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陸師抵達山東青州府安邱縣擔山村。擔山村位在安邱縣城東約30裏處，擔山因平岡雙峙，如人卸擔狀而得名，或稱丹山，以山下出鉛可煉丹故名。陸師在擔山村召集了地方商人、開礦夫役，說明礦場的開採規(guī)定，並讓礦商各自認領礦井開採，然而礦商評估後，只願認領5處礦井。礦區(qū)的環(huán)境甚差，「荒墟市散行人少」，時近秋冬，「客館蕭條雀可羅，涼颷鎮(zhèn)日吼庭柯」。陸師每日監(jiān)督礦工開採，早晚驗放夫役，封驗洞口，「穿山穴地看攢蜂，黑入陰崖路幾重」，形容入洞鎚鑿的礦工在陰黑渾濁環(huán)境工作，全身烏黑而狀似鬼貌，故「自歎閻羅點鬼簿」。  

成百上千的夫役湧聚礦村工作，改變的不僅是礦山地貌，地方上的商品經(jīng)貿與日常生活也開始急速變動。陸師停駐安邱才短短的40天，就發(fā)現(xiàn)礦場周遭的集場「皆以賭錢為事」，他還聽聞有「土娼潛藏，地方少年，遊手好閒，戲耍嫖宿」等事，遂諭令「闔村父老，各教訓子弟，痛改惡習」，並約束家人、跟隨衙役，如有違犯，即刻拿下，枷責示眾。顯示出開礦的同時，人口聚集與流動、過剩的資金，創(chuàng)造出另類的消費型態(tài)。  

陸師在安邱從事礦務之餘，「惟日與諸生講學論文，以為晏樂」。他禮賢下士，重視地方民生，頗受士子們的信賴。9月25日，安邱全縣生員孫可璸等75名，鄉(xiāng)民周茂錫等約百名民眾，紛紛環(huán)集欽差公館，因穀物連年欠收，懇求陸師代為轉達暫緩繳還借賑倉穀。離礦村不遠處的杞園，依山傍水，為邑人張貞（1636-1712）的產業(yè)，張貞於康熙28年（1689），移家居住杞園，園內到處是雕樑畫棟的庭臺樓閣，滿池青翠，花香鳥語，其中更有書屋「藏籍副本千卷實之」。陸師不時拜訪杞園，他見到張貞的長子張在辛（1651-1738），兩人相見如故，結為莫逆，張在辛取出父親張貞的遺著提供陸師流覽，並有贈畫題詩雲(yún)：  

陸師也和韻酬謝，表示「攜得雙圖行篋富」。短期內陸師還拜訪了地方名流，如周臨生，以孝著，工詩，磊落不治生產，善為人排難解紛，陸師曾「造門訂布衣交」。陸師亦造訪過安邱曹家，「星軺漫浪走天涯，小住濰南處士家」。他答應縣廩生曹蒙吉的請求，為曹家長輩寫傳，表彰其家風德行。對曹家有心向學的子弟，如曹三善、曹與善兄弟厚愛有加。

採礦數(shù)十天，安邱擔山礦的開採事業(yè)仍不如預期。10月10日與13日這兩天，陸師與登萊道程之煒會面，共同督驗礦砂煎煉的結果，他們發(fā)現(xiàn)所取得的官砂579斤，每砂2斤能煉得鉛1斤，銀至多得8厘5毫，證明擔山礦是以鉛礦為大宗。5處礦井中，惟1井得官砂2619斤，經(jīng)過鎚鑿、篩碾、淘洗、镕化，僅得銀23兩8錢、鉛970斤，眾人大失所望。陸師根據(jù)康熙帝禦批「有鉛礦且?！怪家?，認為擔山礦場應可停工，10月16日，即移會巡撫。當時山東沂州、費縣等地的採礦事業(yè)也面臨到挫折，西路督礦欽差觀察到有若干礦場「系撫都院發(fā)夫價開採」，發(fā)生「幫商氣閉，身死洞內」的糾紛事端，甚至出現(xiàn)商人抗違、控訴等事，陸師得知後，研判內情不單純，於是移文西路欽差大臣，建議儘早呈報開採實情，最好是在11月下旬，亦即開採屆滿半年之際能如實上報：「各部將某府情形，詳細造冊，移會撫都院具稿，據(jù)實奏聞，或分府造冊，則各道情形，或合同啟奏，則兼集眾思，有無裨益，聖明自有洞鑒?！? 

若從山東巡撫李樹德的奏摺上來看，山東開礦的積極性很高，地方官府與百姓希望開礦發(fā)財，確實有其合理性，不無道理。但就陸師的實地觀察，真相可能不止於此?？滴醭跄?，歲饑穀貴，百姓在擔山偶然掘砂得鉛，用以易米，又有哄傳鉛可燒丹致銀，以致出現(xiàn)偷掘礦砂事。然而采鉛獲利甚微，得不償失，地方議論紛紛，鄉(xiāng)紳們認為開礦破壞風水，「氣斷交脈，實礦之咎」，使得原本「科第鼎盛」的風氣，轉為「科名寥落」。鄉(xiāng)野農民以為原先土地沃饒，可是「比者山川破碎，不能興雲(yún)致雨，歲每不登，且遊惰之民從事於礦，荒棄本業(yè)，亦惟礦咎」。這些地方民意應該不容忽視，陸師的詩句中即暗諷雲(yún)：「誰人經(jīng)國紆奇策，何日輸金佐大農？」提學使陳沂震亦有詩句評述這次耗費開礦的失策：「搜求何敢避危艱，可奈山深石更頑。但見犁鋤青嶂集，翻愁耒耜綠疇間。陰幽疑是人營窟，椎鑿疾於雷破山。卻恐披沙如采藥，洞天杳渺只空還?！股綎|益都人趙執(zhí)信（1662-1774）對這次開礦的評價則是：「抽冰融雪作寒條，晃日凝煙午未銷。不用鑿山求寶藏，請看草木盡瓊瑤?！挂彩钦Z帶諷刺。至114日，陸師得到山東巡撫的允準移覆，正式宣佈停采擔山礦，封閉礦洞。12月8日，始離去，並立碑示禁?！栋睬裥轮尽芳捶Q邑人張在辛與陸師成為莫逆好友後，「因詳陳民間疾苦，礦因以封」。以上皆可印證地方人士不盡全然支持開礦。  

山東青州府臨朐、安邱等地的督礦經(jīng)驗，讓陸師非常沮喪，而青州府沂水縣報稱招商無人，以致遲遲無法進行開採，他推測很可能是礦脈有限，地方對開礦不具信心。陸師曾擬寫一摺奏疏〈為據(jù)實奏聞事〉，陳述他在青州各地的開採見聞，並參考其他欽差大臣的調查紀錄，將山東各地礦場的開採情形寫入奏摺內：

陸師強調開礦失利對國家毫無助益，商人血本無歸，也無法幫助貧民，更會擾亂地方，嚴重影響民生，是以主張閉礦。至12月12日，巡撫李樹德向上彙報了山東各地礦場的開採紀錄，奏摺上提到東路青州府安邱縣、登州府寧海州等州縣共開31處礦場，西路濟南府曆城、兗州府沂州等州縣共開39處礦場，俱招商開礦，其中包括了李樹德自己「捐備工價，委交佐貳等官開刨貳洞」?？墒菛|路礦場刨見金砂礦線者僅2處，只1處得金砂，不久又因「線斷停工」；而刨見銀砂線礦石者有2處，但1處卻因是鉛礦而停工。西路礦場刨見銀砂線石者有2處，合計東西兩路刨挖出礦砂線者4處。亦即招募民商，東西兩路刨看礦場已經(jīng)半年，共刨過70處，得有線砂之洞僅6處，內又有停工2處，總之所得之金、銀較其所費工本是入不敷出的。有鑒於此，康熙帝在奏摺上硃批雲(yún)：「總是得數(shù)無多，勞民生事，不必刨了。部官都回來罷！」12月13日，陸師抵達濟南，隔年1月4日，他和欽差同事5人一道返回京城覆旨，康熙晚期的山東採礦事業(yè)就此劃下句點。

陸、山東地方採礦事件的癥結

若我們重新審視這次山東開礦事件，對照相關史料，會發(fā)現(xiàn)有諸多疑點尚待厘清。首先，根據(jù)巡撫李樹德奏摺，他是康熙58年（1719）6月才獲報地方掘出礦脈消息，特別是臨朐知縣陶宣、青州知府陶錦報稱：臨朐縣畧水礦坑忽然掘出銀礦砂線的訊息，最令人震撼?？墒堑胤绞分镜挠涊d則不然，雍幹年間臨朐邑人張敦仁纂修的《臨朐編年錄》提到：  

清光緒年間編修的《臨朐縣誌》卷10〈大事表〉參考相關文獻，亦編載康熙年間的開礦事：  

可見臨朐開礦呼聲甚早，且多半是集中在饑荒災害時節(jié)，當?shù)孛癖娤Ｍ_礦或能解決挨餓溫飽問題。從上述兩則史料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知府陶錦抑或知縣陶宣，他們早有意、知情甚至參與了地方上的開礦活動，而青州知府陶錦的態(tài)度相當關鍵，可謂地方開礦極具有力的推動者。

陶錦是奉天撫順人，字奕俟，原為陶佳氏，隸滿洲正白旗，自康熙53年（1714）起，就在山東青州擔任知府，直至康熙61年（1722）止，任期長達8年之久。關於陶錦參與青州地方開礦的事蹟，康熙60年（1721）纂修的《青州府志》隻字未提，地方礦產紀錄亦少，頗耐人尋味，但其實原因也不難推測，開礦失敗，是沒有必要記錄下來落人口實。該志書是陶錦領銜纂修，不載礦事應該是刻意為之。陶錦謙稱早有意修志：「餘守其地，始而僕僕於簿領，既而思所以重訂之，而以其事之重且大也，未敢以率易為之，久之懼其書之龐雜，而乃與其地之積學淹博者商之，以有是役也?！顾址Q參與纂修志書是戒慎恐懼的：「是以餘之於是舉也，甯嚴毋濫，甯簡毋繁，浮誇則汰之，支離則節(jié)之，直而約，公而不私，惴惴然複有所懼，而惟恐其有未當以貽口實也。」  

翻閱康熙60年（1721）版的《青州府志》，隨處可見陶錦在地方上的政績，據(jù)載他到任不久即捐俸增修青州府衙署，陸續(xù)又捐俸重修府縣儒學孔廟、創(chuàng)建書院、修建府城門樓、倡議修社稷壇、八蠟廟、城隍廟、文昌祠、常將軍廟、蓋公祠、範公井亭、益都縣管鮑祠等等。其中他自己所留下的相關碑刻文獻就多達16篇。而卷首亦有巡撫李樹德的鑒定，並有題撰志序，陶錦說：「志成請於中丞，暨各執(zhí)政，鹹以為可，遂編次為集，而複言其所以修志之意，以俟後之君子之采擇焉。」問題在於，若僅參考陶錦纂修的《青州府志》，山東開礦事業(yè)史料將無從采擇。另一個啟人疑竇的是，陶錦捐俸義舉，雖值得讚揚，但所費不貲，官員俸祿所得幾何，如何能支付一切的開銷呢？例如陶錦在弘遠書院中設立義學，志書上記：「延請府廣文匡瑮為經(jīng)師，月給修脯四金，各州縣生童就學者，每名月給薪水錢千有二百，本府捐俸?！箍磥淼胤焦僖獔D建設，博得美名，開銷甚是龐大，開礦或許也是地方官設法生財?shù)耐緩街弧?/span>

▲清代山東地圖

其次，李樹德的奏摺掩蓋了部分事實，他完全避談地方反對開礦的意見，其理由何在呢？李樹德，奉天鐵嶺人，隸漢軍正黃旗，《清史稿》未立傳，但由於有家譜傳世，我們可以知道他是出生於康熙9年（1670），字沛元，號峩村。父親是李鈵（1647-1703），官至兵部侍郎、安徽巡撫。祖父是李蔭祖，擔任過直隸山東河南總督、兵部尚書等官職。祖輩上推則是明朝李成梁（1526-1615）、李如松（1549-1598）、李如柏（1553-1620）等名將。李氏家族隨清軍入關後，族人歷代顯赫。故於康熙27年（1688），李樹德以世職補授佐領，曾參與北征噶爾丹軍務事。36年（1697），選充內閣親征平定朔漠方略館纂修。45年（1706），陞授驍騎參領。53年（1714），陞授鎮(zhèn)守山東全省駐劄登州總兵官都督僉事。55年（1716），授山東巡撫兼督理臨清鈔關倉儲錢法事務。61年（1722）10月，陞授鎮(zhèn)守福建等處地方統(tǒng)轄漢軍綠旗官兵都統(tǒng)將軍，署理鑲白旗漢軍都統(tǒng)。康熙帝極為賞識李樹德，曾嘉歎他是文武全才。據(jù)說李樹德飲酒間聽聞「濼口商人將醵金上壽，即於席上作教禁之」；當他「對客揮毫時，歌者音律稍乖，必為駁正」?？芍^知所節(jié)制，行事作風嚴謹。不過地方人士對他的評價是毀譽參半，新城人何世璂（1666-1729）曾稱讚巡撫李樹德與布政使王用霖（？-1721）兩人首重文教事業(yè)，「以養(yǎng)育人材為先務」，「檄取六郡知名士肄業(yè)白雪書院，葺齋舍，庀器具，資膏火，勤考課」，親自到書院視察，獎勵學風，因此地方「比年以來，雒誦之聲，達於陌巷，士習文風，蒸蒸丕變」。卻也有人批評李樹德?lián)紊綎|巡撫後「未愜輿情」，終日應酬作樂，不重民生，「徹夜笙歌媚小君，日高三尺臥斜曛?？蓱z齊魯山河內，妻子啼號總不聞」，批評他只會做表面工夫，毫無真才實學：「書院會文憑倚字，武闈作士仗錢神?！?/span>

李樹德自康熙58年7月25日，上奏發(fā)現(xiàn)礦脈事摺，直到12月18日，提出派員籌備開礦辦法奏摺，有關山東礦冶治理措施都得到康熙帝的同意，這段期間李樹德能夠恣意處理與安排地方礦務工作。他指派識礦生員門起蛟與家人到礦場，命令各地官員協(xié)助開礦事務，並與礦商們達成所有的開採協(xié)議?？墒钱斂滴?9年5月，朝廷特遣欽差官員主持山東礦務後，就完全打亂李樹德一手策劃的佈局。諸如欽差制定〈開採規(guī)條〉後，山東礦場地點、礦商行動、礦稅則例、交易買賣、礦防事宜都被嚴格制約。陸師告訴王掞：「門人鬮得青、登貳府，目今先往青州臨胊畧水洞開采。查此洞，乃前朝中官開採舊地，邑乘所載，擾害地方有甚兵燹，門人輩鑒於故轍，協(xié)同中丞開列條規(guī)，嚴為約束，嘯聚驚擾之害，庶乎可免?！挂嗉匆磺械V務工作轉由欽差監(jiān)督，原先若干擁有特權者必深受影響。故後人撰寫的〈陸師行狀〉有雲(yún)：「庚子五月，奉命往山東勘驗礦務，甫下車，定規(guī)條八款，官民便之，其開採也，潔己束下，遠近若不知有官者?！?nbsp;

對某些人而言，陸師厲行的督礦措施根本是擋人財路。陸師向王掞透露：「部員供給，中丞捐俸，每人按日三金，門人恐將來事竣派在地方，辭而不受。且寒士素風，不過數(shù)星可支，朝夕惟有喫菜飯、坐荒山，拋此一年工夫，於無可補救之中小為補救，用告無罪於東人而已?！共繂T即是指由六部特派來的欽差官員，陸師婉謝巡撫李樹德的禮金，是為了清白避嫌，更不願受人情束縛。其後，仍有「當事以朱提若干至」，陸師對此獻銀一概「笑而卻之」。

康熙59年（1720）7月至8月期間，欽差德祿、陳廷夔停駐臨朐畧水村的館舍火災，亦有可疑之處。馬長淑〈礦洞小記〉稱：「既分府開採青州諸洞，有挾勢陰據(jù)者，諸公慮為迫脅，不欲往，先生獨請任之，奸徒屏足莫敢近。居畧水三月，移會中丞，封閉六井，懲首事二人而去?！顾^的「諸公慮為迫脅」，也就說明欽差官員很可能遭到部分人士施壓，爾後官舍失火自不尋常，更易引發(fā)諸多恐慌猜忌，以致在8月16日，德祿、陳廷夔先行離去，惟有陸師堅持在畧水村停留3個月督礦。  

即使是欽差團隊，內部成員對於監(jiān)督、勘礦與開採的執(zhí)行理念亦有紛歧。陸師瞭解地方上確實也有以工代賑的開礦動機，他在安邱擔山設置的〈礦洞碑記〉提到：「歲歉民饑，或檄廉能丞尉董其役，采鉛易米，亦足補賑粟施粥之不逮，此乃地方一時權宜之計，非使者所敢與聞也?！箍墒强滴醯垡呀?jīng)下旨停開鉛礦，欽差調查的重點是銀礦開採能否利國利民，地方開礦訴求就喪失部分的合理性。面對地方開採徒勞無功，陸師認為礦砂有線則開，無線停工，礦商願開願退，聽其自便，不用過分苛求圖礦，採取「一面準開，一面取結」的方式督礦，傾向實事求是。但西路欽差並不認同，似乎也只有李衛(wèi)主張禁礦，團體成員未達成共識。所以陸師回覆西路欽差的移文帶有無奈：「恐各洞未盡有商，各商未盡踴躍，故敢以青州情形，略獻一得之愚，既未蒙采擇，本部亦自悔饒舌矣?！龟憥熯€告訴在登州督礦的同事說：「至於駐劄窵遠，假手微員，豈無陋弊？莫如開其好者，停其無益者，精神一則弊自除，原不能如普門大士，化千百手眼，處處周到也?！顾冀K認為「奉使刨看，上意原非責以必效」，根本不用拘泥於得礦覆命。

▲清代登州府

開礦生產首重資本，礦商告退代表資金撤出，採礦事業(yè)就無以為繼。為了拉攏礦商參與，地方官情願降低礦砂抽分比例，因此原先的「官七民三」，到了後期就改為「官六民四」。又為了持續(xù)礦務、維持開銷，甚有可能加派地方，如同前述臨朐知縣陶宣就因開礦費議加火耗，每兩加火耗至2錢2分。陸師更擔心的是，其他欽差會接受山東官員的主張，最後官府挪用公款以作為持續(xù)採礦的經(jīng)費。陸師提醒同僚說：「藩臺以庫銀備僱夫之用，愚以為斷不可動朝廷餉銀，應解應支，各有條款，動支正項錢糧，博地下難得之金銀，一經(jīng)花費，不能補償，誰任其咎？」他特地寫信告訴西路督礦欽差吳爾登：「至於動藩庫以開採，將來作何開銷？開鉛礦以助餉，將來有何大利？一則受人籠絡，一則自蹈違旨，尚願老先生熟思而詳審之也。」  

陸師曾在康熙46年（1707）任河南新安知縣，當時境內有銀礦，「豪民潛通上司、猾胥開採，為盜賊藪」，陸師即嚴行禁止。採礦資源的開發(fā)利益，難免會涉入複雜的官商關係，陸師深知巡撫李樹德正受康熙帝信賴，面對山東官員的開礦意圖，他並未點破，只求如實呈報督礦情形。陸師一再希望同僚意見匯整造冊後，「移會撫都院，具稿據(jù)實奏聞」，全由「撫都院實總其成」。為此他告訴吳爾登：「撫軍處俱備於公移，只消聽其主稿，吾輩列銜，不必另出主見也?！巩旉憥熁氐綕厢?，雖然也撰寫〈為據(jù)實奏聞事〉奏摺，但就因「以巡撫主稿不用」。對於山東礦務，李樹德當然自有盤算，在其巡撫主稿中，李樹德以各州縣商民看法為由，指出「從前本地礦洞，止許本州縣民人開採，是以未敢越屬充商。臨朐縣苗之實壹人自認官七民三之例，實屬不敷工本，如蒙準令通省人民認商，對半抽分，商等情願自備工價，僱覓夫匠，前赴有礦州縣，認洞開采」。李樹德的作法是要放寬礦商是本地人的資格限制，並將「官七民三」抽分例調整為「對半抽分」制，宣稱「欲令各商踴躍認工，多刨則多得砂，砂多而抽分自裕之」，觀其目的，仍然是主張繼續(xù)開採下去的。 

康熙帝下令停止山東的採礦事業(yè)，徹底粉碎主張開礦官員的看法，民間以為欽差陸師封礦的貢獻居首。乾隆《續(xù)登州府志》雲(yún)：

青州府安邱縣民因陸師封閉擔山礦洞，感其恩德，特在縣學旁建陸公祠祀之。安邱名士曹澣以詩謝稱陸師「一代楷模為世法，三齊雞犬賴公寧」，其詩又雲(yún)「總為丹砂留客住，吾儕何以謝山靈」，可謂相當讚揚。當?shù)刂緯嘌裕骸笓介_礦，得不償失，題請封固，至今賴之?！构饩w《臨朐縣誌》收入了陸師〈封礦洞碑〉一文，並提到「邑人至今祝之」。陸師的弟子馬長淑因感念陸師德政，遂與孫自務、曹澣等人，收集恩師詩稿，「共加校訂，期付梓以傳於後」。

柒、餘論（代結論）

對主張開礦的地方官員而言，採礦事業(yè)的中斷實在是禍福難料。康熙58年（1719）1月，康熙帝察覺各省虧空甚多，令直隸各省督撫將虧空諸項錢糧數(shù)目作速查明、作何完補、作何立法等一一交代清楚。4月24日，山東巡撫李樹德報告目前虧空數(shù)額，又說「東省歷來相沿有流抵一項，蓋因州縣各官遇有修建倉厫、衙署、文廟、城垣、堤岸等公務，始雖詳稱願捐俸應用，實則挪動正項錢糧，迨後因俸工無幾，不能一時補完，遂致遞年漸補，一遇陞遷事故，又流交於接任之官」，所以他報稱山東州縣大半皆有「流抵」歷史共業(yè)，提議「完結之法，莫若以通省州縣徵收丁地之耗羨，酌補虧空、流抵」，令州縣各官於所得1錢3分之耗羨內，捐出1分3厘，解司存貯，用以彌補各項虧空與流抵數(shù)額。時任吏部尚書張鵬翮（1649-1725）等內閣官員隨即反對李樹德的耗羨加稅方案，反對理由可參考以下徵引的文獻紀錄：  

引文內容見於後人刪節(jié)張鵬翮年譜時所存之軼事，由引文可知，李樹德欲將耗羨歸公合法化，以加稅解決虧空問題，但張鵬翮極力阻擋此案，得到禮部尚書貝和諾（1647-1721）、戶部尚書孫查齊（？-1730）、副都禦史屠沂（？-1725）、禮科給事中喬學尹（1690-？）的認同，於是刑部尚書張廷樞（1654-1729）駁回了原先議案，不予討論。  

山東地方財政困窘，無奈耗羨歸公合法化失敗，官員只好另闢蹊徑，廣開財源，設法謀求官商合作，分享利益所得，甚者從事放債圖利。例如李樹德透過濟東道程光珠說合，將銀35000兩借與商人商一元「行鹽使費」，要求曆城縣知縣劉元琦具領；並借給迦河通判張鎬銀6000兩，由霑化縣知縣沈文崧作保，將海豐、霑化等處鹽窩作為抵押。郭松義的研究指出，康熙59年（1720）1月，山東巡撫李樹德把知府以上各級官員動員起來，除了自己願捐銀12000兩外，還有提督學政陳沂震捐銀2400兩，布政使王用霖6000兩，按察使黃炳、督糧道佟世祿、濟東道程光珠、登萊青道程之煒、濟寧道宋基業(yè)、鹽法道羅鈐各捐銀2000兩，濟南知府張振偉、兗州知府金一鳳各捐銀1500兩，東昌知府楊文幹銀1200兩，青州知府陶錦、萊州知府耿紘祚各銀1000兩，登州知府李元龍銀800兩，鹽運分司張承先銀600兩，統(tǒng)共銀40000兩。這種透過捐助軍需或興辦其他公共事務，是一種既可討得皇上歡心，又可使收受的銀兩更具合理合法的有利手法。而山東地區(qū)所進行的官督商辦採礦事業(yè)，官員也是打著「上裕國課」的名義，最終想要透過官商合作開礦的途徑，投資以獲得巨利，或許還可向皇上請功邀賞。沒想到正式投入開採不及1年就戛然而止，反倒留下更多的財政虧損。開鑿無益，也只能「自悔多事」。  

18世紀初期各地存在著嚴重的財政虧空，但康熙帝秉持寬仁態(tài)度，制裁手段較放鬆。山東布政使王用霖就被追查出任內因公挪用庫銀49萬餘兩，東窗事發(fā)時王用霖已過世，山東巡撫李樹德、濟東道程光珠要負連帶擔保責任，康熙帝諭令這些被挪用銀兩務於兩年內限期補完，並未嚴格懲罰?？滴?1年（1722）11月13日，康熙帝辭世，雍親王胤禛（1678-1735）在20日正式即皇帝位，這也意味李樹德失去最大的靠山。12月4日，山東按察使黃炳代理山東巡撫時題奏，前任巡撫李樹德已設法補繳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欠銀二十六萬一千餘兩，還續(xù)查到藩庫短缺因公挪用銀十三萬餘兩。不久之後，登州知府李元龍、青州知府陶錦均被查出涉及貪污虧空案。雍正帝相當關心李樹德的虧欠案，雍正1年（1723）5月初，在山東巡撫黃炳奏報山東降雨的奏摺中，另有批示：「李樹德等應補者還欠多少？」  

與此同時，派往山東任副考官的監(jiān)察禦史柯喬年，他在考試結束出闈後調查省城倉穀虧欠情況，認為不僅是3年荒旱之故，真正的原因在於「前任巡撫李樹德奢費濫交，動用藩庫，積累至數(shù)十萬，及水落石出，又賣各州縣倉穀償補，此藩庫空而倉穀亦困之一空也」。他上奏批評：  

因此柯喬年建議即將轉任至福州將軍的李樹德應留在山東助賑，「已被參之青州知府陶錦，奇貪異酷，應發(fā)往青州助賑」，如此才能平息民怨。雍正帝覽奏後，特用滿文批示：

為此黃炳奉旨清查山東州縣虧空錢糧，統(tǒng)計出康熙48年（1709）至61年（1722）為止，共虧空地丁銀六十餘萬兩，倉穀九十餘萬石。雍正1年（1723）6月16日，朝廷特派戶部郎中博爾多到山東辦理清查散賑事宜，而博爾多其實還另有機密要務在身，奉旨他要聯(lián)合巡撫黃炳共同追查李樹德、陶錦、李元龍名下所虧損的錢糧，令其據(jù)實賠補虧空。於是山東巡撫黃炳再度參劾青州知府陶錦貪婪不法事，指出虧空存?zhèn)}監(jiān)米達至17萬石。李樹德則被清查出虧空銀共306628兩，穀米125770石，雍正帝無法坐視官員貪污舞弊，痛批：  

這些遭到彈劾整肅的地方官員，晚景頗為淒涼，虧空數(shù)額不斷翻新，牽涉人數(shù)與案情不斷增加。若是彼時開礦獲利，或藉開礦加增火耗銀，及時補足了虧空，得到「上裕國課，下瞻商民」的名聲效益，會不會就時來運轉呢？因為同時期的雲(yún)南礦場，確實創(chuàng)造出獲利的局面，當時不斷投入資金的開礦者，往往背後伴隨渴求挖得富礦的特殊發(fā)財心態(tài)，即使開礦是高風險卻不一定高獲利的行業(yè)，但仍有人存著個人成就感和追求某種刺激的心理為之。特別是1680年到1730年間清代礦業(yè)發(fā)展的重點集中在鋅、銅、鐵和鉛等原料上，而不再是貴重金屬─銀。起因源於兩大需求：第一，省級地方歲收不足；第二，國家貨幣原料的短缺。所以在18世紀初期，雙雙促成中國西南礦業(yè)的新發(fā)展。  

當然，歷史是無法假設的，在史料中也找不到山東開礦動因與彌補巨額虧空的直接關係，但是發(fā)財與補足財政的誘因確實是始終存在，官員非得想盡辦法度過難關。頗有意思的是，山東官員設法廣開財源，處處碰壁後又嘗試提出耗羨銀彌補虧空的辦法，反倒成了雍正朝正視的課題與觸發(fā)財政改革的契機，這些官員的做法，以及所牽涉到的官僚政治利益關係，也成為日後學者們所分析討論的對象。我們再換個角度來思考，若非欽差陸師極力阻止山東官員動用藩庫銀開礦，限制官商利益關係，很可能後來他們的虧空案罪狀又要增添一筆不光采紀錄。

回顧18世紀初期山東地區(qū)的採礦活動，緣起於部分地方發(fā)生饑荒災害，民間的訴求是希望透過採煤或取鉛來改善其生活困境，尋求礦利的呼聲驟然而起。地方官員則有感於地方財政虧損及私人開銷費用過大，也盼想投資開礦獲得巨利，以解決財政與生計負擔的燃眉之急。

康熙58年（1719）3月，青州知府陶錦擬開臨朐縣嵩山銀礦，果有所得，山東巡撫李樹德也認為礦利亦是致富生財之法，相當認同採礦活動。但是開新礦違背朝廷制定的礦冶治理政策，在師出無名下，更會遭到嚴懲，於是在該年7月底，李樹德報稱地方採煤偶掘鉛銀礦砂，其奏摺掩飾了地方官員開礦的發(fā)財念頭，將之轉化成開礦充裕國課、下瞻商民的合理訴求。李樹德是康熙帝頗為信賴的地方官，當時清廷正值西陲軍事，故康熙帝傾向採納山東地方開礦濟軍的提議，決定進行試辦。在巡撫李樹德的規(guī)劃下，開採範圍擴大到濟南、兗州、青州、登州等4府所屬州縣礦場，並動員各級地方官吏、招商夥同參與，在此期間，已有地方因開礦費，議加火耗每兩加至2錢2分，或有假公濟私之現(xiàn)象。但到了康熙59年（1720）6月，督礦欽差抵達山東後，地方官員無法主導礦務，動用官庫錢糧投資開礦的企圖受阻，同時還發(fā)現(xiàn)礦利所得甚微，不能符合工本，商人不願甘冒投資風險，紛紛撤出開採行列，地方也不全然支持採礦活動，因此試辦事業(yè)於年底告終，山東地區(qū)開始封礦，也打消某些人的發(fā)財美夢。  

▲欽差大臣陸師

這次山東採礦活動與封礦決議，欽差大臣陸師的督礦調查影響至為關鍵，他在山東不時去信給大學士王掞，透露地方開礦衍生的問題，未幾王掞密奏彈劾官員在浙江開礦的奏請，認為是「言利滋奸」，康熙帝遂不予採納，並將原奏發(fā)還。所以陸師聞訊作詩雲(yún)：「昨聞擲奏牘，兩浙叨安全?！龟憥熢诎睬裰v學時的學生，日後分別到湖北鄖西、湖南益陽等地任官時，都力主禁礦。

不僅如此，山東開礦事件對雍正、乾隆時期的地方採礦也大有影響。陸師在臨朐縣立礦洞封禁碑，碑文就提到：「今天下輿圖式廓，兩廣采銅錫，滇南采金銀，而東省不與焉?！骨?年（1738）6月，刑部廣東司郎中那禪奏請開採華北4省銅鉛礦產，遭到軍機處大臣的反對，大臣們就以河南礦脈均屬嵩山地，以及康熙59年（1720）山東開採僅得83兩2錢事例，「是在河、東等省既不宜輕泄地脈，又系最微銀鑛，並無銅鉛可采，且中原之地，四通八達，不宜聚集多人，致滋事端」，立刻否決了那禪的奏請。乾隆9年（1744），槁城縣知縣高崶提出願意自備工本銀萬餘兩，申請在山東採礦，雖得到兵部侍郎兼九門提督舒赫德（1710-1777）、戶部尚書海望（？-1755）等官員的支持，但山東巡撫喀爾吉善（？-1757）、直隸總督高斌（1683-1755）即找出往昔討論山東開採礦務相關檔案來阻止，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康熙晚期「所有東省開試礦洞，悉行封禁」，「況高崶所指礦洞」，即系康熙59年「欽差刨試處所」。山東巡撫喀爾吉善查出雍正5年（1727）、13年（1735），以及乾隆3年（1738）、7年（1742）均有山東開礦案件，得出的結論是「東省礦洞或緣得數(shù)無多，奉旨停止；或系私開聚眾，照舊查封；或因好事鼓惑，勘詳飾禁；此數(shù)十年來，曆有舊案可稽者也」。他指出：「如果苗線旺盛，則從前欽差李衛(wèi)諸臣，奉旨有刨看一年之期，何至半年即行中止？歷任撫臣豈皆畏葸從事，何至屢查屢禁？則苗線未必處處俱旺，尤前事之可鑒者。」  

山東地區(qū)礦場封禁才不過數(shù)十年，直隸總督高斌就說：「蓋開採礦砂，向惟行於滇粵邊省，若山左中原內地，歷來從未舉行?！褂纱丝磥恚尚Р徽?、無利有害，官員已是有意掩蓋山東的採礦歷史與事業(yè)，這才更加促成國家邊省礦業(yè)開發(fā)的政策導向。無獨有偶，乾隆14年（1749）3月，山東掖縣人毛贄遊歷萊州三山時，撿拾到一石塊，「似萊洞，剖之有金屑」，他記錄這次際遇：「然此全萊主山，挖掘不宜，且開礦亦非盛朝美事，不如還之造物?！辜s兩個世紀後，近人重新評估18世紀初期的山東督礦調查事件，所賦予的詮釋是：「然此或委用非人，或采不合法，遂致無效而止；今變用新法，公私無擾，寶藏之興，定可操券以獲也。」一切的曲折過程，雖成了過眼雲(yún)煙，但其中的蛛絲馬跡、相關紀錄，卻也留下許多可探討的議題，有待後人再次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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