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明代謝肇淛撰《五雜俎》卷十六載：“東坡與溫公論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為鱉廝踢?！瘻毓恢I其戲，曰：‘鱉安能廝踢？’曰：‘是之謂鱉廝踢?！?/span>

所謂“鱉廝踢” ，其實是蘇軾即興發(fā)明的一個新詞兒。鱉，俗名甲魚、腳魚、團(tuán)魚?！皬P踢”，就是廝打踢蹬。了解鱉的習(xí)性的人都知道，它遇到情況時不會和對手廝打，只會一個勁兒地往泥里鉆，同時不顧一切地用后腿胡亂踢蹬，行為十分愚蠢可笑。于是，蘇軾就用“鱉廝踢”來諷謔司馬光對變法派不分好歹的胡亂攻擊和打壓。

蘇軾的這個比喻確實很生動貼切，很快就傳開了。人們背地里都用“鱉廝踢”來笑罵司馬光，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只會瞎廝踢的老甲魚！這個詞兒后來被推廣沿用，成為無端批評指責(zé)的代名詞。錢鍾書在《管錐編》里就講“學(xué)者觀詩文，常未免于‘鱉廝踢’，好課虛坐實，推案無證之詞，附會難驗之事”。

《五雜俎》這部筆記里還說：“一日，相與共論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可見蘇軾與司馬光論事不合，是關(guān)于差役法以及王安石變法的爭論。而且蘇軾內(nèi)心很有些氣憤，當(dāng)面只用“鱉廝踢” 諷謔，回家就氣得不行，連呼“司馬?！薄Ｒ簿褪钦f你司馬光簡直就是一頭犟牛！看來，蘇軾對司馬光的批評還是很尖刻的。

按一般見解，憑蘇軾和司馬光關(guān)系，他應(yīng)該是不會這樣對待司馬光的。司馬光比蘇軾大二十多歲，與蘇軾的父親蘇洵同輩份，而且關(guān)系很好，蘇軾母親程夫人的墓志銘就是司馬光撰寫的。蘇軾兄弟參加的最重要制科考試，司馬光就是他們的考官，按規(guī)矩也就是蘇軾的恩師。最重要的是，蘇軾因為批評王安石變法而遭受黨爭迫害，坐牢貶謫，是司馬光向皇太后進(jìn)言，才把蘇軾召回朝廷任職的。蘇軾自己也稱 “從游司馬光二十年”。那么，蘇軾為什么會如此諷謔司馬光呢？

這其實是因為，司馬光在重新執(zhí)政后，對王安石變法派的打擊迫害和對新法的一概否定廢止、實在是搞得太過份了。

就拿這回蘇軾和司馬光爭論的“免役法”來說，“免役法”是對宋初定下的的差役法的改革，即把原來按照主戶戶等輪充差役的辦法改為當(dāng)役者交納役錢，然后由州縣政府出錢募人應(yīng)役。這樣一來，免役錢就逐漸成為國家財政中的一筆固定收入。蘇軾認(rèn)為這項改革還是比較可行的，大多數(shù)老百姓也都很贊成，繼續(xù)推行完全可以富國強(qiáng)兵。但司馬光偏偏聽不進(jìn)蘇軾的正確意見，非要一杠子打翻，絕不通融。

不僅如此，司馬光還實行了“兩光”政策：

一是要把新法全部廢除光。他攻擊“王安石不達(dá)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蔑新法是“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他甚至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要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就是將新法全部廢除，舊法一一恢復(fù)。如“差役法”，司馬光就限令開封知府蔡京依，必須在五天之內(nèi)全部恢復(fù)。他迫不及待地廢除了“保甲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

司馬光如此“革新布舊”，操勞過度累病了，居然還念念不忘沒有廢除“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不無感傷地說：“吾死不瞑目矣!”

他向呂公著說：“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yī)，家事付康(司馬康)，國事未有所付。”切望呂公著能夠完成他的宿愿。接著，守舊黨們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青苗法”、 “將官法”。

司馬光終于完成了自己廢除新法的夙愿，實現(xiàn)了自己的守舊主張，他這樣做對社會的危害，比熙寧以前還要嚴(yán)重。國家通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都在保守派執(zhí)政的幾年當(dāng)中“非理耗散殆盡”。

二是要把新黨趕“光”。朝廷中蔡確、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等一大批變法官員被貶，凡是新黨成員都要一一清算。其中呂惠卿被貶建州，一貶就是九年，其間他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說成是對朝廷不滿。與此同時，司馬光還不遺余力地打擊變法派。章惇曾對司馬光恢復(fù)差役法的主張進(jìn)行過批駁，司馬光就動員全部臺諫力量，對章惇屢加擊逐，直至被迫賦閑。當(dāng)時凡是被列為王安石的親黨和變法派官員，全被貶黜，搞得官員們?nèi)巳俗晕?，惶惶不安?/span>

對于司馬光的如此做派，正直的蘇軾當(dāng)然就顧不得長輩、師生和恩公的關(guān)系了，他不能不表達(dá)自己的意見和態(tài)度。蘇軾用“鱉廝踢” 諷謔司馬光，確實是對其頑固保守的絕妙諷刺。

蘇軾之所以這樣批評司馬光，不僅因為他為人率真正直，無論老臣官吏，包括司馬光和王安石，凡有不當(dāng)言行他都會情不自禁地揶揄諷謔；更重要的是，蘇軾的從政精神是和那些搞黨爭的官員截然不同的。他不會站在黨爭的立場而罔顧事實、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他對朝政都是堅持實事求是、秉公而論。在王安石變法中，蘇軾曾經(jīng)率直地批評其過失，哪怕是因此而獲罪也不屈服；但對變法的正確舉措，他還是表示贊成的。當(dāng)司馬光執(zhí)政后一概否定新法、一味打擊新黨的時候，他當(dāng)然不會昧著良知茍且，哪怕是落得兩面都得罪。本讀書人曹宗國認(rèn)為，蘇軾對司馬光的諷謔批評，是一位正直士大夫應(yīng)有的表現(xiàn)，實在難能可貴。

蘇軾對司馬光把國是政見之爭搞成黨爭派斗的做派作過尖銳批評，但他對司馬光還是保持著應(yīng)有的尊敬的。司馬光去世之后，蘇軾為他撰寫了墓志銘，還寫了長達(dá)數(shù)千言的《司馬溫公行狀》，對司馬光的品德學(xué)問有很高的評價，由此可見蘇軾為人處世的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