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之父”——陳振龍

虹72 201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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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之父”——陳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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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原不產于我國，16世紀末由福州人陳振龍從“外番”引進，故稱“番薯”，陳振龍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的“甘薯之父”。


    陳振龍，福州長樂縣青橋村人（今長樂市鶴上鎮(zhèn)青橋村人），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自幼飽讀經書，年二十中秀才，后鄉(xiāng)試不第，遂棄儒從商，到呂宋島（今菲律賓）經商。振龍見當地到處種有朱薯，可生吃也可熟食，容易種植。他以敏銳的眼光認識到朱薯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聯想到家鄉(xiāng)“閩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貧，賜雨少愆，饑饉存至，偶遭歉歲，待食嗷嗷”，若把朱薯引種鄉(xiāng)土，將是一件造福萬民的大好事。于是，潛心學會了朱薯種植之法，等待時機。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50歲的陳振龍不顧當地西班牙殖民政府不準帶朱薯出境的禁令，花巨資購得幾尺薯藤，將薯藤絞入吸水繩中（另有“編入藤籃”、“封裝于竹筒中”等說法），藏匿于船中，經七晝夜航行，終于將薯種帶回故鄉(xiāng)福州。


    這一年大旱，五谷歉收，福建巡撫金學曾為此大傷腦筋。陳振龍讓其子陳經綸向巡撫金學曾呈報《獻薯藤種法稟帖》，匯報其父帶回薯藤的經過，并說明呂宋種植朱薯之利，建議試種朱薯以解糧荒。金學曾對陳振龍涉險帶種而歸的義舉大為稱贊，命其覓地試種。陳振龍父子依照土人傳授種植之法，在達道鋪紗帽池舍旁空地試種。7月份種下去，4個月后啟土開掘，朱薯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可以充饑。陳經綸再上《獻番薯稟帖》，稱番薯適合東西南北種植，懇切請求金學曾“乞廣生民計，通飭各屬效文栽種，以裕民食”。金學曾采納建議，通令各地如法栽種，大獲豐收，閩中饑荒得以緩解。閩人感念金學曾之功，將朱薯改名金薯，又因來自“番國”，俗稱番薯。


    陳振龍的后代子孫“克承世業(yè)”，一直致力于將番薯引種、推廣到全國各地，功績卓著。陳振龍的曾孫陳以柱在浙江省鄞縣試種番薯，把番薯從閩中推廣種植到長江流域。乾隆年間，陳振龍五世孫陳世元把番薯引種到山東，在北方各地推廣。他不僅贈送薯種和傳授技法，還四處自費張貼招貼，動員百姓種植番薯。匯輯出版了我國第一部甘薯專著《金薯傳習錄》，該書保存了番薯從國外引種并推廣到全國各地的歷史資料，是寶貴的農業(yè)科學史文獻。陳世元的三個兒子陳云、陳燮、陳樹繼承父志，利用在各地經商的機會，將番薯推廣種植到了河南、河北、北京一帶。陳振龍家族成為我國歷史上惟一的農作物推廣世家。陳振龍一家七代不僅積極致力于番薯的引種、推廣，還將種薯技術傳授親戚朋友，把番薯推廣到更多的地方。陳以柱將薯種與種植技法傳授給莆田人徐緩攜往江浙傳植，陳世元攜同好友余瑞元、劉曦到山東傳種。據四川地方的方志記載，當地的番薯是由陳世元的朋友引種、推廣的。


    番薯極易種植，產量極高，成了百姓的重要口糧。若遇旱澇歉收的年歲，番薯更是百姓度荒解饑的重要食物。古籍記載，荒年時，“鄉(xiāng)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從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番薯傳入我國，到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政府下令全國推廣番薯。這近二百年，是中國歷史上人口增長的高峰期，糧食供給壓力增大，自然災害頻仍，百姓常受饑荒之苦。番薯有效地解決了日益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番薯的種植也推動了我國封建社會末期土地的開發(fā)和利用，加快了這一時期社會人口的增長。


    陳振龍及其子孫雖出身布衣，商賈為業(yè)，卻一心情系民生，花費了七代人的錢財和心血，引種、推廣種植番薯，終有所成，澤被蒼生，功德無量，為后人紀念。晚明史學家何喬遠曾作《金薯頌》稱贊陳振龍引種之功。清代中期，百姓在福州、福清等地建報功祠，主祀金學曾，配享陳振龍、陳經綸、陳世元。道光年間，福州人何則賢又在烏石山清冷臺建“先薯亭”，紀念陳振龍把番薯傳入中國的大愛行為。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曾賦詞頌揚陳振龍“挾入藤籃試密航，歸來閩海勤耕植。此功勛當得比神農，人誰識？”1998年8月，長樂市委、市政府為紀念和弘揚陳振龍的愛國精神，在陳振龍故鄉(xiāng)青橋村建立了一座陳振龍紀念亭。2008年又建陳振龍紀念館，成為長樂市重要的人文景觀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

編輯：趙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