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湛廬文化《半個地球》。

并不是每個自稱環(huán)境保護專家的人，都認為生物多樣 性應該得到完好無缺的保護。目前有一小部分，且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人類已經將生命世界改變到了無法補救的狀態(tài)。他們認為，我們現在必須適應在一個被損毀的星球上求生存。一些持修正主義觀點的人則在敦促人們接受一種極端的“人類世”世界觀，即人類已經完全占領地球，幸存的野生物種和生態(tài)系統(tǒng)要根據其對人類的有用性而獲得評判和保護。

在這樣的地球生命愿景中，野生狀態(tài)不復存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就連最偏遠、最與世隔絕的角落，都在某種程度上被摻入了人為因素。在人類到來之前進化而成的大自然中的生命已經死亡或正在走向死亡。秉承這種觀念的極端人士認為，也許這樣的結果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地球的命運就是被人類全部占領、全部統(tǒng)治，從南極到北極。地球的存在由我們決定，為我們控制。歸根結底，人類才是唯一有意義的物種。

這種觀點存在一絲真理。人類對地球施加的破壞強度，是其他任何單一物種都無法企及的。這場襲擊過程中火力全開的階段，用人類世的慣用說法，即“經濟發(fā)展”，始于工業(yè)革命之初。最開始受到“襲擊”滅絕的是體重超過 10 千克的哺乳動物，這些物種被統(tǒng)稱為“大型動物群”，從舊石器時代漁獵先民的捕獵行為開始受到攻擊，隨后在技術創(chuàng)新的作用下逐步加劇。

生物多樣性的退化與其說像電燈開關般由明亮變得漆黑，不如說像燈光漸暗更為貼切。隨著人口逐漸增多，逐漸向世界各個地方蔓延，幾乎每個地方的當地資源都會被人類消耗到極限。人類就像空降到這個星球上的懷有敵意的外星人一樣，數量成倍增長，且依然在翻倍。整個過程完全是達爾文式的，遵從無限發(fā)展和不斷繁殖的路線。雖然從人類的標準來看，這一過程產生了新的美學形式，但從任何其他角度和標準來看都毫無美感可言，也許只有細菌、 真菌和禿鷲會樂在其中。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杰拉爾德·曼 利·霍普金斯（Gerald Manley Hopkins）在 1877 年寫下的那樣：

幾代人踩踏、踟躕、停駐；
生靈，
在貿易的烈焰下焦糊，
在辛勞的跋涉下虛無；
泥土，
帶著人類的腥臭與玷污，
如今已荒蕪，
穿著鞋的雙足，
再無法感受大地的撫觸。

生物多樣性退行的進程是平行發(fā)展的。人類大斧一揮，大鍋一煮，數萬個物種隨即隕落。我們已了解到，至少有占據世界總量 10% 的 1 000 種鳥類，在波利尼西亞殖民者乘坐獨木舟

掃蕩太平洋，在湯加的小艇抵達夏威夷、皮特克恩島和新西蘭等與世隔絕的群島時，就漸漸消失了。來到北美地區(qū)的早期歐洲探險家發(fā)現，此地曾經非常富饒的大型動物群已經被古印第安人的弓箭和陷阱殺戮得所剩無幾。這些消失的物種包括猛犸象、柱牙象、劍齒虎、巨型冰原狼、巨大的沖天鳥、體型魁梧的河貍和地棲樹懶。

然而，在最為貧困的地區(qū)，絕大多數植物和小型動物，包括一向種類豐富的昆蟲和其他節(jié)肢動物都沒有受到太多影響。我相信，如果可以乘坐時光機回到15 000年前，給我一個網兜和一把鏟子，我就能找到并認出許多種類的蝴蝶和螞蟻。但那時的動物種群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美國 19 世紀和20 世紀早期的自然保護運動雖然開展得不夠及時，但幸運的是，依然拯救了動植物種群中剩下的部分。

1872 年，在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約翰·繆爾（John Muir）和其他自然保護主義者和活動家的作品感召下，黃石國家公園成立了，并由此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形成了由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和當地政府建設的自然公園組成的巨大網絡。與此同時，社會力量也在為此添磚加 瓦。由大自然保護協(xié)會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也紛紛建起私有保護區(qū)。自然是原始的、古老的、純粹的，除非是為了阻斷人類干預行為的侵蝕效應，否則我們不應該對大自然進行管理。

詩人瓦格納曾于 1983 年說過，美國的國家公園是“我們想到的最好的點子”。保護自然的思想憑借其本身的重大意義，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普及開來。到了 21 世紀初，全世界 196 個國家和地區(qū)中的絕大部分，都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公園或受政府管制的自然保區(qū)。

由此可見，這一思想是成功的，但我們所取得的成功僅是針對保護區(qū)的數量和質量而言的。極度瀕危的濕地孕育的物種數量是美國和歐洲自然保護區(qū)的 10 倍。如今，位于美洲熱帶地區(qū)、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達加斯加和非洲赤道地區(qū)的濕地已岌岌可危。根據脊椎動物數據推算，世界范圍內所有這些棲息地的物種滅絕速度已經到達人類出現前的 1000 倍，而且還在加快。

自然保護運動的缺點在于對新型人類世意識形態(tài)的關注。支持者認為，從本質上講，拯救地球生物多樣性的傳統(tǒng)方法已經失敗。未經開發(fā)的自然環(huán)境已不復存在，真正的荒野只存在于想象力的虛構之中。倡導人類世言論的人們所秉承的世界觀與傳統(tǒng)自然保護主義者完全不同。其中的極端主義者認為，自然界中現存的一切都應被當作商品來看待，并以這樣的方式對其進行保護。幸存的生物多樣性最好以其對人類的利用價值為標準來進行估值，就讓歷史沿著那些看起來預先設定的路線繼續(xù)發(fā)展下去。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地球的終極命運就是被人類化。對于那些持這種觀點的人來說，人類世本身是件好事。

自然界中遺留的事物當然不是壞事，但要遵循的底線是：就連野生動物都要像其他人那樣，去爭取自己活下去的權利。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被其支持者稱為“新型保護主義”。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各種實操性很強的建議。首先，自然公園和保護區(qū)需要接受管理，以便令其滿足人們的需求。而這里所謂的人們并非所有人，而是暗指我們這些活在現在和不遠的將來的人。

我們這些人用自己的當代美學眼光和個人價值觀決定著一切，也決定著遙遠的未來。遵從人類世指導原則的領導人，會將大自然帶到沒有回頭路可走的境地，而不管未來無數世代的人們能否接受。幸存的野生動植物物種會與人類形成新型和睦關系，繼續(xù)生存下去。在過去，人們是以訪客的身份進入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而如今，生存在被改造過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碎片之中的物種要和人類共同存在、共同生活。

人類世支持者似乎并不在乎他們的信仰如果成真會帶來怎樣的后果。他們既沒有恐懼，也不關注事實。其中，社會觀察 家兼環(huán)保主義者艾琳 ·克里斯特（Eileen Crist）曾這樣寫道：經濟增長和消費文化將繼續(xù)保持其首要社會模型的地位（許多人類世倡導者都認為這一點很有必要，但還有幾位態(tài)度模糊）。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被馴化了的星球上，野生狀態(tài)已永遠離去。那就不如將生態(tài)厄運的消極言辭按下不表，為了我們在這顆人類化星球上的未來，去接納一種更加積極的觀點。技術，包括那些風險很高的、中央化的工業(yè)規(guī)模系統(tǒng)，都應被視作我們的天命，甚至是我們的救世主。

馬里蘭大學的環(huán)境科學家厄爾·埃利斯（Erle Ellis），曾發(fā)起過勢頭猛烈的呼吁，旨在幫助環(huán)保主義者迎接新秩序的到來：

別再想著拯救地球了，大自然已不復存在。你生活在一個被使用過的星球上。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好，那就想辦法自己克服一下。我們生活在人類世，這是個地球大氣、巖石圈和生物圈都由人類力量所打造的地質時代。

究竟是什么樣的熱情在驅動著這些人類主宰者？答案就在日常生活的尋常經歷中，在平日里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習語中。克里斯特的分析文章繼續(xù)寫道：

在生物清掃和資源剝奪的作用下，人類逐漸占領或稱同化了地球：人們用盡土地，為土地注入毒素；想盡辦法殺死各種生物；還將人類對上帝的恐懼注入到動物內心，讓它們一看到人類，便會瑟縮、逃跑。人們還將魚類稱作“漁業(yè)”，將動物稱作“牲畜”，將樹木稱作“木材”，將河流稱作“淡水”，將山頂稱作“積土”，將海岸稱作“海濱”，并用這樣的方式變更土地使用途徑、將其他生物趕盡殺絕和商品化的投機行為視作合理合法的舉動。

人類世思想的倡導者對新秩序下如何保護生物多樣性這個問題并非完全一無所知。英國約克大學保護生物學家克里 斯·托馬斯（Chris D. Thomas），從眾多公開發(fā)表的彼此矛盾的文獻和數據中找出證據，聲稱持續(xù)發(fā)展的本土物種滅絕現象會通過目前由人類在世界范圍內散播的外來物種入侵現象得到平衡。這位專家告訴我們，這樣的補充將為那些生物多樣性較低或被人為破壞的自然環(huán)境填補空缺。外來物種和殘余本地物種之間的雜交，會令生物的外形特征和物種數量進一步增加。

托馬斯提醒稱，我們要記住，在上一個地質時期出現大規(guī)模物種滅絕現象后，隨之而來的便是新物種的大爆發(fā)。當然，整個過程經歷了數百萬年的時間。在托馬斯看來，生物多樣性的進化恢復期需要 500 萬年或更長的時間，在這么長的時間里足夠進化出好幾代現代人類物種。子孫后代因此而面臨的煩惱并不值得一提。而且，在托馬斯看來，大量外來物種轉變成為入侵物種引發(fā)的重大問題，每年在全球造成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也無關緊要。

如果對地球上的生命遺產進行保護就是單純將這些遺產安全的保留在原處，又會有怎樣的不同意見呢？其中，呼吁力度 最大的不同意見來自“新保護主義”哲學的領導人物彼得·卡瑞瓦（Peter M. Kareiva）。他曾在 2014 年擔任大自然保護協(xié)會的首席科學官，站在了頗具影響力的講壇之上。他在諸多公開演講、學術論文和科普作品中，一直充當著那些對野生物種和環(huán)境進行攻擊的人們的領袖。在他看來，地球上已經不存在處于原始狀態(tài)的地方。因此，那些在很久之前曾經被荒野占據的區(qū)域應該向人類開放，以便對其進行更加理性的管理，并從中獲利。卡瑞瓦不支持野生狀態(tài)，他向往的是“有效景觀”，這個說法可能是針對“閑置景觀”而提出的。由此，也令土地在經濟學家和商業(yè)領袖眼中更具吸引力。

但是，這種對荒野狀態(tài)的攻擊存在一個語源學上的錯誤。

《美國荒野法案》（ U.S. Wilderness Act ）中根本找不到“原始”“未開發(fā)”之類的詞。誠然，卡瑞瓦和那些與他想法一致的人也會意識到，“荒野”一詞指的是尚未與人類意志相結合的無人居住地域。用自然保護學的術語來講，“荒野”是指那些沒有人類蓄意干涉，由大自然自由發(fā)展出來的大片區(qū)域，其中的生命均保持著“自我意愿”?；囊爸薪洺阈堑娜祟惾后w，尤其是那些在自然環(huán)境下生存了幾個世紀甚至幾千年的土著居民。大自然與土著居民共生，并不會因此失掉其本質特征。我隨后也會講到，荒野是切切實實存在的實體，我們不能否認其存在。

還有一些人類世樂觀主義者懷有另一種不同類型的希望：他們認為，對于許多滅絕物種，只要我們能獲得足夠的遺留肉體組織，對其遺傳代碼進行構建并克隆出整個有機體，就能為它們重新注入生命。滅絕物種復活（de-extinction）的典型有旅鴿、猛犸象、澳洲袋狼。在人們的構想中，這些滅絕生物存活所需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完好無缺的，或是可以得到重建的。每個物種都能找到與其原棲息地無異的環(huán)境。

印度巴布內斯瓦爾的一位生物技術教授蘇布拉特·庫瑪（Subrat Kumar）曾為《自然》雜志撰寫文章。他不僅篤信“滅絕物種復活”的想法，而且正在努力促成一個新的大型項目，以準備迎接諾亞時代規(guī)模的物種復蘇。有些人擔心，那些已經滅絕的物種會成功繁衍并擴散，像僵尸一樣席卷自然界，將其他物種清掃一空。針對這樣的擔心，庫瑪說出了這樣一句話以表安慰：“我們帶回來的任何物種都會接受生物工程的處理。一旦造成問題，便可輕而易舉地將其鏟除。”與此同時，在流行文學領域，記者兼作家?，敗ゑR里斯（Emma Marris）為人們創(chuàng)作出了一幅美好的圖景，在一顆全新的智能星球上，各處花園中四散安置著半野生物種供人類利用。在她看來，我們應立即放棄“不受制約的荒野”這樣的 想法，因為這個在美國生根發(fā)芽的想法如同“邪教”，“潛伏在自然保護組織使命宣言的背后”，而且很不幸地“充斥在自然文學作品和自然紀錄片之中”。馬里斯警告稱，這樣的荒謬思想必須得到控制。我們作為這顆星球統(tǒng)治者的真正角色，就是要將其生物多樣性轉化成為“由我們人類照料的，全球化的半野生花園”。

在我的印象中，對野生環(huán)境和神奇壯觀的生物多樣性熟視無睹、態(tài)度冷漠的人，常常就是那些對大自然沒有多少個人體 驗的人。在此引用偉大的探險家兼博物學家亞歷山大·馮 ·亨伯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頗為貼切的一種說法：“最危險的世界觀，就是那些還未觀察過世界之人的世界觀?！边@句話在他的時代是真理，在我們這個時代亦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