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人民性”的寫作傳統(tǒng)中，“為誰寫作”是頭等大事，文藝界曾反復地宣傳為人民大眾而寫作，批判為名利而寫作。對此，我們不能忽視當時提出這些命題的社會根源與積極意義。今天，一些作家為權力、資本和評獎而寫作，為滿足西方讀者的口味寫作，為個人名利寫作。在強大的消費主義的邏輯中，我們對此習焉不察，認為這是合情合理的。只有通過和歷史的比較，我們才知道我們已經走出多遠，是不是已經走上了迷途。

“人民性”是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和十七年文學中的重要思想資源。當下文學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有必要重新審視“人民性”的寫作傳統(tǒng)，并從中汲取有益的資源，真正做到為人民而寫作。但目前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20世紀的歷史就是“人民”（國家、集體、民族）剝奪和壓制“個人”自由的歷史；在誰是“人民”、誰不是“人民”的問題上，在處理“人民性”與“階級性”、集體與個人的關系上，我們曾經出現(xiàn)過較大的失誤，曾經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這種個人本位的歷史觀，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在歷史界和文學界逐漸興起的一股思潮。在這一思潮影響之下，一些研究者認為沒有必要談論文學的“人民性”，只要強調文學的“個人性”就足夠了。

“人民性”等詞語的生命力已經日漸衰竭，支持這些詞語的群體情感、共同目標和利益共享機制已經解體，這些詞語已經從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退場，僅僅存在于各種歷史著作中。在談論“人民”的概念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的研究者，可能都會給出不同的答案。

雖然研究界對“人民”的概念界定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并不意味著我們今天就無法談論 “人民性”問題。筆者認為：人民是與個人相區(qū)別的，個人具有實體的真實，而人民則是個人與個人的關系，是一種“關系”的真實。人民和人民性是與真善美相聯(lián)系的，是與社會的公平、公正相聯(lián)系的。踐踏法律、行使特權、蹂躪他人、假公濟私、造假販假、毒化社會風氣等現(xiàn)象，大概都算不上是具有人民性的行為。梳理19世紀以來中國和俄蘇文學的歷史，也不難看出，文學的“人民性”是和反抗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建構合理的人與人的關系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在反抗文學的“貴族化”和“圈子化”的過程中確立的。

在筆者看來，個人本位的歷史觀簡化了歷史的復雜性。在每個歷史時期，人類都會面臨群體生存的困境、危機和重大難題，需要群體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克服，需要個人的犧牲和承擔才能應對，這就需要以文學來凝聚民心民力。因此，過去的“人民性”理論，肯定會有助于思考和應對當下的社會危機。而過去的文學在協(xié)調人與人的關系方面、在應對社會危機和文學危機方面所取得的經驗和教訓，對于今天的文學都會有其積極意義。強調文學的“人民性”永遠也不會過時。面對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中所存在的問題，我們重提文學的“人民性”是很有必要的。

其一，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追問作家“為誰寫作”的問題。在“人民性”的寫作傳統(tǒng)中，“為誰寫作”是頭等大事，文藝界曾反復地宣傳為人民大眾而寫作，批判為名利而寫作。對此，我們不能忽視當時提出這些命題的社會根源與積極意義。今天，一些作家為權力、資本和評獎而寫作，為滿足西方讀者的口味寫作，為個人名利寫作。在強大的消費主義的邏輯中，我們對此習焉不察，認為這是合情合理的。只有通過和歷史的比較，我們才知道我們已經走出多遠，是不是已經走上了迷途。作家孫犁晚年一直堅持為人民寫作的理念，他質疑文學報刊的等級制，堅持在更具有群眾性的報紙文藝副刊上發(fā)表作品；他反對單純刺激個人名利的文學評獎制度，呼吁作家要有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感；他堅持為中國人而寫作，甚至拒絕與文學翻譯者合作，不迎合某些外國的文學潮流；他難以忍受文學新潮的“圈子化”傾向，努力思考文學與民眾溝通的多種可能性。新時期以來，與孫犁的想法大體一致的不乏其人，許多在不同歷史時期參加過文學的“人民性”創(chuàng)建工作的作家，如臧克家、歐陽山、秦牧、馮牧、秦兆陽等，以及“十七年”時期的主力作家，都可以劃入這個行列。今天一些人可能認為他們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是“保守”的，但這種“保守”之中卻恰恰留下了“人民性”寫作的寶貴資源，足以成為我們今天考量“為誰寫作”的借鑒。

其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加強文學與人民生活的聯(lián)系。在“人民性”的寫作傳統(tǒng)中，曾強調知識分子要與人民打成一片。知識分子反映人民生活是否成功，取決于知識分子對人民生活的熟悉程度。知識分子只有走向人民，貼近生活，客觀真實地反映人民的苦樂，才能使其作品真正具有活力和魅力。在這方面，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和十七年文學雖然存在諸多值得反思的問題，但也不乏成功的實踐，產生過很多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學作品。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很多研究者質疑文學反映論，主張文學“超越”現(xiàn)實生活，認為直面現(xiàn)實的作品不具備超時空的審美價值，或審美價值比較低，而一些作家也從火熱的社會生活中撤離，遠離廣大人民的現(xiàn)實生活，精心構筑自己的“小世界”，從而使文學凌空高蹈，不接地氣。

在今天，一些商業(yè)媒體在利益的驅動下生產同質化的信息內容，也對作家的“人民性”寫作構成一定的阻礙。許多作家滿足于從這些媒體中獲取寫作的材料，由于一些媒體在呈現(xiàn)生活的“真相”時，是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加工”過的，更由于作家們只能以部分的感官面對媒體“真相”，所以很難全方位地體驗到生活的真實。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作家失去感知真實生活的能力，他們對人民生活的感知，不是更廣闊了，而是更狹窄了，不是更深入了，而是越來越表層化了。一些作家對生活的想象力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受到損害，失去了把握社會生活的“整體”和“發(fā)展方向”的能力，滿足于書寫沒有高度也沒有深度的平面的、瑣碎的生活狀態(tài)，在創(chuàng)作上出現(xiàn)驚人的雷同現(xiàn)象。

要想增強文學創(chuàng)作與人民生活的聯(lián)系，作家們必須要重視“親歷”生活，直接面對生活的真實。在“人民性”的寫作傳統(tǒng)中，作家們深入生活時，非常重視“身入”和“心入”，他們所有的感官對于生活現(xiàn)場都是開放的，比較容易在觀察、體驗的基礎上形成對生活整體的判斷。過去談論文學的“人民性”，經常強調要寫出人民生活的“深度”和“廣度”，要想做到這一點，作家們必須從各種狹小的圈子中走出來，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大地，去接觸不同的社會群體，正視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正視制度和體制中所存在的問題，并富有創(chuàng)造性地來回應這些問題。作家必須從政治、經濟、道德、歷史、文化等所構成的復雜關系中，透視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態(tài)和精神狀態(tài)。這些經驗在今天仍然值得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借鑒。

其三，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加強文學的理想性和精神性。在“人民性”寫作傳統(tǒng)中被確立為典范的作品，大多是有力量、有熱情、有理想的，大多具有正面引導人心的凝聚力。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在追求文學的理想性和精神性時，是根據(jù)時代問題的需要而不斷調整的，如革命年代的“勤勞”、“勇敢”、“無私”、“奉獻”等精神，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科學”、“務實”、“開拓”、“進取”等精神。這些精神的素質，往往會作為作品的“傾向性”、作為作品主人公的精神成長的方向而體現(xiàn)出來。新時期以來，文學的理想性和精神性不斷失落：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文學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非英雄化”的潮流和“無動于衷”的新寫實；20世紀90年代理論界出現(xiàn)“躲避崇高”、“拒談理想”的論調。不少人簡單地把“世俗化”與“現(xiàn)代化”等同起來，把理想和精神等同于體制和道統(tǒng)，把理想和精神置于“世俗化”的對立面。在這一強大潮流的支配下，不少作品“情感冷漠”、“悲觀厭世”、“軟弱無力”，無原則地認同“世俗化”的邏輯，無限度地迎合人心人性的一些弱點，失去滋養(yǎng)、守護和引導精神生活的熱情，更談不上擔當民族精神建構的重任。這樣的文學，哪里談得上是具有“人民性”的文學呢？

今天的文學創(chuàng)作，仍然需要作家具有投身社會生活激流的勇氣和激情，在充分借鑒“人民性”寫作資源的基礎上，融入人民生活，表現(xiàn)人民的事業(yè)和生活、順境和逆境、夢想和期望、愛和恨等一切方面，并在人民生活中尋找新生力量的萌芽，尋找民族精神成長的新的可能性。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xiàn)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

（2016-08-03  來源：環(huán)球視野-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武新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