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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九十年代的語文教材論爭
1978年3月間，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召開北京地區(qū)語言學科規(guī)劃座談會，葉圣陶作了題為《大力研究語文教學，盡快改進語文教學》的長篇發(fā)言，呼喚改進語文教學少慢差費的現(xiàn)象，切實提高語文教學效率；同年3月16日，語文界另一大腕呂叔湘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題為《當前語文教學中兩個迫切問題》的短論，提出語文教學效率長期低下的問題并探討如何改進。1979年和1980年，教育部在北京先后兩次召開以語文教材改革為中心議題的全國語文教材座談會，會議指出，中學語文教材要在進行充分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上大力加以改革。在第二次座談會上，葉圣陶、王力、周有光、蘇靈揚等發(fā)了言。葉圣陶特別強調(diào)教材編寫的科學序列：“應該認真研究一下，中學的語文課必須教會學生哪些本領：這些本領包括多少項目，把它們排個次序，哪個該在前，哪個該在后，哪些應該反復而逐步加深，哪些應該互相交叉或者互相滲透。依據(jù)這樣的次序編出來的課本就踏實得多，不至于像現(xiàn)在這樣東拼西湊，像不很高明的雜志似的。”蘇靈揚也呼喚“語文教材的系統(tǒng)性和科學性”。
以上會議，開啟了八九十年代中學語文教材編寫科學化和序列化的探索之旅。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988年的初中語文教材，從讀寫聽說和語文知識形成了縱橫交織的編排體系，織就了一張語文學習的“大網(wǎng)”。這套教材的編寫，使教材科學性和序列化探索達到一個新的高度。90年代初的人教社義務教育初中語文教材，對教材編排科學序列的追求在80年代基礎上又有加強。同時代北京、上海、浙江、四川、廣東、遼寧、江蘇等各套初中語文教材，都在共同探索科學有序的語文教材編制體系，力圖建立科學化的語文教材編寫序列。高中教材同樣講究嚴整科學的編排體系，線索有五條：讀寫知識和能力訓練、聽說知道和能力訓練、文學鑒賞知識和能力訓練、文言文閱讀知識和能力訓練、現(xiàn)代漢語的重點知識和能力訓練。多套語文教材的合力探索，豐富了我國語文教材的編制類型和編制體系。
語文教材的編制類型亦為八九十年代語文界引人矚目的討論話題。有人主張語文分為“閱讀”和“寫作”兩種教材，分開教學；有人認為50年代“文學”“漢語”分科教學效果好，學生收獲很大，應該恢復試驗。教材究竟是應該綜合還是分科，呂叔湘則說：“無論哪一種教材，綜合的，分科的，這么合那么合的，這么分那么分的，都在在實踐中經(jīng)受考驗?！鳖欬S初認為，中學語文教學宜乎編制這么三種教材：一種是閱讀教材，一種是寫作教材，另一種是為提高和發(fā)展學生讀寫能力所需要的語言教材。三者各有自己的系統(tǒng)，又能相互配合，相輔相成。張志公提出從幼兒園、小學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語文教材“分進合擊”的“一條龍”設想，小學語文仍是一門課，但分三條線（閱讀、識字和寫字）分頭并進，最后合攏，從初中起增設文學課。章熊主張，語文教材不管是分編的還是合編的，都要有兩個系統(tǒng)，一是需要一套為學生提供豐富的語文素材以備學生“儲存”的教材系統(tǒng)（簡稱“讀本”），第二套是供科學訓練的教材系統(tǒng)（簡稱“訓練”）。周正逵認為，語文教材分“知識型”“訓練型”和“文選型”三類，而要改革語文教材的體系，必須從“文選型”轉(zhuǎn)移到“訓練型”的軌道上來。等等。
概言之，八九十年代的語文教材論爭，主要集中在語文教材編制科學化和序列化以及語文教材編制類型這兩個問題上。其間，無論是學理上的探討還是在實踐層面的探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促進了當代漢語文教材多樣化局面的形成。但對教材編制科學化和序列化的過分追求，造成科學主義對語文教育的全盤控制，這成了上世紀末語文教育大討論的緣起。
四、世紀之交的語文教材論爭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應試教育的推動下，科學主義全面滲透到語文教育各個環(huán)節(jié)。教材編寫中，教材編寫目標設置的無限細化，變成繁多的知識點或能力點，編入教材的每一冊每一單元每一篇課文中。有些省市還不滿足于此，另外編寫了與教科書配套的每篇課文目標描述及單元測試材料。語文教材編寫向著純工具化和純技術化的方向發(fā)展，文章的字詞、語句、段落、語法、修辭、結構、主題思想以及各種能力訓練，成為語文教材設計的重點。教材引導教學，導致語文教學的程序化、模式化、標準化最后走向僵化。這種對語文學科工具性和教材編寫序列化的片面強調(diào)，對基礎知識和基本訓練的無限強化，使語文學科的人文性嚴重流失，引起語文教育界甚至整個社會的憂慮，終于引發(fā)90年代后期語文教育大討論。
90年代關于語文學科性質(zhì)與任務的討論，可以追溯到1987年陳鐘梁發(fā)表在上海《語文學習》上的《是人文主義，還是科學主義》，自此，語文界開始了“人文”“工具”之爭。在思想界，《上海文學》和《讀書》《文匯報》等報刊間發(fā)起了一場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這場討論把語文界對于人文精神的討論推向深入。于漪是語文界人文派的發(fā)起者和倡導者：“近些年來，工具性的砝碼越來越重，許多文質(zhì)兼美的文章其思想意義在相當程度上形同虛設，只是尋詞摘段，用解剖刀肢解，作為訓練語言的例子，學生在知、情、意方面有多少收獲要打個問號，與大綱的要求相距甚遠?！痹谡Z文性質(zhì)問題上，王尚文可謂立場鮮明，態(tài)度強硬：“語文學科絕不是工具學科，而是人文學科；它的基本特征是人文性，而非工具性?！?/FONT>
以上觀點，既是對八九十年代愈演愈烈的語文應試教育和機械訓練的否定，也是對以葉圣陶、呂叔湘、張志公、劉國正等諸多語文教育界的前輩所堅持的“工具說”主張的質(zhì)疑。
業(yè)內(nèi)關于語文性質(zhì)的討論，很快演變成一場社會大討論。討論始于《北京文學》1997年第11期發(fā)表的三篇文章：王麗的《中學語文教學手記》、鄒靜之的《女兒的作業(yè)》和薛毅的《文學教學的悲哀》。一石激起千層浪，多家報紙對上面三篇文章進行了轉(zhuǎn)載，北京、上海和其他省市很多報刊都相繼開辟專欄組織討論語文教育問題。本次爭論與以往不同的是，對語文教育批評的聲音多，參與討論的人多，參與的群體空前壯大，不僅有長期從事語文教育的專業(yè)人員，而且有作家、學者、政客及普通民眾，甚至還有學生家長和學生參與。而文學研究者是這次論爭中最搶眼的群體，有的言辭激烈，對于語文教學的語言派幾乎全盤否定。
語文教材成了批評者的眾矢之的。選文是教材的主體，多數(shù)人的意見就集中在對教材選文的看法：一是文學作品所占分量太少，二是選文陳舊落后，三是政治人物和魯迅的文章選得太多，四是外國作品數(shù)量少，意識形態(tài)化，地域構成過于集中，風格單一。另外，批評者還指出教參對課文的解讀有問題，課后習題設計模式化和標準化，等等，火力之猛，讓被批評者一時難以招架。
教材是人編出來的，對編者水平的質(zhì)疑，成為這次大討論中引人注目的言論。有人說，語文教材應該由全國最有權威的學者來編（施蟄存）；有人說，語文教材的編選基本停留在60年代的水平（錢理群）；有人說，編語文教材的應該換一批人，否則就沒希望（童慶炳）；有人說，語文教材編者水平太慘，至少落后時代30年（孫紹振）；有人說：“現(xiàn)在編教科書的人，都是一些說學者說不上，說學者更不像的人來編的。”（許紀霖）行內(nèi)人其實都清楚，對教材和編者的上述批評，幾乎都是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而去的。開始的時候，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握不清大討論的政治風向，故保持沉默，不與爭辨。直到1998年3月11日，才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了一篇《談選編中學語文課文的幾個問題》，從關于正面教育、階級斗爭的課文、課文的時代性、課文的文字加工和刪節(jié)四面方面，對中學語文課文的選編作了正面說明。200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室和小學語文室以“鐘曉雨”的化名，編輯出版了《問題與對策：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一書，作為對持續(xù)三年之久的語文教育大討論的回應。
世紀之交的這場語文教材大討論，是建國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一場語文教材討論，它在積極方面的影響，是直接催生了語文教材修訂和課程標準語文教材的編寫。具體說，教材編寫指導思想獲得了大解放，選文的時代性得到加強，選文的陳舊面貌得到根本改觀，領袖文章和魯迅作品大大減少，外國文學作品的分量得以增加且風格趨于多樣，過去一些被禁止的題材（如愛情）得以進入教材；課文解讀趨于多元化，課后練習設計也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場語文教材大討論的最大收獲，依筆者看來，是許多人文學者參與到隨后到來的語文教材建設，這是自民國以來第二次大規(guī)模的學者群體介入教材，大大提升了新世紀語文教材編者隊伍的素質(zhì)，使語文教材建設躍上了一個新臺階，提高了語文教育的社會地位和學術品位。
這次討論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是很明顯的，眼下的語文教材改革正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與這次大討論不無關系。新世紀語文教材改革該何去何從？大家都在默默的堅持中等待著。
(原載廣東《師道》2009年第7、8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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