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沃爾夫?qū)ゑT·歌德

在所有德國詩人中間，歌德是讓我最感謝、最費神、最苦惱、最受激勵的了，他逼使我去追隨或者去抗拒。他不是我最喜愛和最給予我享受的詩人，噢，不，那是另外一些人：艾興多夫、讓·保爾、荷爾德林、諾瓦利斯、默里克，還有其他一些人。但是在這些我喜歡的人中，沒有一個成為我的艱深的課題和激起我道德上的抵觸，他們中間沒有一個需要我去進行斗爭和爭論，而我與歌德卻總是必須進行思想上的對話和思想上的斗爭（其中一例是在《草原狼》里，百例之一）。因此我試圖表達出歌德對我意味著什么，他在哪方面對我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我?guī)缀踹€是個孩子時就熟悉了他，他青年時代的詩歌連同《少年維特之煩惱》完全征服了我。我很容易地想到，把自己獻給詩人歌德，因為他帶來了青春的氣息。連同著森林、草原和田野的氣息。在他的語言——來自他的母親——里，有著民間智慧的深度和愉悅，有著自然和工藝的聲音，還加上音樂的高度。這個歌德，這個純粹的詩人，這個歌者，他永遠年輕和天真，他也從未成為問題，我從未感到他模糊不清。

《少年維特的煩惱》

與此相反，在我青年時代，我遇到的還有另一個歌德：一個偉大的作家，一個人道主義者，思想家和教育家，評論家和綱領的制訂者，一個魏瑪?shù)奈娜烁璧?，一個席勒的朋友，藝術品收藏家，一個雜志的創(chuàng)辦者，一個無數(shù)文章和書信的撰寫者，艾克曼①的口授者，就是這個歌德對我也無比重要。起初我也是無條件地景仰他、尊敬他，我也經(jīng)常在我的朋友面前為他的那些官方的文稿進行辯護。如果說他的表現(xiàn)越來越有些市民氣，有些庸俗，有些官僚氣和遠遠地從維特的狷介中逃離出來的話，那他依然是很了不起的，他認為這一直是一個崇高的目的，所有目的中最高尚不過的目的：建立一個由精神主宰的生活，不僅為了自身，而且也是為了他的民族和時代。這是一種全面地把握他的時代的知識和任何一種生活經(jīng)驗的嘗試，即使是所謂出了軌道；這對一個有高度才智的個人是有用的，除此，也對一種超出個人的精神活動和道德活動有益。

作家歌德為他的時代里的優(yōu)秀人物樹立了一個人的圖像，一個人的楷模的圖像，與他相似，與他更相近，這成了那些有一種善良意愿的人的理想。

歌德在工作室向秘書口授

從詩人歌德那里能得到許多享受，但是什么也學不到。他所能的是不可學的，是獨一無二的。因此他不是我的楷模，或者也不成為問題。相反的是作為文人、人道主義者和思想家歌德，他不久就成為我的一大課題；除了尼采外，沒有另外一個作家使我如此費神，如此吸引我和折磨我，逼我去進行爭論。這個文人歌德和詩人歌德完全平行地走著，相距不遠，幾乎合而為一，可突然他們分離開來，相互矛盾和彼此割裂。如果說詩人歌德更使人懷有好感，帶來更多的享受的話，那文人歌德更要非常認真對待，不可以回避。這我二十歲時就已經(jīng)感受到了。他進行了最偉大和表面看來也是最順利的嘗試，在精神上建立一種德意志生活。除此之外，它也完全是非凡的嘗試：把德意志的天才同理性綜合起來，使務實的人與想入非非者和解，使安東尼奧和塔索②和解。使不負責任的、音樂的、狄奧尼修斯式的狂熱與一種責任感和道義感的信念和解。

這種嘗試顯然不完全順利，它也不可能順利！盡管如此，它必然要永遠重復下去，因為一再地追求最高和不可能，這在我看來恰恰是精神的標志。對歌德說來，在他個人的生活和事業(yè)中，把素樸的詩人和聰明的實干家，靈魂和理性，把自然的崇拜者與精神的宣教士合而力一，不完全是順利的，這中間不時裂開一條寬大的縫隙，不時出現(xiàn)痛苦的，甚至是不可忍受的沖突。對詩人說來，理性和道德有時像一個戴在頭上過于寬大的假發(fā)，這經(jīng)常把他的素樸的獨創(chuàng)性扼殺在一種僵化之中，這種僵化產(chǎn)生于對自覺和自持的追求。

除此之外，把他奉為楷模，留下某種類似一種真正的學派或?qū)W說，這對歌德說來也不是幸運的。就是那些付出巨大的努力把他作為楷模而加以仿效的詩人和作家，也沒有成功地達到所追求的統(tǒng)一，他們甚至遠遠落在這個先行者的后面。許多例子之一就是阿·斯梯夫特，這是一個受到喜愛的一流詩人，他在那部出色的《晚夏》里有時真像一個更小的歌德那樣，用一種枯燥乏味的語言談一些藝術和生活的陳詞濫調(diào)，令人驚奇的是，這砦陳詞濫調(diào)居然能與那些最最富有魅力的美如此緊密地并列一起，它的榜樣是再清楚不過，人們想起來：那些最最出色的富有詩意的篇章旁邊也并列有這樣的使人沮喪的干癟。

不，歌德并不那樣完全幸運，在我看來，他有時是災難性的和痛苦不堪的。難道終歸他真的如那些沒有讀過他的素樸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只是資產(chǎn)階級的一個英雄？是從屬的，短期的，今天早就枯萎了的意識形態(tài)的共創(chuàng)者之一？

我本想把他甩開了事，由于失望到此為止。但偏偏我做不到！偏偏這是奇特的，這是美的，也是折磨人的：人們擺脫不開他，人們必須與他一道奔跑，同情他的失敗，在自己身上再度找到他身上的那種分裂！

這是有益的和偉大的：他不滿足于渺小的目的，他尋求恢宏，他提出無法實現(xiàn)的理想。而首要的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的成長起來的觀點是有說服力的，這就是歌德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不僅僅是資產(chǎn)階級的，而且是每一個認真對待精神和文字的德國人的。避開歌德的榜樣，逃離開他的嘗試——它們的失敗與否都一樣——那這樣的人是不能成為一個德國作家的。有另外一些文人，他們很成功地用語言體現(xiàn)了他們的時代精神，例如伏爾泰，他更準確更完整地描述了他的世紀和他的生活層次，但伏爾泰不正是因此而經(jīng)不住歲月的消磨？他對我們說來能比一種回憶更多，能比一個偉大的匠師的名字更多？難道我們還能由衷地和負責地去關注他的努力和見解？不。但是歌德卻不是與他的時代一道衰亡，他與我們還息息相關，他還是那樣驚人的現(xiàn)實。

有些年我就這樣受歌德的折磨，他使我的精神生活不得安寧，他，還有尼采。如果不是世界大戰(zhàn)到來的話，我還會上千次的有這樣的想法和上千次的動搖不定。但是大戰(zhàn)爆發(fā)了，這向我表明，戰(zhàn)爭成了德國作家的老問題，成了德意志生活中的精神和文字的悲慘命運，它比任何時候都更痛苦。它表明，歌德一度建立起的論壇是完全荒謬的。出現(xiàn)了一種不負責任的、部分是狂熱的、部分也是收買的那類文章，一種非常愛國的、卻是愚蠢的、欺騙的和粗俗的文字，這是歌德的恥辱，是精神的恥辱，是德意志民族的恥辱，甚至那些著名的學者和作家寫起來就像軍營一樣，不僅那座聯(lián)結精神和民族的橋梁斷裂了，而根本上就不再有精神了。（這里我沒有必要去研究這種現(xiàn)象不僅是德意志的，而且是許多或者是所有參戰(zhàn)國的一種標記，對于我說來，這種以德意志形式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是重要的，它召喚我用德意志的形式去進行斗爭。我的義務不是去研究是不是法國和英國被精神所拋棄，對它提出警告，防止逐日增長的反對精神的罪行，而是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去進行這項工作。）

看來歌德的問題在我的生活中長時間的停滯了，現(xiàn)在不再是歌德，而是戰(zhàn)爭。當戰(zhàn)爭結束時，歐洲又成為問題，今天也依然如此。在歐洲的所有國家里，一小部分有思想的人很清楚地認識到了眼下的問題和要求，而這期間全部官方的所作所為和奉行的政策還一直站在深淵的邊緣，為代表業(yè)已死亡了的理想的各式各樣旗號而戰(zhàn)。

戰(zhàn)爭爆發(fā)了，看來有段時間不再與歌德相關，可他那巨大的課題：借助精神去統(tǒng)治人的生活，依然是世界上惟一迫切的課題。我們文人，只要我們是不可收買的或者不被戰(zhàn)爭所蠱惑，那就看到有必要一步一步去觸摸自己的基礎和一步一步去弄清自己的責任。我的精神憂患進入一個狂熱的階段，就是在戰(zhàn)爭中間也一直不斷地與歌德進行爭論，有時現(xiàn)實的沖突完全突然地喚來了他的形象，這個形象對我說來就重新成為象征。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課題在戰(zhàn)爭的第一階段里使我的生活成為斗爭和痛苦，這個課題介于精神和祖國愛之間，像是無法解決的沖突。當時，若是人們信任官方的聲音——從偉大的學者直到在報紙上喋喋不休的人——的話，那精神（即是真理和為真理服務）就成了愛國主義的直接死敵了。如果誰是一個愛國主義者，那根據(jù)輿論的看法，他與真理就毫不相關，他就絲毫對它不負有義務，它是游戲，是幻想；更確切地說，精神在愛國主義之中，只有當它被濫用來支持大炮的話，它才是被允許的。真理成了奢侈品，欺騙在祖國的名義和為祖國服務的名義下被允許和得到贊美。我不能夠把這種愛國主義的道義當作是我自己的，盡管我非常愛德國，因為我在精神中看不到一種隨意的工具或者戰(zhàn)斗的手段，我不是將軍或者首相，而是為精神服務。當時我在這種關系中又與歌德重逢。那些當時把民族所擁有的任何一種財富都試圖掠來作為戰(zhàn)爭手段的愛國者，很快就發(fā)現(xiàn)，歌德不能用于這個目的，他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甚至有幾次敢于對他的民族說出不愉快的真理。從一九一四年夏天開始，歌德，同他一起的還有另一些精英，陷入了低谷，為了填充空白（因為人們需要偉大的精英來進行令人作嘔的“文化宣傳”），另外一些名字重新被發(fā)現(xiàn)和被展示出來，讓他們更好地為民族主義和戰(zhàn)爭進行辯護。這種發(fā)掘中最成功的是黑格爾。

那時，當羅曼·羅蘭在他的一篇談及戰(zhàn)爭的文章里把我當作他的一個志同道合的人，并把我的立場標明是“歌德式”的時候，這個字眼連同一種強烈的警告擊中了我：這使我憶起歌德，我青年時代之星，并使我在一切凡是我認為是神圣的事業(yè)中變得堅強，同時我也沒有忽視，從官方的德國立場來看，“歌德式”的稱呼恰恰是一個罵人的詞兒。

那個階段也過去了，就是我們生活中那些激烈的事件也沒有能夠把我與歌德分離開來，也沒有能夠使我對他感到冷漠。

這是怎么回事呢？歌德歸終不就是個部分失敗了的作家和思想家嗎？他也不就是個比天才的、語言有力的詩人稍強一籌的詩人嗎？為什么人們要回到他那里，即使是還要與他進行那么多的爭論和在重要的地方與他分道揚鑣？

當我去尋找理由時，就在我的觀察里還產(chǎn)生了另一個歌德，一個輪廓不甚清晰，一個半透明和充滿神秘的歌德：智者歌德。那個富有魔力的詩人歌德的形象對我說來是那么清晰，那么可親，那個文人和導師的歌德，我覺得也是這樣的清晰。在這些形象后面，透過他們所顯示的還有另一個形象。各種矛盾都統(tǒng)一在這個對于我說來是最高的歌德形象身上了。這個形象既不用片面的阿波羅的古典主義，也不用尋求地母的幽暗的浮土德精神把自己遮起來。它恰是存在于這種雙極性之中，存在于處處和無處之中。我是在他的晚年著作中，在詩歌里，在后期完成的《浮土德》之中，在書信和在“故事”③里發(fā)現(xiàn)這樣一些體現(xiàn)出神秘智慧的個別格言和詩句的。但一旦我們認識了他，那些他青年時代和成年時期的著作和言論中，這個同樣成熟的、業(yè)已超出自身的歌德也在凝視著我們。他一直存在，僅僅是經(jīng)常長時間不露而已。他是無時間性的，因為所有的智慧都是無時間的。他是非自身的，因為所有智慧都克服了自身。

歌德本人經(jīng)常遮掩起來的這種智慧，他本人好像經(jīng)常失去了的這種智慧，不再是市民階級的，不再是狂飆突進或者古典主義；根本也不是畢德邁爾④，它甚至幾乎不再是歌德式的，而是與印度智慧、中國智慧、希臘智慧呼吸著共同的空氣，它不再是意志，不再是智力，而是虔誠、敬畏和奉獻：道。每一個真正的詩人都從它那里得到一束火花，不管是藝術還是宗教，沒有智慧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在艾興多夫的一首極短的小詩里它必然也在呼吸。但是在歌德那里，它有時凝煉成如此有魔力的文字，這可不是在任何一個民族和任何一個世紀中都會有的。智慧高于所有文學，它不是別的，是崇拜，它不是別的，是對生活的敬畏，它只是服役并不提出任何要求。任何索取或者權利。它是那樣一種智慧：所有高貴的民族都知道它的所有傳聞，它一度存在，那是在偉大的統(tǒng)治者的年代，那些統(tǒng)治者和他們的仆人對它變得不忠；為了使塵世與天堂和解，惟一的一條路是返歸于它。

我對中國人的古典作家懷有一種特殊的愛，我覺得，智慧長有一副中國的面孔，歌德也是這樣。因此，當我知道歌德果真多次研究過中國，并寫過一首小型的標題為《中德四季晨昏》的奇妙的組詩時，我感到一絲欣喜。在我們當代文學中，這種原始智慧的表述不是很多。在德國它很少用文字表述，德國在音樂上比在文字上更虔誠、更成熟、更聰明。

歌德借助他的詩作和著述達到了這樣的高度，置身一切漩渦之上，沉靜如斯，這就是把我一再吸引到他那里的東西，這就是激起我對他的那些即使是不盡人意和失敗了的著作不時一再地去進行研究的東西。因為沒有比人變得聰明和擺脫掉時間和人自身的束縛的更高的戲劇了。當我們認識一個人，我們相信他能達到這點，那他就使我們感到一種無可相比的興趣。當我們開始對所有信念所有智慧產(chǎn)生懷疑時，去追隨一個智者的道路，去看看他在那樣的時刻會是怎樣富有人性，是怎樣的軟弱，是怎樣的心緒不佳，這會是一種真正的安慰。

從某些跡象中我必然得出結論，德國青年幾乎不再認識歌德了。估計是他們的老師成功地解除了他們的這種苦難。若是我不得不去領導一所中學和一所高等學校時，那我會禁止把歌德的作品當作讀物，把它保留給最優(yōu)秀、最成熟、最值得珍貴的學生作為最高的獎賞。他們將會驚異地發(fā)現(xiàn)，他把今天的讀者那樣直接地擺在今天的巨大問題面前，擺在歐洲的問題面前。在一種能拯救我們的精神上，在為這種精神而不惜犧牲一切的決心上，他們將會發(fā)現(xiàn)，除了歌德他們找不到任何更好的領路人和伙伴。

應羅曼·羅蘭之請，為《歐羅巴》雜志

一九三二年歌德號而作

① 《歌德談話錄》的作者。

②  德戲劇《塔索》的兩個主人公。

③  此處原文為“Novelle”，系指歌德所寫的一些穿插在《威廉·麥斯特》中的故事。

④  德邁爾( Biedermeier)，系指1814年至1848年間適應于復辟時期的一種生活方式和文學藝術風格。

原載于《世界文學》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