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孟子談人性

由于《孟子》書中兩度出現(xiàn)”性善”一詞（以下直接引述《孟子》篇名，〈滕文公上〉、〈告子上〉），許多學(xué)者就以為他的主張是”人性本善”。這顯然是個誤解，而在歷史上首先”故意”誤解孟子主張人性本善，然后大肆批判孟子的不是別人，正是荀子。荀子在他的〈性惡〉一文中，四次點名孟子，說他若主張人性本善，則何以人還需要教育？還需要”師法禮義”？

事實上，孟子談到舜擔(dān)心百姓誤入歧途，以契為司徒一事時，特別提及百姓的狀況是”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這種觀點符合他所謂的”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滕文公上〉）即使是孟子最推崇的舜，也與所謂的”本善”無關(guān)，孟子說：”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盡心上〉）那么，舜是如何成為德行表率的？”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答案很清楚，舜是”聞見”別人的善行，而他自己真誠到極點，所以引發(fā)了內(nèi)心”向善”的力量。”若決江河”一語，豈是靜態(tài)的”本善”之表現(xiàn)？它當(dāng)然是是在描寫動態(tài)的”向善”。這里提及”真誠”一詞，這正是了解儒家人性論的關(guān)鍵所在。

1.真誠是關(guān)鍵

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離婁上〉）以天之道為”誠者”，只是表是自然界之真實無妄，不會有逸出規(guī)律之外的狀況。至于”思誠者”，則須人主動愿意”想要真誠”，由此方可走上人生正路。”思”源于自我的覺醒，”誠”是忠于此一覺醒所孕生之行善要求。這與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是完全相應(yīng)的。

由此可以深思人性與善的關(guān)系。若以人性為本善，則犯了西方哲學(xué)家所謂的”自然主義者的謬誤”，混淆了人性（事實）與善（價值），或者用事實來解說價值。價值不離人的行動，豈有先天本具的道理？孔子與孟子口中的”善”，作為評價用語時，毫無例外皆指”行為”而言。試問，這樣的善如何可能是人性本有的？

但是，換個角度來看，萬物之中，惟人能夠也必須從事”分辨善惡”，并有”行善避惡”的要求，如此則人性與善”必有”某種先天的與內(nèi)在的關(guān)連。人若真誠，則此一關(guān)連立即呈現(xiàn)。孟子發(fā)展孔子學(xué)說，在許多方面皆有杰出成績。專就人性論而言，則”心之四端”為其創(chuàng)見。

2.心之四端

《孟子》書中談到”四端”之處有二，由于兩處用語稍有差異，造成后代學(xué)者爭論不休。

其一在〈公孫丑上〉，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其二在〈告子上〉，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我們以”惻隱之心”為例來分析二語。關(guān)于”惻隱之心”，它究竟是”仁之端也”還是”仁也”？古文句法中，”□□，□□也”有兩種理解，試舉一例說明：若說”孔子，儒家之創(chuàng)始人也”，這里說的是：孔子”等于”儒家之創(chuàng)始人。其次，若說”孔子，圣人也”，這里說的是孔子”屬于”圣人之一。在分辨”等于”與”屬于”時，最好能有兩句述詞”同時”描寫一個主詞，而孟子之所為正是如此，他不但無意誤導(dǎo)我們，反而希望我們明白他的用語。

結(jié)論是：惻隱之心”等于”仁之端也，而惻隱之心所做出來的行為”屬于”仁。這種理解如果配合孟子在兩處引文的脈絡(luò)，實不難得到證明。當(dāng)孟子在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之前，他以”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為例，說明人皆有惻隱之心，可見此心為本有，但在真誠時（不計較任何利害時）才會產(chǎn)生要求自己去行動的力量，所行動的結(jié)果才是仁。隨后孟子又說”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以四端猶如四體，當(dāng)然不是在說人性本善，而是在說人性有能力行善。

至于第二處引文以惻隱之心”屬于”仁，則須留意其前面有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也。”這里孟子清楚定義他所謂的善是指”可以為善”的天生能力，而非本善。接著，最易引起爭論的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許多人看到”我固有之也”一語就認(rèn)定人性本善，而事實上，”我固有之”所針對的是”非由外鑠”，表示此非由外而來，而是”其根源在內(nèi)，為我本身所有”，所有的是”惻隱之心”。因為，如果我固有之的是仁，則何必再補充說”弗思耳矣”？這個”思”，即是前文所引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此天之所與我者”，在此，”思則得之”的正是”惻隱之心”。如果堅持要以”思則得之”的是”仁”，那么試問：”仁義禮智”中的”禮”，要如何思則得之？此時所思而得的不是辭讓之心或恭敬之心嗎？理的具體條文與儀式細(xì)節(jié)極多，豈在思則得之的范圍中？

3.人性與善之間的動態(tài)關(guān)系

孟子常用比喻來描寫人性與善的關(guān)系，像他談到四端時，強調(diào)”存養(yǎng)”與”充擴”的必要過程，以比喻來說就是”火之始然，泉之始達(dá)”（〈公孫丑上〉）；而百姓歸向有仁德的國君，就像”水之就下，獸之走壙”（〈離婁上〉）。最明確的比喻是他在〈告子上〉所謂的：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水之”就下”，顯然是就其傾向而言。若是扣緊”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一語，則只須思考：”下”是水之向，那么”善”呢？自然是人之向了。使用比喻的原因，不正是因為所要說明的人性無法直接觀察嗎？這樣的人性猶如”水向下流”，是趨向于善的，又怎能說成是本善呢？

若問這種動態(tài)的力量何時出現(xiàn)，則答案依舊是”真誠”。孟子在宣稱”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之后，接著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上〉）這兒所謂的”動”，配合同一段話前面的”獲于上，信于友，事親悅，反身誠，明乎善”來看，顯然是指”行善”而言。孟子的話在此稍有語病。他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一語則有語病，因為世間不少人行善，并非出于真誠，而是出于”考慮利害”。當(dāng)然，孟子會認(rèn)為那些因考慮利害而行的善，并非真正的善行。如此亦可自圓其說。但無論如何，他是以善為行動，而從未以善為某種先天的本質(zhì)。

〈告子上〉還有一句清楚的論斷，即是孟子所云：”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人心只能愛慕理義而并未先天即擁有理義，正如人口只能喜歡芻豢而并未先天即擁有芻豢。所謂理義，是指合理與正當(dāng)之事，亦即屬于善的范疇，明白上述說法，如果還要堅持人性本善，那實在與孟子無關(guān)了。

4.人生的快樂

孟子在〈盡心上〉兩度談到人生的快樂。其一為：有三種快樂是勝過帝王之樂的。其文為”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這三樂皆可推源于人性實現(xiàn)其向善的要求，否則如何能說其勝過帝王之樂？

首先，由于父母俱存，我可以將敬愛之心推擴于世間的前輩與長輩；由于兄弟無故，我可以將關(guān)懷之心推擴于世間的同輩朋友。善是”我與別人之間適當(dāng)關(guān)系之實現(xiàn)”，如此則行善乃順其自然之事，人性亦得以完成其天賦使命。如果加上第三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所指為晚輩或年幼者，那么孟子所云不是相應(yīng)于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志向嗎？

其次，在第二樂談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試問：人對天有什么可愧之處？答案正是：天賦予人向善之性，人若未能行善以完成此性之要求，則愧對天命。至于對人，則須自省是否因自己的疏忽或錯誤而使別人受委屈。兩者合而觀之，兼顧橫向與縱向，才是圓滿的人生正路。

此外，孟子又談及人生至樂，他說：”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謂”萬物皆備于我”所指為：為了完成人性或人生目的，人對萬物并無任何必要的需求，正如孔子口中的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雍也〉），而”回也不改其樂”，其故安在？在于孟子此處所說的”反身而誠”。宋明儒者自作聰明，將此句增加三字，改為”萬物之理皆備于我心”。這種作法實不可取，也誤解了孟子的本意。”反身而誠”是指反省自己確實做到了真誠，與所謂的”理”實無關(guān)系。接著，所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指之仁與恕，皆與衡量與實踐人我之適當(dāng)關(guān)系有關(guān)，此亦符合人性向善的觀點。

5.人生的境界

在〈盡心下〉談到修養(yǎng)的六層境界，其中第一句是”可欲之謂善”，其主詞是”人心”。人心之可欲，稱為善，無異于肯定前文引用的”理義之悅我心”。而第二句”有諸己之謂信”，指出：若真誠行善，則是真正的人，因為人性是向善的。后續(xù)四境為”美”（人格之美）、”大”（人格發(fā)出光輝，照亮人生正途）、”圣”（人格引發(fā)動力，可以化民成俗），而”神”則是不可知之，這是儒家人性論在響應(yīng)天命時的不可思議的境界。儒家的宗教情操亦可由此可見一斑。

四，結(jié)論

儒家以孔子與孟子為代表，他們在天論與人性論方面展現(xiàn)一致的立場。他們的思想連成一條線、形成一個圓，我們可以依此判斷后起的學(xué)者是否屬于儒家。

簡單說來，《大學(xué)》是把儒家應(yīng)用于教導(dǎo)新一代政治領(lǐng)袖；《中庸》是把儒家建構(gòu)為系統(tǒng)，上可通達(dá)天命，下可影響天地與天下；《易傳》是把儒家置于《易經(jīng)》的脈絡(luò)中去發(fā)揮其哲理。但是《荀子》一書則不然。

荀子在《天論》中，主張?zhí)焓亲匀唤绲囊?guī)則，而無視于孔子的天命觀。繼而在《性惡》故意以孟子的性善為本善，再加以嚴(yán)詞批評，而他自己則明白肯定”性惡”。他在〈非十二子〉中，批判同屬儒家的子思與孟子，說他們的學(xué)說不倫不類、語焉不詳、不可理解，并且最后還提及”子張氏、子游氏、子夏氏”這三位孔門弟子所留下的學(xué)派為”賤儒”。既然如此，我們?nèi)绻€要認(rèn)定荀子為儒家，未免昧于事實，并且近乎思緒錯亂了。荀子的學(xué)生中，最為知名的是李斯與韓非，而這二人皆屬法家之流。因此我們研究儒家時，沒有必要勉強把荀子也列入儒家。

總之，本文通過探討及分析《論語》與《孟子》的相關(guān)文本，論證儒家有關(guān)人性的看法是人性向善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