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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關于《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

 文化龍鄉(xiāng) 2015-07-10

13、關于《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

的解讀

 

    古代沒有紙,記事于竹簡上,編綴成冊,后世人就把它稱之為竹書。也稱竹簡書?!稌x書·束皙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盜發(fā)魏襄王墓,或言安王墓,得竹書數(shù)十車?!薄赌淆R書·文惠太子傳》云:“時襄陽有盜發(fā)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shù)分,長二尺,皮節(jié)如新?!?/span>

《竹書紀年》就是指不盜墓所得的竹簡,其內容共十二卷,起自黃帝,其記事下限到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作者不詳——即是說名不見經傳。

應該肯定古本《竹書紀年》對于研究上古歷史,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可以從《竹書·帝舜有虞氏》與《史記·五帝本紀》記事吻合處證明。

比如:《竹書·帝堯陶唐氏》載:“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史記·五帝本紀》載:“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帝位?’······眾皆言于堯曰:‘有在民間,曰虞舜。’”《竹書·帝堯陶唐氏》載:“帝陟于陶,······虞賓三年,舜即天之之位?!薄妒酚洝虻洹芬鄬Φ蹐蝰{崩后舜為之守孝守忠三年才登臨帝位記載得十分清楚明白?!吨駮さ鬯从杏菔稀份d:“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史記·堯典》則對舜帝八十三歲時薦禹于天、九十三歲時讓禹做攝政帝、自己南巡、以致崩于蒼梧之野亦有詳細記載。

但是,《竹書紀年》是否就像有人所說的那樣“作為國修史書,又比司馬遷《史記》早200多年,其史料價值遠遠高于《史記》和其它各種史書······被專家們作為校正史籍的樣本”呢?我們認為此說未免太言過其實。

其一,國史編修的可信度,取決于誰讓編和誰在編。因為主持編修者的知識是否淵博以及其治學的嚴謹程度,是決定書之價值的關鍵。從這方面來說,一個編《竹書》的名不見經傳者與司馬遷不能同日而語。司馬遷為寫《史記》,二十歲開始遍游南北名山大川,采訪遺文逸事,考察古跡名勝,搜集了極為豐富的史料;公元前108年繼承父職任太史令后,又遍閱皇家史館藏書、檔案;再加上其父太史令司馬談學識淵博,并為修史書積累了大量資料,傳給司馬遷。據(jù)此,《史記》豈會像自命不凡者說的那樣一名不文?

其二,《竹書紀年》體例上是一部編年史書,但編年粗糙,疏漏頗多,記事并不嚴謹。《竹書》先說舜帝在位五十年,但卻只記有十六年;在“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后的十八年,只記載了其中的六年,其中涉及舜帝的只有三年,即“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薄八氖拍辏劬佑邙Q條?!薄拔迨?,帝陟。”試問:這種極不完整的所謂編年體史籍就能“被專家們作為校正史籍的樣本”么?再試問:舜帝既然在三十二年已經南巡,又怎能在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這是明顯的自相矛盾。再者,倘若像有人說的,“陟”僅是指帝王之死,那么,對《竹書》所記載的“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和“五十年,帝陟”中的兩個“陟”字如何理解?總不會讓舜帝死兩次吧。

其三,對于舜帝的年壽,司馬遷將其認定為一百歲,其理由一是有《尚書》、《帝王世紀》等為據(jù);二是根據(jù)中國古代“百年曰期頤”,意為長壽,所謂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舜“年百歲”,可能是實指,也可能不是實指,但是長壽是肯定了的。這樣處理,人生百年,大家都能接受?!吨駮さ鬯从杏菔稀窂摹霸暌盐吹奂次痪蛹健遍_始紀年,直至“五十年帝陟”,按照《竹書·帝堯陶唐氏》的從“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到“一百年帝陟于陶”的紀年規(guī)律可以推知:因為舜年五十做攝政帝,應視為舜元年,那么,“五十年帝陟”時則是一百歲,這就與司馬遷所言舜壽年百歲相吻合。這也說明《竹書》與《史記》之編寫年異源同,倘若像有人說的《竹書》說的是舜六十二歲踐帝位為舜元年,那么,舜崩就是112歲,則《竹書》對于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后的紀年就是一筆既粗又不準確的糊涂賬,只能說是作者憑空杜撰??梢酝浦@絕非是當年不盜墓所得的《竹書》,而是偽作。

《竹書紀年》縱使作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比《史記》早了200年,但是也已經離舜帝時期隔了1800年??甲C歷史,從黃帝到堯舜,帝王經營上世紀的檔案也莫過就留下了《尚書》中所有的。那么,《竹書》之編年,就只有依據(jù)早于他的《山海經》、《尚書》、《墨子》、《尸子》《孟子》等經、史。這些書,包括《竹書》,飽讀經史的司馬遷難道就沒有讀過?雖說《竹書》于公元279年出土,倘若真是一部重要史書,且是宮廷修制,又豈能只有孤本?以致司馬遷都看不到。我們認為,對于古本《竹書》,司馬遷肯定看到了,且對不適處作了修正。而后人杜撰的今本《竹書》,司馬遷肯定沒有看到。

誠然,任何經、史都可能存在不足。我們認為《竹書》與《史記》都是史書,其編寫的材料來源都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一個是編年體,一個是紀傳體而已,因此,《竹書》所記“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而“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應是“三十三年后,舜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應是“三十九年,帝陟。”所謂“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帝陟”是沒有任何根據(jù)的。

刻意將《竹書》與《史記》對立,只會捧殺了《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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