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散點透視”到“焦點透視”的轉(zhuǎn)移 ——論中國古典詩詞意境生成的最佳范式
陳士部
內(nèi)容提要:中國古典詩詞凄婉哀傷之情的抒發(fā)有三種基本模式。由于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獨特內(nèi)涵的理論支撐,由于中國古典詩詞悠久的“詩言志”、“詩緣情”詩學傳統(tǒng)的陶養(yǎng)熏染,也由于中國古典詩詞本身詩意邏輯的內(nèi)在要求,從“散點透視”到“焦點透視”轉(zhuǎn)移這種“卒章顯其志”的文本樣式,相對成為中國古典詩詞意境生成的最佳范式。
關(guān)鍵詞:“散點”; “焦點”; 意境;古典詩詞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儒家殷切的“憂世之懷”與道家深沉的“憂生之意”,融匯成中國古典詩詞悲憂哀怨的精神血脈。中國古典詩詞這種憂郁悲戚基質(zhì)的形成,有其內(nèi)在的學理必然性。哀傷、憂郁等具有超越性的審美情感往往是文藝創(chuàng)作強大的內(nèi)在精神動力,這種具有精神創(chuàng)傷性的心理體驗是有益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不滿足、苦悶、壓抑等心理體驗之所以能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大驅(qū)力,成為超越性意向的重要源泉,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這種體驗的積郁性和內(nèi)指性?!盵1]這種美學現(xiàn)象,韓愈在《荊潭唱和詩序》中用兩相對照的方式加以揭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眲③脑凇段男牡颀垺分袆t說:“情主于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哀吊》篇)。劉勰的“哀吊”與韓愈的“唱和”顯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難怪我們往往會發(fā)現(xiàn)這樣的文藝現(xiàn)象:創(chuàng)作主體焦慮、困厄之時,常常是藝術(shù)靈感閃現(xiàn)、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萌發(fā)的先兆;或者說,在創(chuàng)作主體焦灼、困頓的情感體驗中,往往同時隱伏著創(chuàng)作的沖動欲望,并孕育、誘發(fā)出向外表達的強烈心理訴求。
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中國古典詩詞所抒發(fā)的悲傷哀怨之情是如何由自然感性形態(tài)(生理-心理形態(tài))轉(zhuǎn)化為情感形態(tài)(精神-心理形態(tài))進而定型為審美物化形態(tài)的?換句話說,它是如何把自然物象、心理意象轉(zhuǎn)化為文本意義上的審美意象的?
這里主要有三種詩詞意境生成的審美范式:由“散點透視”到“焦點透視”的轉(zhuǎn)移,即由景生情;“散點透視”的背后隱藏著“焦點透視”,即景中見情;由“焦點透視”到“散點透視”的伸展,即情中見景。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這里所說的“散點透視”,并不是指在中國傳統(tǒng)繪畫中視點可以上下左右移動的繪畫技法,而是指仰觀俯察、遠望近察的回環(huán)往復的“流觀”性審美觀照方式,這種審美觀照方式乃至審美創(chuàng)造的方式使景物畫面在審美主體的空間意識中得以自由鋪展。同樣,“焦點透視”也不是指西方畫家所說的因觀察點不動,觀物時“近大遠小”、“愈遠愈靠攏”的直線式的“幾何透視”(“一點透視”),而是指審美主體觸物感懷,因“隨物宛轉(zhuǎn)”而“與心徘徊”,由對景物的“流觀”、“游目”而轉(zhuǎn)化為時間維度中的情感體驗,即審美主體的空間意識消融于時間意識之流中。因而,這三種范式并不是指三種截然獨立的審美觀照模式,而是指在邏輯假定的意義上,中國古典詩詞意境在文本中得以物化、營構(gòu)的三種審美范式。與此相應,我們所說的“由景生情”、“景中見情”、“情中見景”,也并不是指三種“景”、“情”融合的構(gòu)思方式,而是指在邏輯意義上我們對中國古典詩詞文本所作的學理分析。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這三種意境生成的范式中,由“散點透視”向“焦點透視”躍遷這種意境生成的審美范式。在中國古典詩詞寶庫里,我們會發(fā)現(xiàn)大量用這種審美范式融鑄而成的詩詞精品。這里,不妨臚列幾例如下:李白《怨情》:“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歐陽修《蝶戀花》:“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張繼《楓橋夜泊》:“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李清照《聲聲慢》:“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馬致遠《天凈沙·秋思》:“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王實甫《西廂記·長亭送別》:“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等等。同樣,那些催人淚下、感人至深的妙語警句也往往出現(xiàn)在篇末,包括律詩的頸聯(lián)、尾聯(lián)以及絕句的末句。比如,王之煥《涼州詞》:“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guān)”;杜甫《又呈吳郎》:“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李商隱《樂游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趙翼《野步》:“最是秋風管閑事,紅他楓葉白人頭”,等等。但是,我們不能認為,所謂“散點透視”就是鋪敘、寫景,所謂“焦點透視”就是歸結(jié)、抒情。實際上,在意境中審美意蘊是情景交融的,正如清代王夫之在《唐詩評選》中所說:“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申明意境的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審美特性是很有必要的,意在強調(diào)我們只是在理論意義上指出中國古典詩詞文本顯現(xiàn)的詩意邏輯。
盡管“三種情景交融的意境創(chuàng)造方式,都可以寫出上乘的作品來,因為方法本身是沒有高下之分的”[2],但在我看來,雖然方法本身或許沒有優(yōu)劣、高下之別,但按照不同的方法,遵循不同的詩意邏輯所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它們的審美效度、詩意濃度特別是文本藝術(shù)性程度仍是有差等的。我們認為,由“散點”到“焦點”的轉(zhuǎn)移,即由景生情,這種審美范式具有學理和文藝實踐上的雙重最佳性?!对娂乙恢浮吩疲骸耙辉娭?,妙在一句,為詩之根本。根本不凡,則花葉自然殊異?!保ê鸷唷短埔艉灐肪硭囊┤绻栌闷章劦摹耙饩洹迸c“境句”來說,就是詩作的“意句”為“詩之根本”,它對“境句”乃至整個詩篇有著重要的“點睛”意義。細加品味、沉思與解讀這類詩作的“家族相似性”,我們可以嘗試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尋求其中的根由:
首先是,中國古典哲學、古典美學理論品質(zhì)的根基性支撐。中國文化、中國哲學注重生命整體、追求生命圓融玄通的特點,古今學者已有大量精湛的論述,并已達成共識。正是這種物我不分、景情不離的思維特點形成了中國傳統(tǒng)文人獨特的“仰觀俯察”、“遠望近察”的認知方式。這種認知方式在劉勰的“心”與“物”的經(jīng)緯交織的坐標中,演繹為“隨物以宛轉(zhuǎn)”、“與心而徘徊”(《文心雕龍·物色》)的經(jīng)典文論命題。按王元化先生的理解,“物”與“心”的關(guān)系,就是客體與主體的關(guān)系,二者表現(xiàn)出互滲互融互化的動態(tài)關(guān)系[3]。實踐唯物主義認為,審美主體的知覺、情感和意志的觸發(fā)總離不開外物的感召與刺激。從學理意義上說,應是先有物我對峙,“隨物以宛轉(zhuǎn)”,后有物我交融,“與心而徘徊”;應是先有外物的起“興”,后有主體的生“怨”,并最終超越主客體二元對立而趨于對生命本體的感悟與體驗。譬如,張繼的《楓橋夜泊》,由“月落”、“烏啼”、“江楓”和“寒山寺”等主體對象化了的客體,自然引出了“客船”里的對愁不眠的詩人——客體對象化了的主體。正是主體對象化了的客體與客體對象化了的主體的互滲互融互化,才使得詩作成為生氣灌注、血脈周流的藝術(shù)整體。
其次是,中國詩學傳統(tǒng)濃厚心理學傾向的陶養(yǎng)熏染?!熬成谙笸狻?,中國古典詩詞意境的生成離不開“情“、“心”的導引與開掘,這樣,中國古典詩詞傳統(tǒng)乃至整個古代文學傳統(tǒng)就表露出鮮明的心理學傾向。其實,這種詩學的心理學傾向,在先秦哲學“詩言志”、“詩緣情”的教諭中已奠定其文化根基。針對上述劉勰的經(jīng)典文論命題,有學者指出:“劉勰提出的‘隨物以宛轉(zhuǎn)’到與‘心而徘徊’,其旨義是詩人在創(chuàng)作中要從對外在世界物貌的隨順體察,到對內(nèi)心世界情感印象步步深入的開掘,正是體現(xiàn)了由物理境深入心理場的心理活動規(guī)律?!盵4]在此基礎(chǔ)上,很容易看出,這種“與心而徘徊”的心理活動有著鮮明的時間化傾向。中國古典詩詞由“散點透視”到“焦點透視”的轉(zhuǎn)移,意味著在審美主體的“大腦力場”上空間向時間的轉(zhuǎn)化,即空間被時間化了:“在時空二者之間,時間占有更加突出的位置……它強調(diào)的是以時間去融匯空間,而不是以空間融匯時間;它側(cè)重在透過感性生命變化去把握內(nèi)在的生命之流和周期。”[5]實際上,宗白華先生鑒于對大量中國古典詩歌的分析,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就已指出了中國詩作時空意識的這一重要特點:“我們向往無窮的心,須能有所安頓,歸返自我,成一回旋的節(jié)奏……我們的宇宙是時間率領(lǐng)著空間,因而成就了節(jié)奏化、音樂化了的‘時空合一體’?!盵6]空間的時間化亦即節(jié)奏化、音樂化,“散點”的“一點”化,或者在某種意義上,借用美國當代學者艾布拉姆斯的術(shù)語說,“鏡”向“燈”的轉(zhuǎn)化,使物象虛化為意象,使主體的自然情感幻化為審美情感,從而使中國古典詩詞借以擁有了由有限走向無限、由有形的“實境”走向無形的“虛境”、由理性認知走向感性直覺的審美品格。
再者是,中國古典詩詞本身詩意邏輯的內(nèi)在要求。關(guān)于詩意邏輯,劉勰拈出“隱秀”一詞,嚴羽則從反面作出這樣的警示:“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泵鞔軐W家王廷相同樣也從反面指出:“言征實則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7]??傊?,在中國古典詩學中,“物”與“心”、“景”與“情”、“形”與“神”、“秀”與“隱”、“實”與“虛”以及“境”與“意”等之間,形成了一種激蕩、回旋的互動互滲的關(guān)系:前者聚結(jié)著、內(nèi)斂著、吸附著后者,這是空間的時間化,“感性的東西”被“心靈化”了;后者籠罩著、包裹著、滲透著前者,這是時間的空間化,“心靈的東西也借感性化而顯現(xiàn)出來了”[8]。在我看來,“散點”與“一點”之間的詩學邏輯,同中國古典詩學中這些成對范疇之間的詩學邏輯是完全一致的。在這種詩意邏輯上,“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王夫之《姜齋詩話》卷二),“一切景語皆情語”(王國維《人間詞話》)。如在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中,“斷腸人”這一“曲眼”,回應、統(tǒng)攝著“枯藤”、“老樹”等九個意象,由此把全篇點化成孤愁凄苦的詩境。再如王實甫的《長亭送別》[正宮·端正好],末句的“總是離人淚”這一“焦點”,逆應、彌漫著全篇,為整個曲文抹上了濃重的感傷色彩。如果這些詩作缺少這種文本性實存的“詩眼”、“焦點”,作品就有累積意象、支離破碎之嫌。在此類詩篇中,寫景為抒情作鋪墊、蓄勢,因此,抒情便能妙合天機,水到渠成,而抒情又使寫景得以活脫、升騰,因此,寫景便能契合詩情,沁人心脾。
作為一種重要佐證,鐘嶸在《詩品序》中有幾句耐人尋味的話:“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蔓之累矣?!币馑际钦f,如果詩作只用比興手法而排斥賦體,就會使詩作意義艱深晦澀,從而造成語言滯澀聱牙的禍患;如果詩作只用賦體而舍棄比興手法,就會使詩作語義漂浮不定,從而造成詩篇松散蕪雜的毛病。讓人尷尬的是,詩作——作為古希臘語詞源學上的最初的“精致的講話”——很容易陷入兩難的窘境:講得生硬簡單,就會讓人覺得如同嚼蠟,不能感人;講得冗長繁瑣,則會讓人一頭霧水,心生厭煩。由此可見,鐘嶸的這兩句話指出了“專用比興”和“但用賦體”的弊端,強調(diào)了詩的興、比、賦三者應按照詩意邏輯“酌而用之”的重要性。這種詩論主張與中國古典詩詞從“散點透視”(相當于“賦體”)到“焦點透視”(相當于“比興”)轉(zhuǎn)移的文本審美范式,顯然有著精神上的內(nèi)在一致性。
朱光潛先生曾指出:“古詩有許多專從‘情’出發(fā)而不十分注意于‘景’的,魏晉以后詩有許多專從‘景’出發(fā),除流連于‘景’的本身外,別無其他情趣借‘景’表現(xiàn)。這兩種詩都不能算是達到情景欣合無間的標準,也還可以成為上品詩?!盵9]如果我們仔細品味其中的“都不能算是”、“也還可以”等措辭,似乎可以體味出朱光潛先生對“這兩種詩”的微詞,對“情趣與意象”相契合的“極品詩”的青睞。所以,有理由認為,相較而言,“景中見情”、“情中見景”這兩種審美范式在“散點”與“一點”、“景”與“情”等之間回環(huán)往復、彼此牽掛的動態(tài)審美機制方面略顯遜色,并且難免帶有鐘嶸所說的“蕪蔓”、“詞躓”的瑕疵。
總之,由于中國古典哲學、古典美學重主體、重無限、重意會等特征的理論支撐,由于中國古典詩詞悠長的“詩言志”、“詩緣情”詩學傳統(tǒng)以及諸如“佇中區(qū)以玄覽”(陸機《文賦》)、“情以物遷,辭以情發(fā)”(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等詩論主張的陶養(yǎng)、熏染,也由于中國古典詩詞本身詩意邏輯的內(nèi)在要求以及詩文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長期累積,從“散點透視”到“焦點透視”轉(zhuǎn)移這種“卒章顯其志”的文本樣式,相對成為中國古典詩詞意境生成的最佳的范式。
注釋:
[1] 童慶炳:《文學理論要略》[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123。
[2] 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5。
[3] 王元化:《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103。 [4] 童慶炳:《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M]. 北京:中華書局,1992:5。
[5] 朱良志:《中國藝術(shù)的生命精神》[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67-68。
[6] 宗白華:《美學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13。
[7]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32-333。 [8] 黑格爾:《美學》(第一卷)[M].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7:49。
[9] 朱光潛:《詩論》[M]. 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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