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狀元”是中國人心目中最為輝煌崇高的榮譽稱號，大概一點兒也不過分。不管您從哪兒得了個第一名，哪怕是個街道居委會大媽們給評的“勤儉持家標兵” ，國人都會毫不吝嗇地給您送上“摳門兒狀元”這個榮耀無比的稱號，“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嘛。其實，真正的“狀元”是有嚴格使用范圍的，專指在科舉時代的最高級別考試——殿試中奪得榜首位置的“牛人”。在北宋以后近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這個散發(fā)著耀眼光輝和誘人香味的無上美妙頭銜可是每三年才頒發(fā)一個，而且是整個“天下”只有一個名額！

　　狀元能夠獲得如此炫目的光彩，與朝廷的重視是分不開的。自從唐代把進士科舉確定為政府官員的最重要選拔方式以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成了傳統(tǒng)中國幾乎每一個識字人世世代代、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和人生價值歸依。能考上一個進士，已經(jīng)殊為不易，按照曾經(jīng)試圖考取進士（但是意外落榜了）的梁啟超的說法，是“府聚數(shù)千童生（沒考中秀才的，一百歲的也叫童生），拔數(shù)十人為生員（俗稱“秀才” ）；省聚萬數(shù)千生員，拔百十余人為舉人；舉國聚六七千舉人，拔二三百人為進士……”更何況作為第一名進士的狀元了！狀元一旦出爐，便立刻進入國家儲才機構——翰林院，被作為未來的宰相加以重點培養(yǎng)，各種別人削尖了腦袋也謀不到的美差也都撲面而來，擋都擋不住。

　　按說，在制度上，對于狀元選拔工作的規(guī)定可謂嚴格之極，慎之又慎。清代殿試之后，所有試卷都要彌封糊名，由皇帝親自指派八名進士出身的朝中一二品大員作為閱卷大臣，披閱試卷。閱卷大臣們挑出的10本最好的卷子，要進呈皇帝本人親自審閱，確定狀元人選，御筆批上“一甲頭名”（俗稱“點狀元” ）之后，才拆開糊名，填榜公布。這一套嚴格制度的用意，就是希望保證選拔的公正性，為國家選出天下最優(yōu)秀的人才。

　　在道光年間之前，選拔狀元還主要是審讀試卷內容，看是否翔實，以此判斷作者是否有經(jīng)邦濟世的實際才能。然而，道光年間的大學士曹振鏞改變了游戲規(guī)則。

　　事情的根源在于道光皇帝本人。道光皇帝嫌披閱試卷實在太辛苦，曹振鏞便想出了一個創(chuàng)意：讓道光皇帝只看書法，并且挑剔試卷中的誤字、涂改，而對內容忽略不計。從此之后，考生們不再致力于真才實學的打磨，而是專門比試誰在重大考試可以不失誤。到了同治、光緒之際，名次的差別往往取決于一筆之肥瘦、一畫之短長。

　　殿試的試卷雖然糊名，但是閱卷大臣們可以通過筆跡辨識作者。于是，每逢殿試之前，考生們便紛紛私下預測哪些大臣可能出任閱卷大臣，事先拉關系、走門路，呈送文字以便辨認。殿試收卷出場后，便將答卷的前四句寫出，飛馬送到曾經(jīng)請托的閱卷大臣手中，以便閱卷時尋找卷子，這叫“送詩片”。

　　由于每名閱卷大臣手中都有不少請托的卷子，因此，如何排列名次便又成為一個難題。光緒年間開始，這個難題有了一個制度化的解決方案：閱卷大臣們按照官職的高低來排列試卷名次。比如，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殿試的八名閱卷大臣中，官職最高的是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張之萬，其次是協(xié)辦大學士麟書，禮部尚書、軍機大臣李鴻藻排名第三，戶部尚書翁同龢排在第四，禮部右侍郎志銳排在第八位。于是按照當時的規(guī)矩，張之萬看上的第一個人會成為狀元，麟書看上的第一個人會成為榜眼，李鴻藻看上的第一個人會成為探花，而一向以善于發(fā)現(xiàn)人才著稱的翁同龢看上的人，最好名次也只能是第四名傳臚……志銳的人再強也只能是第八。再往后張之萬看上的第二個人會成為第九名，麟書手中的第二張卷子第十，依此類推。

　　當時翁同龢看中的人是著名的學者張謇，而張之萬看中湖南名士尹銘綬。翁同龢極力想為張謇爭取一個狀元，便去找李鴻藻商量，想讓李鴻藻讓出探花名額，想以探花再加上自己手中的傳臚兩個名額來換取張之萬手中的狀元，但是李鴻藻說：“狀元我不爭，探花我也不讓?！庇谑俏掏樦坏萌ビ握f麟書，最后說動了麟書，又加上志銳的支持，才為張謇爭到了狀元，尹銘綬當了榜眼。不過張謇狀元及第后無心仕途，最后回家鄉(xiāng)南通開了大生紗廠，成為近代著名的民族資本家。

（摘自《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