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仕勇 崇禎十七年 (1644年),明崇禎皇帝殉國。 同年五月,崇禎皇帝的堂兄、福恭王朱常洵的兒子朱由崧在南京稱帝,改元“弘光”,是為弘光皇帝。 弘光小朝廷的存活時間僅只八個月,次年弘光皇帝被清軍俘獲,不久處死。 弘光朝首輔馬士英退至杭州,竭力擁立潞王朱常淓繼續(xù)抗清。 哪料潞王朱常淓是坨扶不上墻的爛泥,清軍甫到,他就奉表請降。 馬士英只得渡錢塘江東去。 逃亡路上,馬士英咬緊牙關,發(fā)誓大明王朝不能就此算完,立一帝不成,再立一帝!只要一息尚存,決不放棄復國之念! 其實,就在馬士英緊鑼密鼓地擁立潞王朱常淓的時候,浙江余姚、會稽、鄞縣等地的明官吏縉紳及各路抗清義軍已經扶持明魯王朱以海監(jiān)國于紹興。 朱以海,朱元璋十世孫,魯王朱壽鏞的第五子,為人很有幾分骨氣和才干。他的魯王政權建立后,就迅速控制地浙東紹興、寧波、溫州、臺州等地,擁有浙中義師及原明總兵方國安、王之仁等部,又據(jù)有錢塘江天險,隱有幾分王霸氣象。 馬士英欣然前往投奔。 但是,由于馬士英曾和已故大英雄史可法互相傾軌,名聲很臭,遭到了魯監(jiān)國幕下群僚的唾棄和責難,喊打喊殺之聲不絕于朝堂。 原九江金事王思任致書歷數(shù)其罪,說他驕奢淫逸,威福自操,不講戰(zhàn)守大事,只知貪污腐敗,以酒色招攬小人,以門墻劃分幫派,使得國家人心渙散,士氣不揚,最終導致政府流亡,社稷成墟。 魯藩舊臣張岱更是直接上疏,“懇祈立斬弒君賣國第一罪臣”馬士英。 張岱這么迫切要致馬士英于死地,除了王思任所說的光明正大的原因外,更與馬士英結怨于復社的恩怨情仇有關。 復社是由全國各地文社于崇禎初年合并的一個黨社聯(lián)盟,這些文社包括江北的匡社、南社、吳中的羽朋社、應社、松江的幾社、江西的則社、浙東超社、浙西的莊社、聞社、武林的讀書社、山左的大社、歷亭的席社、萊陽的邑社、中州的海金社、端社、黃州的質社、昆陽的云簪社等,其中著名人物有張溥、張采、夏允彝、吳偉業(yè)、顧炎武、黃宗羲、陳子龍等等。 盟主張溥聯(lián)絡四方文社,主張“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其固然有切磋學問,砥礪品行的目的,但主要精力仍然是在“門戶之爭”上。復社人士自稱“吾以嗣東林”。不少復社成員是東林黨人的學生或弟子。復社繼承東林傳統(tǒng),論文兼評時政,并與閹黨攻訐相爭。 為了壓倒閹黨,張溥、吳昌時等人采取眾籌的方式集資,其中馮銓、侯恂、阮大鋮等持萬金入股,合力把周延儒重推上首輔之位。 周延儒上任伊始,張溥“欲盡用其黨人而殺異己者”,曾殺氣騰騰地開出了兩本冊子交給周延儒,上面所寫要用的、要殺的人的名單清清楚楚。 時人有詩: 二冊書成注復刪,莫防鐙下鬼神環(huán)。 西銘夫子酆都主,生死枯榮一筆間。 不過,“淮安道上張溥破腹,昌時以一劑送入九泉”,復社兩大領袖張溥和吳昌時先后暴死,血禍沒有釀成。 張溥的死訊傳到周延儒耳內,周延儒撫掌稱好,說:“天如(張溥字)死,吾方好作官?!?/p> 周廷儒重任首輔后,對于資助自己入閣的最大股東阮大鋮心存感激,有心報答,但礙于阮大鋮是閹黨著名死硬分子、與東林黨人仇怨太深,不敢頂風而上,乃想了個折中方案,讓阮大鋮推薦他的一個好友出來,自己親自提拔。 阮大鋮于是推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馬士英。 在周延儒的鼎力相助下,馬士英很快做到了鳳陽總督的位子。也在這個位子上,他聯(lián)合四鎮(zhèn)擁立了弘光皇帝,因此成了南京朝廷的首輔。 馬士英也是個知恩圖報的人,自己風光了,當然要援引老朋友阮大鋮。這么一來,就引爆了一個火藥庫,大爆炸轟然而至。 東林黨及復社成員深知阮大誠是閹黨骨士,生怕他上臺后會致使閹黨死灰復燃,一起群起而攻之。 作為反擊,馬士英、阮大鋮便對東林黨及復社成員進行了殘酷的報復迫害。 所以說,張岱作為復社成員,其請誅馬士英,挾帶上了大部分私怨在里面的。 魯監(jiān)國同意了張岱的申請,把張岱召至御榻前,密令他“先殺后聞”。 張岱即帶兵數(shù)百人前去“除奸”。 馬士英得到消息,連夜逃遁江上。 這時的馬士英已經窮途末路,但他并沒有轉投清軍,輾轉到太湖展開抗清斗爭。 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多爾袞以自己的侄子貝勒博洛為征南大將軍,固山額真圖賴為副手,集結起在北方休整了大半年的滿漢八旗,對浙閩兩省展開大型軍事行動。 五月,博洛大軍經蘇州進抵杭州,恰逢浙江出現(xiàn)了罕見的旱情,錢塘江水位大降,水深不過馬腹。 博洛遂于五月二十五日分兵兩路,一路由主力馬步兵組成,從杭州六和塔、富陽、嚴州一線涉水過江;另一路由水師組成,從鱉子門沿海而進,很快攻陷錢塘江防線。 錢塘江防線一失,自杭州到紹興無險可守。 魯監(jiān)國在張名振等人護衛(wèi)下離開紹興,經臺州乘船流亡海上。 當此清軍席卷而南、魯監(jiān)國政權全線潰敗之際,魯監(jiān)國政權大學士謝三賓、越國公方國安等人紛紛舉旗投降。 臭名昭著的馬士英兵敗被俘后,卻堅守民族氣節(jié),拒不肯降,從容就義。 馬士英死得極慘,被滅絕人性的清軍剝皮拆骨,內臟掏空,再塞滿稻草,重新用線縫合。 除了馬士英外,名聲同樣有污的定??偙踔?、大學士張國維、督師大學士朱大典等等均從容赴難,視死如歸。 馬士英能夠壯烈殉國,里面有沒有與東林黨及復社相爭、死也拼一口氣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馬士英對朋友講義氣、不惜以死相酬,那是不容置疑的。其不顧引火燒身、竭力援引阮大鋮是一例;復社創(chuàng)始人張溥病死后,東林諸人多在與周延儒討價論價官位的大小,無暇操辦張溥的后事。馬士英則主動承擔了此事,為張溥后事忙里忙外。在和東林黨攻訐的歲月里,馬士英曾還擊說:“你們這些人,也配講什么同聲共氣!要講同聲共氣,你沒沒有一個人比得上我。我為了安葬張?zhí)烊?,一月之內奔走千里。想想看,當我為張?zhí)烊绮俎k后事時,你們誰稍微關注過一下?” 相對比馬士英的壯烈,曾在追殺馬士英過程中表現(xiàn)得正氣凜然的張岱,為逃一死,竟剃頭入清。 聽說了馬士英、王之仁、、張國維、朱大典等人的事跡,張岱悻悻自嘲說:“功名耶落空,富貴耶如夢,忠臣耶怕痛,鋤頭耶怕重,著書二十年耶而僅堪覆甕,之人耶有用沒用?” 張岱的表現(xiàn)還算好的,至少,他沒有走和清政府合作的路線。 復社中聲名鼎盛的吳偉業(yè)、侯方域等人卻入仕清朝。 正所謂: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臨頭一死難。 張岱為浙江紹興人,出身于累世通顯之家。高祖是嘉靖年間進士,立有武功;曾祖更牛,為隆慶五年狀元、著名理學家、王陽明再傳弟子;祖父為萬歷年間進士,官兵部郎中、江西布政使參議;父親曾任山東副考;叔叔任揚州郡司馬。 張岱是個天才少年,六歲的時候,跟隨祖父到杭州,遇著名書畫家陳繼儒騎角鹿游覽武林。陳繼儒故意考張岱,指屏風上的《李白騎鯨圖》出對子,說:“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睆堘窇暥穑骸懊脊缏?,錢唐縣里打秋風?!弊锌腿寺犃?,一齊絕倒。 張岱才學過人,又極精八股文,如若科考,必定高中??墒?,他生于官宦富貴之家,嬉游成性,無意仕進,整日流連于山水書畫,也酷愛斗雞逗狗,大江以南的道士、劍客、僧侶、伶人,甚至流氓無賴,無不交結。 張岱自己也承認:“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桔虐,書蠹詩魔?!?/p> 不承想,清軍入關,,社稷傾覆,民生涂炭,家道破敗,張岱遁入山林,追思往事,“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夢醒之后,淚濕枕巾,寫成了《陶庵夢憶》與《西湖夢尋》二書。 張岱在《陶庵夢憶》一書的《自序》中說:“遙想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睍斜閷懨鞒拇刁匣?,歌弦管的往事。 《西湖夢尋》是憶早歲游西湖之作。清兵曾于甲午(1654)、丁酉(1657)兩至西湖,燒殺搶掠,“一帶湖莊,僅存瓦礫?!薄胺参羧罩趿蔡?、歌樓舞榭,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睆堘吩凇段骱魧ぷ孕颉分姓f:“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嘗一日別余也?!?/p> 二書貌似隨手拈事、信筆狀景,字里行間,雖然滿是繁華綺麗事,但都飽含離黍之悲、故國之痛,稱之為帶血帶淚之文也不為過。 不過,張岱的最大貢獻,卻是《石匱書》與《石匱書后集》兩部著作。 從張岱的高祖始,張家就留心搜集明朝史料,經過幾代人積累,資料非常豐富。單就張岱而言,其“自垂髫聚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背绲澇跄辏^剩的張岱立志利用家藏資料來創(chuàng)作一部紀傳體的明史專著。順治三年(1646年),魯監(jiān)國政權崩潰,張岱攜稿本及數(shù)篋書籍避居剡溪(浙江省嵊縣南,曹娥江之上游),前后花了二十七年時間,終于著成二百二十卷紀傳體明史的煌煌巨著《石匱書》。 張岱著書嚴謹,“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未核,寧闕勿書”。 就因為“稍有未核,寧闕勿書”的態(tài)度,張岱認為自己對崇禎一朝的材料掌握不多,所以《石匱書》只寫到天啟末年便匆匆收筆。 所幸老天不負有心人。 康熙初年,著名學者谷應泰提督浙江學政,有意編修《明史紀事本末》,仰慕張岱的才學和見識,特邀張岱參與其事。張岱于是得以遍讀崇禎一朝十七年的邸報及其他有關史料。 協(xié)助谷應泰完成《明史紀事本末》后,張岱補寫了崇禎朝的紀傳,為別于前書,另稱《石匱書后集》。 與《明史紀事本末》不同,《石匱書后集》寓情于史,用充滿激情的筆觸旗幟鮮明地謳歌反清斗爭的英雄,其中的卷二十八《死義諸臣列傳》、卷三十二《乙酉殉難列傳》、卷三十九《丙戌殉難列傳》最為突出。 實際上,對于《石匱書》與《石匱書后集》二書,張岱本人比較重視的是前者。他曾在《陶庵夢憶.自序》中透露,自己也曾想過自盡,不想茍活于世,只因《石匱書》尚未完成,這才殘喘于人世。 然而,讓人痛心的是,因為滿清政府前無古人的文字獄,《石匱書》竟然被毀,后人無緣得見。 《石匱書后集》也只是寫本傳世,直到解放后的1959年,上海圖書館據(jù)所藏天尺樓鈔本付印,這才公開出版。 張岱的一生,可謂聚集了朝代更替、由榮入衰的時代縮影,如今讀其書、觀其事,不勝唏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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