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與文天祥同屬末世英雄，但就人物形象而言，史可法與文天祥相去甚遠：文天祥“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 宋理宗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史可法則“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長得矮，生得黑，眼睛還一閃一閃的，這與史家世襲的錦衣衛(wèi)百戶形象，還真的非常吻合。

史可法（1601—1645），字憲之，又字道鄰，河南祥符（今開封）人。

崇禎元年（1628），史可法舉進士，任職陜西西安府。這時，蜂擁而起的流民恰起自陜西，但史可法并沒有參加平定流寇。崇禎七年（1634）冬，江南巡撫張國維提議將安慶、池州諸地巡撫分設(shè)，以集中解決這一地區(qū)的流寇問題，經(jīng)張國維的舉薦，史可法于崇禎八年春任江西右參政、安池兵備道，負責(zé)監(jiān)督地方軍事并直接參與軍事行動，其文官身份也自此一變。崇禎十一年（1638）三月，史可法因沒有如期實現(xiàn)平叛目標獲罪，朝廷也是可用之人太少，責(zé)令史可法戴罪立功。

崇禎十四年六月，史可法擢升戶部侍郎，總督漕運。在這個以文職為主的崗位上，史可法這才如魚得水。崇禎十六年七月，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被罷，史可法才改任新職——接任南京兵部尚書。正是在這個任上，歷史的重任落到了他的頭上。

明朝自永樂朝開始實行“兩京”制度，留都南京的衙門雖與首都北京相似，但權(quán)力與范圍卻與北京天差地別。和平年代的北京官員轉(zhuǎn)任南京，通常是解決職級待遇問題，或是帶有貶抑的意味，“二線干部”的色彩很濃。史可法到南京任職，顯然屬于升官，因為南京兵部尚書畢竟也是尚書。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南京衙門的地位驟然上升，匡扶社稷的重任自然落到南京官員頭上。北京連兵部都沒有了，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自然由此而顯得舉足輕重，但事實上卻并沒有。

作為兵部尚書，史可法的信息相當滯后。四月初一，崇禎帝的后事都處理完了，史可法得到的信息還是李自成逼近京師，準備率師北上勤王。直到十四日，史可法才從南下的官員那里確認崇禎帝已殉社稷。史可法悲痛欲絕，以頭搶地，甚至準備自盡以表明對朝廷的忠貞。

王朝的生死關(guān)頭，史可法的抉擇同樣是進退維谷——崇禎帝自殺，王朝群龍無首，又面臨清軍與民軍的雙重打擊。迅速謀立新君，作出有效的應(yīng)對，才能避免王朝樹倒猢猻散。南京官員在謀立新君問題上非常敏感，但正是這個關(guān)鍵問題上，史可法出現(xiàn)了手足無措，直接導(dǎo)致他在弘光朝陷于政治困境。

崇禎帝朱由檢身死，三皇子均未逃出，繼位者只能是各地的藩王。以血緣關(guān)系講，崇禎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孫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灜最有資格當選。但桂、惠二王均在廣西，距南京太遠，且均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福王以兄弟關(guān)系繼統(tǒng)更為妥當。除此之外，神宗的侄兒——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亂逃到淮安，擁立新君，他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恰在這時，福王朱由崧從封地洛陽逃到了江南，新君人選也由此變得明朗起來。

朱由崧（1607—1646），明神宗朱翊鈞之孫，福王朱常洵之子，崇禎帝朱由檢堂兄，崇禎十六年（1643）襲封福王，封地洛陽。李自成軍攻占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身材過于肥碩，眾人幫助都上不了墻頭，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世子朱由崧身輕如燕，成功翻墻，盡管顏面盡失，流落江淮，形同乞丐。雞飛狗跳過日子的朱由崧，天子這頂帽子，本來是有機會順理成章地戴在他頭上的——他爺爺謀劃了多年，一心想將他老爸扶成太子，結(jié)果被東林黨給整滅了?，F(xiàn)在，應(yīng)該“物歸原主”。

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京諸勛貴大臣議立新君。無論就近救爭，還是按倫序，排在隊伍前面的，都是朱由崧?？墒?，由于福王朱由崧牽涉到黨禍問題，他又差點兒沒有當成。東林黨擔(dān)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東林黨人將再次受到打擊，因此一致反對立其為新君，主張擁立潞王。

東林黨以張慎言、呂大器、錢謙益等為首。張慎言時任南京吏部尚書，他以曾舉薦趙南星而在黨內(nèi)陸位顯赫。呂大器時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錢謙益則是在野的黨首。諸人認為朱由崧有“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yù)有司”之“七不可”，從而主張“立賢”。

“賢者”，即潞王朱常淓，明神宗朱翊鈞之侄。清軍入關(guān)，朱常淓隨軍南渡長江，寓居杭州。后來清軍兵臨杭州，朱常淓投降，“兵入杭，市不易肆”——天翻地覆，老百姓還照樣上街打醬油，幾乎就是和平演變。導(dǎo)演出這一幕的朱常淓，似乎不是一般的“賢”。

究竟是立朱由崧還是立朱常淓，作為南京兵部尚書的史可法，這時的態(tài)度舉足輕重。張慎言等致書史可法，以“七不可”立朱由崧。時任淮揚巡撫路振飛，也致書史可法，認為：“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xiàn)在惟有福王”，提醒史可法 “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對官員中的分歧，以及立潞王與福王的后果，史可法掌握得最為全面，其實也最清楚。但在關(guān)鍵時刻，史可法則完全倒向了東林黨一邊。

史可法入仕較晚，東林色彩并不突出，也未深度介入天啟與崇禎朝的“黨爭”，為什么會作出這種抉擇？很重要的一條，是書生情懷，而不是政治謀略。

史可法出自東林黨骨干左光斗門下，左光斗對其有著不同尋常的知遇之恩。左光斗視學(xué)京畿時，尚為一介書生的史可法苦讀寺中，左光斗偶然發(fā)現(xiàn)后對其大為贊賞。左光斗主試時，當聽到門史唱出史可法的名字時，“瞿然注視”，當即“面署第一”。在史可法拜見左夫人的時候，左光斗更是當著子女的面，對史可法贊不絕口：“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鄉(xiāng)試后左光斗將史可法請到家中，與自己的子弟一起讀書，以參加會試。在左府，有一天史可法將左光斗的官服穿在自己身上，恰被左光斗撞見，史可法滿面通紅，十分尷尬。左光斗笑著對史可法說：將來，你一定比我更有成就，我這官服其實是配不上你的！

左光斗對史可法的關(guān)懷無微不至，二人“不啻家人父子之歡?！?/strong>

出于對東林黨的特殊情感，史可法既明白路振飛所講的道理，又擔(dān)心東林黨所預(yù)見的后果，最終情感戰(zhàn)勝理性，他決定支持張慎言，并出面去做持不同意見的鳳陽總督馬士英的工作，理由就是東林黨提出的“七不可”。

其實，史可法并不了解朱由崧其人。真實的朱由崧，形象被清朝嚴重污化。東林黨所言的“七不可”，除了“不孝”是指朱由崧倉皇出逃中半道與母親走失外，其余“六不可”很難找到事實的支撐。

在議立新君的緊要關(guān)頭，史可法親自寫信給馬士英，明言朱由崧“七不可”，要求馬士英支持東林黨與自己的主張。但是，馬士英收到史可法的私筆信后，將其作為公函予以收文，并加蓋督印予以存檔。

作為主持大局的兵部尚書史可法，完全清楚南方官員冊立新君上的巨大分歧，也完全清楚這種分歧面臨的后果，竟然出于意氣，給馬士英寫了一封信。送出給馬士英的私信后，史可法立即又猶豫起來。真實的內(nèi)心里，史可法認為按倫序迎立福王是對的。于是，史可法又試圖說服東林黨人，放棄迎立潞王:“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

史可法給東林官員講歷史故事，目的是想他們不固執(zhí)己見，但明顯又是兩頭不討好——贊成潞王與反對潞王，贊成福王與反對福王，史可法都不是旗幟鮮明。不表態(tài)，讓人琢磨，這也是史可法的工作方法與策略。但是，沒有人出來幫史可法解套，他還得自己拿主張。猶疑糾結(jié)的史可法，接著想到了折中。他親自前往浦口，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議。最后，二人達成共識：擁立遠在廣西的桂王。在謀立桂王時，史可法再一次表現(xiàn)出他的實誠——他詳盡地論證了朱由崧德才不備，根本就不能立為新君。

這個決策有相當?shù)目萍己?，史可法對自己兩全其美的智慧決策，感到十分滿意——既避開了矛盾的焦點，又淡化了部分南京官紳的意見。而且，又借馬士英在軍隊的實力，獲取軍隊方面的支持。

謀劃完了，史可法靜靜地等著好消息。

馬士英雖說也是書生出生，卻沒有一絲書呆子氣。當軍方開始動作，出手謀劃擁立福王時，馬士英果斷轉(zhuǎn)舵，成為擁立福王的領(lǐng)軍人物。他同時與南京其他官員取得一致，并讓手下的將領(lǐng)發(fā)兵，護送福王到南京繼位。至于史可法那邊，他連個招呼都沒打。

“定策”中的重大失誤，是史可法最終在弘光退出核心層的根本原因。馬士英與史可法在弘光朝的地位，其實在這個時候就已經(jīng)分出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