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何剛德因甲午京察一等被光緒帝接見,奉旨補授江西建昌府知府。這可能是何剛德自1877年考中進士后最得意的一天,此時距離《馬關條約》的簽訂還不到一個星期。

送禮和收禮

在京城混了18年的何剛德終于得到了外放的肥差,很快他將投身于這個帝國的隱形財政體系之中。但他終歸要發(fā)現一個事實——知府并不肥,這種在隱財政體系中處于中等位置的官員,不過是過手財神而已。何剛德抵任江西建昌知府時,發(fā)現自己處于另一個世界里,尤其是他的“賬本”將會發(fā)生巨大變化。

首先他也必須接受一個新的幕僚,那就是賬房師爺。他的作用只有一個,就是負責秘密記錄致送上級長官的禮金各是多少,這本賬也被稱為“內賬”。

如果京官的賬本關系到他個人的生活水準,那么地方官的賬本則與他的仕途緊密攸關。何剛德這樣的五品知府沒資格進京送禮,那是布政使以上才有的資格。所以,他需要打點包括本省按察使、布政使、巡撫還有總轄蘇贛徽三省的兩江總督。

道光咸豐年間的兩名地方官段光清和張集馨的自撰年譜中,有多條關于禮金的記述,再加上一些奏議,我們大致可以估計何剛德的見面禮數額。江西建昌算是比較富庶的府,那么兩江總督至少要600兩,巡撫500兩,布政使400兩,按察使350兩,這些加在一起一次就要1850兩。

每次拜見也要程敬,累計起來,數額也不算小,何剛德主要拜見的上官只有巡撫、按察使和布政使,二年拜見一次,大致需要600兩。節(jié)禮和賀禮即所謂“三節(jié)兩壽”,巡撫每節(jié)至少600兩,過壽400兩；按察使和布政使則每節(jié)300兩,過壽200兩,各色表禮、水禮、過路程儀及賄賂上司門丁的門包等尚不包含在內。同時,像是道臺、駐防八旗將軍,等等,也需要不時送禮,姑且加在一起算成8000兩,那么這一年光是最單純的送禮,何剛德就需要花出將近1萬兩,這還是以最少的數額計算。

何剛德作為知府,正俸有白銀80兩和40石大米,每石大米如果折銀一兩,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20兩,額外的官方收入還有政府提供的養(yǎng)廉銀1400兩,加在一起是1520兩,即使何剛德不吃不喝,他的薪俸收入也剛剛到禮金數額的六分之一。

好在何剛德是一個知府,他有權收受下屬的見面禮和三節(jié)兩壽的賀禮。建昌府下轄五縣,知府的見面禮每縣要出200兩,總共是1000兩；三節(jié)兩壽每次是120兩,加在一起是3000兩,這一年,何剛德的額外收入有4000兩,如果下面的縣官對自己的頂頭上司送得多的話,可能總數會達到6000兩。

何知府一算賬,收禮加俸祿才7520兩,還是不夠?。∧敲词欠襁€有其他的財源？答案是：有的。

根據記載,在何剛德主政的建昌府毗鄰的江西幾個府,在收地稅時,每畝地多收3分銀子作為額外收入,根據光緒五年的《建昌府志》所載,建昌府共有成熟土地17035頃又27.23畝,如果每畝地多收3分銀子,那么這一項就可以進項51105.81兩,但這顯然要冒很大風險,因為建昌府征收的正稅總數,只有88341.647兩,但如果強行攤派的話,額外征收的銀兩相當于正賦的五分之三,很容易激起民變。江西從1880年到1910年的20年間,發(fā)生的民變次數超過110次,絕大多數都正是因為捐稅超出了農民承受能力所致。

在民變和上供的鋼絲上游走,使何剛德這樣的地方官如履薄冰,加派捐稅需要冒大風險,但還有一大筆孝敬沒著落。

向庫銀伸手

何知府只得使最后一招,就是挪用庫銀和向銀號、商鋪借貸。

道光二十五年,陜西糧道張集馨致送禮金的花銷,來源就是借貸,之后再用庫銀和陋規(guī)來還貸。庫銀成了地方官的救命稻草,像何剛德所在的建昌府,每年征收的各種捐稅加在一起,一共有145194.12兩,這些銀錢除了起運之外,會留下一部分成為地方官員挪用的金庫。

但這又造成了虧空,晚清各地方虧空乃是常態(tài),如果地方官運氣好,在離任前做好賬簿,便可將虧空漏洞轉嫁給下一任去頭疼。但很多時候,這種金蟬脫殼之計未必成功,朝廷常會層層追繳地方官員的虧空,甚至查抄官員家產抵債。

張集馨就曾經奉命查抄過一個虧短倉庫四萬有奇的官員之家,其狀慘不忍睹：“（余）見其門戶蕭條,孤寡號泣,實慘于心。所抄衣物,半屬破爛,估值無幾?！痹诎不?一些州縣地方官為填補虧空,甚至以“陳設器玩以及衣物”充抵虧空。放眼整個帝國,幾乎無地不虧空,而這些地方的中低級地方官,也幾乎無一不賠墊虧空。

真正理想中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只有少數善于理財的人才能做到,大多數地方官不過是過手財神,他們絞盡腦汁,營營汲汲拼了命地撈錢以筑起隱財政體系的地基,整個帝國的財富通過這套體系向京城匯集。

《亞財政》的作者洪振快向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個看不見的財政體系,它由國家稅收以外的收費所得,以“陋規(guī)”的形式在官僚系統中運轉。有時候它是官員往來的“節(jié)禮銀”、“漕規(guī)禮銀”、“關規(guī)禮銀”、“鹽規(guī)銀”、“錢糧平頭銀”等,有時是證明官員身份的“印結銀”,有時候是地方官審計報銷需要送給戶部的“部費”。

類似何知府這樣的外官,實際上從一上任開始就背負了極大的經濟壓力,他們?yōu)榱私Y交京官,只能想方設法在所轄地內尋找財源,于是,供給國庫的地方庫銀就成了一個比較安全的攫取目標,這就毫無疑問會導致各省虧空。

各省的虧空又給國家財政造成巨大漏洞。而這些漏洞流出的銀兩,實際上又作為非正式的津貼和福利落入官員的腰包。而國家財政為了填補更大的漏洞只能擴大捐官,甚至冒險苛征捐稅。這最終導致了一個巨大的惡性循環(huán)。（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