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晉京

　　導(dǎo)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傳統(tǒng)中國人世世代代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和人生價值歸依?！盃钤伞备亲x書人的最高榮譽，可是“狀元們”都是怎樣突破重重篩選光宗耀祖的呢？

　　說“狀元”是中國人心目中最為輝煌崇高的榮譽稱號，大概一點兒也不過分。不管您從哪兒得了個第一名，哪怕是個街道居委會大媽們給評的“勤儉持家標兵” ，國人都會毫不吝嗇地給您送上“摳門兒狀元”這個榮耀無比的光榮稱號，“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嘛。其實，真正的“狀元”是有嚴格使用范圍的，專指在科舉時代的最高級別考試——殿試中奪得榜首位置的牛人，在北宋以后近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這個散發(fā)著耀眼光輝和誘人香味的無上美妙頭銜可是每三年才頒發(fā)一個，而且是整個“天下”只有一個名額！這么珍稀的資源，用在只是“會過日子”而已的“勤儉持家標兵”身上，未免太“跳樓大甩賣”了一點兒，不過這也正好從反方向證明了“狀元”這個名頭在咱老百姓心目中的分量。難怪北宋名臣胡旦(也是狀元出身)會感慨：狀元及第的榮耀，哪怕是直搗遼國老巢，全師凱旋，獻捷太廟，也不能與之相比！

　　狀元能夠獲得如此炫目的光彩，與朝廷的重視是分不開的。自從唐代把進士科確定為政府官員的最重要選拔方式以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成了傳統(tǒng)中國幾乎每一個識字的人世世代代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和人生價值歸依。宋、明、清三代，非進士出身者，基本上無法成為宰相，而許多炙手可熱的官職，又規(guī)定不是進士出身者不許擔(dān)任。能考上一個進士，已經(jīng)殊為不易，按照曾經(jīng)試圖考取進士(但是意外落榜了)的梁啟超的說法，是“府聚數(shù)千童生(沒考中秀才的，一百歲的也叫童生)，拔數(shù)十人為生員(俗稱“秀才” )；省聚萬數(shù)千生員，拔百十余人為舉人；舉國聚六七千舉人，拔二三百人為進士……”更何況作為第一名進士的狀元了！狀元一旦出籠，便立刻進入國家的儲才機構(gòu)——翰林院，被作為未來的宰相加以重點培養(yǎng)，各種別人削尖了腦袋也謀不到的美差也會撲面而來，擋都擋不住。

　　舉世矚目，朝廷又異常重視的“狀元”是怎樣選拔出來的呢？

　　按說，在制度上，對于狀元選拔工作的規(guī)定可謂嚴格之極，慎之又慎。清代殿試之后，所有試卷都要彌封糊名，由皇帝親自指派八名進士出身的朝中一二品大員作為閱卷大臣，披閱試卷。閱卷大臣們挑出的10本最好的卷子，要進呈皇帝本人親自審閱，確定狀元人選，御筆批上“第一甲第一名”(俗稱“點狀元” )之后，才拆開糊名，填榜公布。這一套嚴格制度的用意，就是希望保證選拔的公正性，為國家選出天下最優(yōu)秀的人才，使“大魁天下”的狀元名副其實。

　　在道光年間之前，選拔狀元還主要是審讀試卷內(nèi)容，看是否翔實，以此判斷作者是否有經(jīng)邦濟世的實際才能。然而，道光年間的大學(xué)士曹振鏞改變了游戲規(guī)則。

　　事情的根源在于道光皇帝本人。道光皇帝嫌披閱試卷實在太辛苦，曹振鏞便想出了一個創(chuàng)意：讓道光皇帝只看書法，并且挑剔試卷中的誤字、涂改，而對內(nèi)容忽略不計。從此之后，考生們不再致力于真才實學(xué)的打磨，而是專門比試誰在重大考試可以不失誤。到了同治、光緒之際，名次的差別往往取決于一筆之肥瘦、一畫之短長。

　　殿試的試卷雖然糊名，但是閱卷大臣們可以通過筆跡辨識作者，于是，每逢殿試之前，考生們便紛紛私下預(yù)測那些大臣可能出任閱卷大臣，事先拉關(guān)系、走門路，呈送文字以便辨認。殿試收卷出場后，便將答卷的前四句寫出，飛馬送到曾經(jīng)請托的閱卷大臣手中，以便閱卷時尋找卷子，這個叫做“送詩片”。

　　由于每名閱卷大臣手中都有不少請托的卷子，因此，如何排列名次便又成為一個難題。光緒年間開始，這個難題有了一個制度化的解決方案：閱卷大臣們按照官職的高低來排列試卷名次。比如，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殿試的八名閱卷大臣中，官職最高的是東閣大學(xué)士、軍機大臣張之萬，其次是協(xié)辦大學(xué)士麟書，禮部尚書、軍機大臣李鴻藻排名第三，戶部尚書翁同龢排在第四，禮部右侍郎志銳排在第八位。于是按照當(dāng)時的規(guī)矩，張之萬看上的第一個人會成為狀元，麟書看上的第一個人會成為榜眼，李鴻藻看上的第一個人會成為探花，而一向以善于發(fā)現(xiàn)人才著稱的翁同龢看上的人，最好名次也只能是第四名傳臚……志銳的人再強也只能是第八。再往后張之萬看上的第二個人會成為第九名，麟書手中的第二張卷子第十，依此類推。就是這樣的規(guī)矩。

　　當(dāng)時翁同龢看中的人是著名的學(xué)者張謇，而張之萬看中湖南名士尹銘綬。翁同龢極力想為張謇爭取一個狀元，便去找李鴻藻商量，想讓李鴻藻讓出探花名額，想以探花再加上自己手中的傳臚兩個名額來換取張之萬手中的狀元，但是李鴻藻說：“狀元我不爭，探花我也不讓” 。于是翁同龢只得去游說麟書，最后說動了麟書，又加上志銳的支持，才為張謇爭到了狀元，尹銘綬當(dāng)了榜眼。不過張謇狀元及第后無心仕途，最后回家鄉(xiāng)南通開了大生紗廠，成為近代著名的民族資本家。

　　為什么制定的很嚴格，用意是盡量保證選拔真才的制度，最后會墮落為依照官職高低分贓的游戲呢？

　　所有的制度在制定的時候，都是有一定意圖的，目的是保證某種利益的實現(xiàn)。在殿試中，嚴格的糊名、閱卷制度安排，是為了保證朝廷的長遠利益，比如統(tǒng)治威信的維持、官員質(zhì)量的保障。但是，制度是要由人來執(zhí)行的，而人不可能沒有私利。在閱卷過程中，閱卷大臣的私利遠比朝廷的長遠利益更為實際，看得見，摸的著。因此，閱卷大臣們在權(quán)衡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時候，天平無法不傾向個人私利，畢竟，在這種時候，去嚴格按照制度辦事，不但得罪人，而且連維護的是什么都找不著。

　　制度經(jīng)濟學(xué)大師曼庫·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深刻分析了歷史上強盛的大國何以往往迅速走向衰落。原因在于，在一個個理性計算個人利益的小團體面前，國家的整體利益是根本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只有每個人身邊的利益才是真實的。于是，長此以往，國家的整體利益就會在這種被叫做“分利集團”的小團體彼此的算計當(dāng)中分崩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