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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的款識特征 款識是指古人刻、劃、印或書寫在陶瓷器上的文字，用來標(biāo)示器物的制作年代、用途、工匠姓名、生產(chǎn)批次、入窯碼放的方位、制作部門等。目前所知元青花銘文字數(shù)最多的是英國倫敦大學(xué)達維特中國藝術(shù)基金會所藏一對象耳龍紋大瓶，其上銘文為：“信州路玉山縣順成鄉(xiāng)德教里荊塘社，奉圣,弟子張文進喜舍香爐花瓶一對，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胡凈一元帥打供?！?/SPAN> 元青花的款識主要有：年代款（以燒制年代為款識）、吉語款（福、壽等）、官窯窯口款（內(nèi)府、樞府、博陵第等）及著名民窯窯口款（張家造等）。 1. 目前發(fā)現(xiàn)的款識有： 民國期間流失到英國的“至正十一年”的象耳龍紋大瓶。 八思巴文“至正年制”——釉上五彩花卉紋瓷碗，見載于《元代青花與五彩瓷器》（張英著，遼寧畫報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至正十年制”青花魚藻紋玉壺春瓶，見載于《元代青花瓷的裝飾藝術(shù)》（《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 “至正七年制”——影青蓋罐，見載于《元代青花瓷與五彩瓷器》（遼寧畫報出版社2000年版）。 “至正十年制”——青花魚藻紋玉壺春瓶，見載于《元代青花瓷的裝飾藝術(shù)》（《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 “內(nèi)府”款———黃釉凸雕白色云龍紋將軍蓋罐，見載于《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版）。 “春壽”款——梅瓶，見載于《元代工藝美術(shù)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延祐元年”青花塔式皈依瓶，見載于《江西歷史文物》1984年第1期。 “樞府”款識——北京松堂博物館藏暗刻龍鳳紋卵白釉罐，上腹部中央分別寫有“樞”、“府”款識。 “福”、“壽”款識——見北京松堂博物館收藏的民窯人物小梅瓶，底部書寫“福”字款。 2. “博陵第”款 值得一提的是景德鎮(zhèn)“古相·博陵第”款及“博陵第”陰文款。 “博陵第”系列元青花款識，設(shè)計精美，古樸端莊、氣韻獨特，是近年來發(fā)現(xiàn)的最為精美的元青花瓷器系列(北京松堂博物館元青花五彩“昭君出塞”款識即為“古相·博陵第”，并在底部書寫“ 至正八年六月吉日張文進造”)，款識整體頗具藝術(shù)性，無論從造型、紋飾、胎釉、鈷料看，都極具元代特色。 “博陵第”款元青花瓷在我國江西、河北、福建、內(nèi)蒙等地相繼發(fā)現(xiàn)，還伴隨著關(guān)于 博陵第窖藏元青花瓷器的青花瓷板記事牌的面世。這些牌記刻有銘文的形式，繼承了唐宋以來雕版印刷的流行手段，同時也為后人研究元青花瓷留下了重要線索。 根據(jù)博陵第青花瓷板記事牌上有“錢氏子孫”字樣，博陵第可能與錢氏家族有關(guān)。從記事牌上的繪畫可以看出“博陵第”是專為王公貴族燒制瓷器的陶瓷世家。這如同元代樞府瓷由當(dāng)時專門的官辦制瓷機構(gòu)燒制，供官府享用。 3. “張文進”款 傳世的元代皇家瓷底款用毛筆書寫“張文進”三字的已發(fā)現(xiàn)十多件，如“至正六年張文進造”、“至正八年六月吉日張文進造”。最著名的一件是英國人霍布遜于1929年發(fā)現(xiàn)的那對龍紋象耳大瓶，現(xiàn)存于英國達維特基金會，瓶頸上寫有：“信州路玉山縣順成鄉(xiāng)德教里荊塘社，奉圣,弟子張文進喜舍香爐花瓶一對，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胡凈一元帥打供。”即至正年間，元廷大肆興建寺廟，張文進為德教里荊塘社新修的娘娘廟，歡喜地制作了香爐、花瓶一對。 元代時還沒有明、清時期的紀(jì)年款，在元朝官窯瓷器上紀(jì)錄督陶官的名字和事由，也是元瓷的特色。筆者研究過一百多件元朝官窯瓷器，認為“張文進”很可能是元朝政府派往景德鎮(zhèn)即浮梁瓷局的督陶官。就像藏應(yīng)選、郎廷極、年希堯、唐英等一樣，都是清廷派往景德鎮(zhèn)的督陶官，唐英在清代官窯瓷器上也曾留下過許多紀(jì)事文字。 除“博陵第”款識外，國內(nèi)還相繼發(fā)現(xiàn)“張家造”、“舒家記”等系列瓷器，這種款識獨樹一幟，類似于現(xiàn)今的“商標(biāo)”，是制瓷名家對品牌意識的重視，體現(xiàn)了商家的責(zé)任感。 4. 八思巴文款 元瓷還有一種獨特的款識——八思巴文款。 吐蕃人八思巴的祖先曾以法術(shù)輔佐吐蕃王，稱霸西域十余世。八思巴七歲時能背誦幾十萬字的經(jīng)文并且能粗通經(jīng)文大意，被稱為神童。十五歲時，在忽必烈的潛邸拜謁忽必烈，兩人相談甚歡。中統(tǒng)元年（1260），忽必烈繼位，尊八思巴為國師，授玉印，稱為“大寶法王”。至元十一年，八思巴向皇帝告知回吐蕃，并由他弟弟亦伶真嗣位。至元十六年，八思巴死，皇帝下詔追封他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圣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在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亦伶真死后，又由答兒麻八剌剌吉干塔嗣位，自此，每代帝師死后，一定從西域選另一人嗣位，整個元代都沒有改變。忽必烈利用宗教的影響，在西藏地區(qū)與蒙哥汗王相抗衡，八思巴從宗教角度對成吉思汗鐵木真“皇金家族”給予神話論證，在一首公布詩中寫道： 由于先世所積和無數(shù)福德，家庭及本身都寶貴而完滿，由天神之主來做人間之王，成吉思汗皇帝于眾猶如太陽，此人主的具足所有福業(yè)之子，被貴人們當(dāng)做頂寶一樣尊崇，善待眾人生使其能成勝各方，其弟具有福德如慈悲心腸，敬奉皇帝使骨肉和諧歡暢，用諸神方法利益其他眾生，此大智慧者為眾人之圣賢，其長生更具有福德和威嚴(yán)，具大慈悲對他人和母親愛子，事業(yè)自成受海內(nèi)百姓所擁戴，茅塞頓開皇帝是全世界吉祥之光。 八思巴迎合了蒙元統(tǒng)治者的政治需要。但八思巴文的壽命是短暫的，隨著元朝的消亡，便成為死文字而被人們遺忘，但當(dāng)年有八思巴文款識的元朝瓷器為其斷代給予了明確的詮釋（注：北京收藏家李洪權(quán)先生收藏的一件元青花五龍紋石榴尊，高44cm，底部即為八思巴紋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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