠二人,筆匠一人?!惶菩旌圃凇豆袍E記》中記載:『至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拓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p> 拓與摹意思相同。拓、拓書、拓摹或者摹拓具體就是用雙鉤填墨這種特殊技術進行摹寫。摹寫的叫拓本或者叫摹本。摹與模相同,又寫作模。唐代摹本相對于梁摹本來說叫唐摹本、或者叫唐?;蛱茦?。下面舉一兩個例子。 唐竇臮《述書賦》中有『傳拓』一詞。傳拓也是傳摹的意思,但唐代多盛行雙鉤填墨的摹寫方法,所以多用『拓』字。唐孫過庭《書譜》所述『摹拓日廣、研習歲滋』,記載了法書拓模和學習的流行情況。唐張懷瓘《書斷·齊張融小傳》中記載『拓本盛行于世。』當然,這里也說的是摹本的意思。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中記載:『御府拓本為官拓』,這也是拓摹本的意思,并且有官拓和個人拓之區(qū)別。《名畫記·卷三·論述古今公私印記》條目中記載『元和之印,或是官印,多印在拓本書畫上』,另外也記『摹拓之印』,這兩方印都是用在唐代制作的摹拓本上的印章。 在日本正倉院的《東大寺獻物帳》上載有『大小王真跡帳』,又在書法二十卷中記載『拓晉右將軍王羲之草書卷第一』等。這里作出真跡與拓本的區(qū)別。這里的拓可以用《喪亂帖》和《孔侍中帖》來證明,均用雙鉤填墨的方法。 晉·王羲之《喪亂帖》(唐摹本) 晉·王羲之《孔侍中帖》(唐摹本) 再后來法帖模勒上石,所以拓本變?yōu)槟赝乇镜囊馑肌T谟嘘P碑帖的著錄中把拓本叫做拓本,但字典中往往把拓本單純解釋成墨拓的拓本。所舉示例中也有常把兩者意思弄錯,須注意使用。米芾《書史》中把拓本叫做石本,或稱之為刻石或橅石,來區(qū)別拓本。在《書史》和《寶章待訪錄》中也有臨拓或者臨拓本,對其解釋也經(jīng)?;焱?,但臨拓是臨摹的意思,不是墨拓的拓本。 四、真跡鑒別的四種方法 以上,對真跡本的種類做了概述。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如何鑒別真跡本。首先,我們必須確定的是它是否真跡。在制作真跡本別本時,古人認為有以下四種方法:臨、摹、硬黃、響拓。 宋代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五中有對這種方法的說明。 『牟博書畫古器,前輩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拓。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為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為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zhuǎn)用筆,曰摹。硬黃為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涂勻,儼如碗角器,毫厘必見。響拓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p> 這四種方法在后世被繼續(xù)運用,明清時代著作中也可見。明代李日華在其《紫桃軒雜綴》卷中同樣記載了這四種方法: 『唐人崇事法書。其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拓、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織濃點畫而仿為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拓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兼色沉暗,非此不澈也。硬黃著嫌紙性終帶暗滯,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涂勻,紙雖稍硬,而瑩澈透明,如世所為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織毫畢見者,大都施之魏晉鐘索右軍諸跡,以其年久本暗,又所宗師,故極意取之也。臨書如雙鵠并翔,各極其致,不以為步驟之拘,非于書有詣者不能也。以故屬之虞褚諸公,以下三者,即趙模、馮承素輩職耳?!?/p> 這里更加詳細的說明了這四種方法。 另外,在《六硯齋筆記·三筆》中記錄了雙鉤廓填、響填、硬黃三種拓法。文意大體相同。是對唐人硬黃本右軍帖上的題跋。 清周亮工在《因樹屋書影》卷五中也有對這四種方法的詳細解說。在這里引用了李日華之文,在后面附上解說。 『今人不用熨斗涂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槌薄側(cè)理既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響拓尚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為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于紙,響燈取影,以遠近為大小,若今人為影戲者。度其式合,就而雙鉤,然后實填,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時新城王公修開封學,榜聯(lián)皆集歐陽率更書,亦用此法。又,黃山谷與人帖云,唐臨夫作一臨書桌子,中有抽替,而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與予以燈取影之說合,以法書縑色沉暗,向日映之,特其一端耳。響有影響義,一作向。』 文中說,現(xiàn)在的人不用熨斗涂蠟的方法,只是在油脂里加少許的蠟,用槌子敲打紙張使其變薄,這紙張的紋理會變得明顯,但也不至于滲透?;蛘咧谱髅髁燎蚁”〉拿鹘牵ㄓ秘悮ぶ谱鞯耐该靼澹?,用它迎著光線書寫的話,是一種類似硬黃的方法。只是還不太清楚響拓。我在北海的時候,看到一個叫張用之的人為人集王右軍帖中字制碑。首先用硬黃的方法把帖中文字臨摹于紙上,再利用影繪的方法,根據(jù)遠近調(diào)整文字大小,這種方法恰好與現(xiàn)在的影戲相通,然后雙鉤填墨,所以一帖中每一個字的大小都很相似。幼時,新城王公在修理開封學堂時,榜聯(lián)都是集的歐陽率更(詢)的書法,也是用這種方法。黃山谷給別人書信時說道,唐臨夫制作了一個臨書桌子,桌子中間有個抽屜,在抽屜中間放一盞燈,這樣在臨寫摹勒的時候就秋毫不差了。這與我所說的燈取影相合,法書的紙色暗沉,通過日光相映,只是其中的一種?!喉憽挥杏绊懙囊馑?。 用影繪的方法模寫書畫在宋陳槱的《負暄野錄》卷下中也有記載,可知宋代就用這種方法進行模寫。接下來,進一步來探討古人對以上四種方法的說法。 五、臨 有關臨的敘述,自古認為是學習書法的方法。魏晉以后,書法作為藝術作品來鑒賞,就像虞和《論書表》所記載,把學習書法說成『戲書』或者『學書』,真正學習書法藝術的習慣在這之后才逐漸興盛起來。宋黃伯思《東觀余論》中記錄有王羲之臨鐘繇書法之說?!杜c梁武帝論書啟》中所說的『摹學』認為摹與臨意思相同。蕭、阮流派莫不臨學樂毅論,這也說明臨學和摹學沒有明顯區(qū)別。隋智永臨真草千字文,把比較喜歡的八百余本分發(fā)給浙東各寺院(唐何延之《蘭亭記》),這時期所說的臨就是從智永的千字文而考慮,不是后世人所認為的臨,而是比較接近于摹的意思。唐張懷瓘的《二王等書錄》中記載,最近有釋智永,臨寫草帖幾可以假亂真,同樣也能說明與原本一模一樣。 像這樣臨與摹沒有明顯區(qū)別的例子很多,一般會習慣使用『臨摹』這個詞,經(jīng)常分不清彼此。但筆者認為臨和摹原則上還是有所區(qū)別的。 唐太宗曾提到:『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墨池編·唐太宗論書》卷二)這里所說的臨就是所謂的意臨。不僅唐太宗,初唐名家書論中有很多唐中期以后流行的傳授性東西,到底可信度有多大還不知道,但文中明確了臨書的性質(zhì)。唐代『臨書』的例子有歐、虞、褚等人臨的《蘭亭序》,與趙模、馮承素的拓模有本質(zhì)區(qū)別。因為,歐、虞、褚的臨書中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他不以作偽為目的,而是自然的呈現(xiàn)運筆習慣,只是比較忠實的摹寫原本。因此,也有人把褚臨叫做褚模,兩者沒有嚴格的區(qū)別。 《唐人臨黃庭經(jīng)》(局部) 《唐人臨黃庭經(jīng)》(故宮博物院藏)就是一例?!饵S庭經(jīng)》本來有多種版本,本文為五十八行文字組成(連上標題、跋尾各一行共六十行),從本文第九行中間缺大約六個字的地方來看,與水痕本是同一系統(tǒng)的,書法風格和初唐盛行的歐、虞風格的小楷相近。因有硬黃紙本,所以此本好像是依據(jù)原本拓模而成,但是否真從王羲之真跡拓模而來,值得商榷?;蛟S它就是唐人臨本的其中一個,是明顯帶有歐、虞風格的書法。除此之外,還有唐虞世南書《黃庭經(jīng)》(民國二十二年無錫裴氏壯陶閣藏本影印本)。這個在內(nèi)容上與水痕本相近,但書法一看就是虞世南風格的。它被認為是初唐或者更早的臨本,在《壯陶閣書畫錄》卷一中認為此本是唐初人書。小楷文字本來就小,用響拓方式來完成精密的拓模是較為困難。臨書的方法很多,臨本雖然能把原本的書式和文字結(jié)構都能顯現(xiàn)出來,但把原跡的原樣摹寫下來還是比較難的。晉人小楷中能很好傳承原本樣子的基本沒有,可能也源自這個原因吧。 唐徐浩在古跡記中列舉了諸位名家各自得意書體之后,指出陸柬之比較擅長臨書。陸應該就是虞世南的外甥,年輕時跟隨虞世南學習。之所以說他擅長臨書,是因為他臨寫的與晉張翼模仿王羲之表奏很難區(qū)分。這里所說的臨也是指盡量忠實依照原本的意思。 日本正倉院《東大寺獻物帳》上記有臨王羲之諸帳書屏風,這與同樣在獻物帳上記錄的大小王真跡書、拓王羲之書是有區(qū)別的。光明皇后所寫《樂毅論》是王書的臨本,這一點不容懷疑,這作為一個實例遺留下來。 空海在《高野雜筆集》中記載,少年時代經(jīng)常臨古人遺跡。同樣在空?!缎造`集》卷四中記載,書劉希夷集獻納表中說文是秀逸之文,書法為褚臨、王羲之遺體。這些例子所說的臨也是傳承了唐土習慣??傊?,傳承唐代二王典型的傳統(tǒng)派書法中的臨,大概都是與摹相近。顏真卿、張旭、懷素等革新派之后的臨一直比較注重個性,這與之前的臨在本質(zhì)上有些不同。 六、臨與摹的區(qū)別 至宋代,臨與摹的區(qū)別更加明顯,也有人提出兩個概念不能混同的意見。米芾《書史》中記載:『畫可?。ú荒芘R),書可臨而不可摹?!幻骼钊杖A的《紫桃軒又綴》卷一中記載:米元章所謂書可臨可摹,畫可臨但不可摹。臨得勢,摹得形。如果畫只得形的話容易變成專職事務,就會逐漸失去畫的精髓。后人也用極其含蓄的語言區(qū)分了臨與摹的性質(zhì)。黃伯思在《東觀余論》中也提及了臨摹二法:『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拓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牑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拓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p> 這與前面提到的游宦紀聞的說法是一致的,可能這個說法更早。宋姜夔在《續(xù)書譜》的《臨》這個條目中道:『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jīng)意與不經(jīng)意也?!?/p> 可見,至宋代多論及臨與摹的區(qū)別,兩者的意義也逐漸穩(wěn)固下來。 七、摹 硬黃與響拓也被認為是摹的一種,所以廣義上來說,所有用臨的地方都可用摹。但是,相對于硬黃和響拓這些特殊方法來說,摹意味著只是用普通的紙、普通的方法進行臨寫。 八、硬黃 所謂硬黃指的是在紙上涂上蠟,使其透明,用這種特殊紙進行摹寫的方法。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中論及畫體工用與拓寫時記載道:『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粨?jù)此可以證實在唐代就有用蠟紙摹寫的方法。在原注中,還附記了晉顧愷之有摹拓妙法一事。 在米芾《書史》中也能看到很多用蠟紙摹本的例子?!短颇∮臆娞?,就是現(xiàn)在的《奉橘帖》,用的就是雙鉤蠟紙摹,也叫做硬黃紙本,是用硬黃的方法制作的最好實例。褚遂良的《枯木賦》是粉蠟紙拓書,智永《千字文》是唐粉蠟紙拓書?!短m亭序》也有粉蠟紙拓書。右軍書的《唐摹四帖》中,有兩幅是冷金紙硬黃。這些都是硬黃的例子。宋岳珂在《寶真齋法書贊》卷七中記載:唐人摹王右軍《轉(zhuǎn)勝帖》用的就是冷金紙,未裝裱時會發(fā)出銀葉般聲響,薄如蟬翼,實屬罕見之物。冷金紙好像就是在紙上施以泥金或者灑金。根據(jù)《書史》記載,王羲之的《玉淵帖》就是在冷金紙上雙鉤摹帖。現(xiàn)在所知的王羲之《游目帖》是冷金紙的摹拓。 晉·王羲之《奉橘帖》(唐摹本) 晉·王羲之《游目帖》(唐摹本) 宋董逌《廣川書跋》中有一項記錄了硬黃。 『世有持逸少《出師帖》,作硬黃紙,漬以靈脾水,久之色如茅屋漏汁,紙色盡變。以此為紫紙,所書也。林子中,以兼金購之。它日復有持虞伯施書蘭陵王□進本。其紙文色理,與出師帖一等。又購而藏之,未嘗致詰也。一日持來,京師客,疑其偽。子中不信也。大抵,世人貴古而不考實,一承人之妄,至于終身信之不悟,盡偽言先入則信言不得受也。硬黃,唐人本用以摹書。唐又自有書經(jīng)紙,此雖相近,實則不同,惟硬厚者,知非經(jīng)紙也?!?/p> 據(jù)此可知有用硬黃紙制造的仿品,同時我們還可以了解到硬黃紙與經(jīng)紙相似。 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翰墨真跡辯》中記載:硬黃紙是唐人在寫經(jīng)時所用,用黃檗染色是為了防蟲。因在紙上刷了漿,所以非常有光澤明亮。很多善書家都在上面寫字。如現(xiàn)存二王真跡中有用硬黃紙的,那都是唐人仿書(這里是摹書之意),并非真跡。 這則記錄混同了蠟紙的硬黃紙和用黃檗染的經(jīng)紙,《廣川書跋》中認為硬黃紙和經(jīng)紙是不同的兩樣東西。只是兩者比較相似,所以才混淆了。 九、響拓 關于響拓在唐何延之的《蘭亭記》中有這樣一個例子:辯才在拿出蘭亭序看的時候,已數(shù)經(jīng)亂離。真跡應該是有,但這個《蘭亭序》一定是響拓偽品。 響拓在后來也有寫作向拓。響與向意思相同,都是朝向日光之意。在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翰墨真跡辯》中記載:把紙置于碑帖之上,再貼在窗戶處,依靠光線用游線筆勾勒字畫輪廓,然后填上濃墨,這種方法被稱作響拓,但這種方法使得文字少了精彩之處。響拓采用的是雙鉤填墨的方法。硬黃與響拓兩者都采取雙鉤填墨的方法,是唐摹本中最廣泛使用的方法。 總之,摹、硬黃、響拓都展現(xiàn)出了摹寫的精密程度,其中用響拓方法制作的東西最為精巧?!秵蕘y帖》和《孔侍中帖》本身的書法就比較好,用的紙是最精良的白麻紙。再加上用響拓這種最精密的拓模方法,可謂是摹取王真跡原本最上乘的例子。與此相比,用硬黃這種拓模方法制作的《奉橘帖》則要遜色不少。但《奉橘帖》也算是比較好的,用硬黃這種方法在紙的一面上涂上濃墨的很多作品都缺乏活力。王的《大道帖》就是其中一例。 晉·王羲之《大道帖》(唐摹本) 宋蘇易簡在《文房四譜》卷四中記載:『拓紙法,用江東花葉紙,以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鋪不浸者五幅,上亦鋪五幅,乃細卷而硾之。候浸漬染著如一,拓書畫,若俯止水窺,朗鑒之明徹也?!煌丶垼ㄍ貢玫募垼┲品ㄊ怯媒瓥|花葉紙,用柿油和好酒浸泡一幅,紙下與紙上分別鋪五幅,然后卷起來敲打,浸出來的液相互浸染,所有的紙變成一張,用這種紙拓模書畫的話,如明鏡般透徹。這本著作是在宋初雍熙三年(九八六)寫成的,所以它可能記載的是唐代實行的方法,或許這也是硬黃紙的一種,或者是用于響拓紙中有類似這樣的紙。 十、拓模的衰微 拓模方法在唐代最為盛行。在《歷代名畫記·論畫體的工用與拓寫》中記載:『國朝內(nèi)庫,翰林、集賢、秘閣,拓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后,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寶之。』法帖拓模盛行是從唐太宗、高宗到玄宗這一段時期,安史之亂后逐漸荒廢了。 十一、法帖的模勒上石 至五代南唐時期,法帖開始被模勒上石,之前所流行的拓模方法逐漸衰微,開始使用墨拓的法帖來鑒賞書法。南唐有潘仕成刻在《海山仙館摹古帖》的《升元帖殘本》,上石的賀知章《十七帖》臨本等,但現(xiàn)存是否為真就比較懷疑了?,F(xiàn)在一般認為法帖之祖是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模勒上石的《淳化閣帖》。太宗時期,侍書王著把收集到的古人墨跡進行編集,在秘閣中用棗木板進行摹刻,共十卷,由歷代帝王、歷代名臣、諸家古法帖以及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組成。米芾《書史》記載:『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內(nèi)?!豢梢娨灿袕耐獠拷鑱聿捎玫摹T谑珍涢w帖的諸帖中,有真跡本,也有用上述四種方法制作的臨本、摹本、硬黃和響拓本。關于其中真?zhèn)?,米芾和黃伯思等人已經(jīng)述說。 十二、仿書 據(jù)黃伯思說法,閣帖中也有南唐人取古人詞句自己書寫的。文句為真,但字卻不是。所以,書寫的人為了加以區(qū)別,題為仿書。 這只僅限于記錄詞句,不是臨摹。王著沒有領會其意,只采名字,雜載于真帖之中。宋曾宏之父在其著作《石刻補敘》中也提到這種情況,認為是南唐李后主在江南時制作的,全部用的是澄心堂紙和李廷珪墨,在表題上每卷題為仿書。這是宋朝黃伯思等人基于事實寫的。仿書類似于偽作的法帖,不屬于以上四種。 十三、集帖 《淳化閣帖》類的集帖,在后世不斷被摹刻。宋代集帖中有很多被摹刻,比如《絳帖》、《潭帖》、秘閣《續(xù)帖》、《汝帖》等。至明、清時代更是盛行,并相繼出現(xiàn)官刻、家刻,這些都成為法帖的淵源。這些帖中的很多帖都是以真跡本和摹本為范本的,但也有舊帖的翻刻本和筆跡存在疑點。集帖中大部分沒有按照原本的體裁流傳下來,明代以后完全按照真跡原本摹刻的也不多,但對于法書鑒賞來說,終究還是把真跡本放在首位。 總之,比起墨拓法帖法書鑒賞還是應該依據(jù)真跡本,在鑒賞真跡本時,還是如前所述,應該先確認是否是真跡。為此還必須確認用的是臨、摹、硬黃、響拓中的哪種方法制作的。有時還有必要考慮仿書這個因素。 這里主要對鑒別真跡做了考察。除此之外,還應從裝裱、紙絹、印記、押縫、題跋等各方面來觀察。真跡本流傳下來的數(shù)量很少,鑒賞實物的機會也不多,不過最近人們把它做成精巧的寫真版來進行介紹,讓我們更詳細地了解它。上海博物館的歷代法書選集二十種、遼寧省博物館的法書選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法書、臺北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的故宮法書等都相繼影印,可讓我們更為容易地接觸到古法書,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 中田勇次郎著、李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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