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印章法上特別引人矚目，“最愛熱腸”四字筆畫繁多，排成兩字一行，密不透風(fēng)，“人”字兩筆，卻獨占一行，對比強烈。此印三面邊款，自言其“少時侍先祖半村公側(cè)，見作書及篆刻，心竊好之”（陳豫鍾祖父陳王謨號半村）。陳豫鍾邊款饒有隋唐小楷意味，溫婉華美，且善作長款，黃易對其款字“首肯者再”，其也自言：“蓋余作款字都無師承，全以腕力為主，十年之后，才能累千百字為之，而不以為苦?！鼻笥≌咄鶉诳涕L款，其邊款之精整秀美通過此印即可印證。

此印內(nèi)容為杜甫長詩《蘇端、薛復(fù)筵簡薛華醉歌》首句，丁敬曾刻有13毫米見方小印，內(nèi)容亦是此句，陳豫鍾在邊款中言：“昔丁居士嘗拈此詩首句為汪蔗田制印，今已為人磨去，不可得見，余向藏居士印譜有之?！标愒ユR此印是刻給趙之琛作學(xué)習(xí)范本用的，時年陳豫鍾三十六歲，而趙之琛僅十七歲。

此印以玉印法出之，精彩之處在于，“交”字的斜線處理使章法在規(guī)整有序中見生動，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陳豫鍾篆刻用刀內(nèi)斂含蓄，筆畫勻稱而不失遒勁，其作既有丁敬的古拙、奚岡的質(zhì)樸，又有黃易的精雋。陳豫鍾在此印邊款中自言：“余于此雖不能如居士之入化境，工整二字足以當(dāng)之?！笨梢娖鋵ψ约旱目钭诌€是頗自負(fù)的。

江郎山位于浙江江山市石門鎮(zhèn)，嘉慶七年（1802）秋，陳鴻壽自京南歸，客居揚州康山草堂數(shù)日，見主人藏一拳石，恰與江郎山山形相似，主人恰好也姓江，遂以“江郎山館”名其讀書處，主人請陳鴻壽刻“江郎”白文印及此印，是年陳鴻壽三十五歲。

此印印面略狹長，“江”“山”二字筆畫疏少，“郎”“館”二字筆畫繁密，作者采用了兩種處理方法，一是將“江”字“工”部中豎作一轉(zhuǎn)折，二是“館”字寶蓋與食旁搭接，減省一豎。即少者增之，繁者減之，使章法上趨于協(xié)調(diào)。陳鴻壽用刀猛利生辣，起筆和轉(zhuǎn)折處如斬釘截鐵，鋒芒畢露，如沖鋒陷陣，氣勢雄壯。

此印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乃陳鴻壽為贈別友人張大鏞而作，邊款云：“遠(yuǎn)春將之豫中，刻此贈別，嘉慶甲子九月廿又五日，曼生并記。”是年陳鴻壽三十五歲。此印結(jié)字繁密，為滿白文布局。滿白文容易顯得臃腫而無骨，此印走刀威猛，通過短切使線條曲折，筆畫起伏強烈，盡顯英邁之氣，如飄風(fēng)忽舉，鷙鳥乍飛，顯得十分沉著痛快。陳鴻壽的用刀擺動幅度大，淋漓盡致地體現(xiàn)了浙派特點，周三燮題其《種榆山館印譜》云：“曼生擅書名，篆刻尤能事。用刀如用筆，刀手筆鋒恣。寫石如寫紙，石勝紙質(zhì)膩?！标慀檳壑斡∫舛嘤诜?，如云雷激蕩，顯示出勃發(fā)的才情。

此印作于嘉慶十九年（1814），為趙之琛自用齋館印，刻得極為用心?！把a羅迦室”典出《寶積經(jīng)》，“譬如補羅迦樹，隨解之處，中表皆有吉祥之文”。趙之琛言其室曰“補羅迦室”，寓吉祥之意。

此印章法、篆法、刀法均極講究，如“羅”字絞絲旁書作“鄉(xiāng)”形，“迦”字走之底簡作一點一折，以簡馭繁，處理極為巧妙?！笆摇弊种敛可献魑暹呅渭觾尚《叹€，亦見生趣。章法上，四字并不均分印面，而是有細(xì)微的錯落變化。此印四面款，兩面楷書錄其齋名之由來，另兩面以隸書刻其自寫“補羅迦室圖漫成三絕”。此印用刀不似陳鴻壽猛利生辣，于剛健俊美中另有一種清勁淵雅之美。

此印作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冬日，趙之琛在友人問渠齋中翻閱漢印印譜，仿刻了這方急就章。數(shù)年后，杭州集印家何元錫見此印，認(rèn)為與其所藏黃易書“十二漢瓦齋”匾額相配，便乞得此印，以為文房之用。趙之琛此印為中年力作，取法漢急就章，故用刀少了拘謹(jǐn)，線條凝練灑脫?！褒S”字下部一組密集的豎線，筆意含蓄，“硯”字右下的崩裂，反而增加了古拙韻味。趙之琛在邊款中言：“仿急就章刻固匪易，而篆尤難”，可見其對此印篆法花了不少心思。此印章法上一派自然，沒有慣常治印時的雕鑿痕跡，全印在灑脫稚拙中見精神，使方折平直的線條充盈著動感和立體感。

此印于1858年為陳韜所刻。陳韜，安徽休寧人，行伍出身，錢松以此語刻印相贈，應(yīng)是對其文武雙全的褒贊。錢松的用刀，以切帶削，輕淺取勢，富有頓挫起伏，立體感很強，故線條更為古厚生澀，富于韻味。錢松曾言：“篆刻有為切刀，有為沖刀，其法種種，予則未得，但以筆事之，當(dāng)不是門外漢?！卞X松篆刻故面目豐富多樣，意境極為高古。此印刻得章法緊湊，真氣彌漫?！吧稀薄跋隆眱勺止P畫極簡，空間上處理成扁平狀。此印雖采用密不透風(fēng)的章法布局，但密而不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