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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現(xiàn)代人雖然多認(rèn)為石鼓文是東周秦國之物。但是尚有秦襄公、文公、穆公、靈公、惠文王等等許多主張。如:
郭沫若認(rèn)為：石鼓文是秦襄公八年（前770年）作西峙時所作。
李鐵華推斷：為秦文公五十年（前716年）之刻石；
李仲操認(rèn)為：它是秦宣公四年（前672年）作密畤時所作；
程質(zhì)清說是秦惠文王三年---十二年（前335—326年）間刻成?！?BR>
筆者愚見如下。
(一)  排除秦襄公
◎郭沫若根據(jù)□正義括地志云：“三畤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靈公作吳陽上畤，并此原上，因名也。”認(rèn)定秦襄公八年（前770年）作的西峙，在三畤原。郭還認(rèn)為：“襄公舊都乃在汧水之源蒲谷鄉(xiāng)附近?！惫实贸觯骸瓣P(guān)系相合者，僅襄公作西畤一事而已”。[郭沫若《石鼓文研究》]
但是，郭沫若這兩個主要證據(jù)，均與史料不符。
1、西畤不在三畤原。
《史記·封禪書》
P205：“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P210：“唯雍四畤（□正義括地志云：“鄜畤、吳陽上下畤是。言秦用四畤祠上帝，青、黃、赤、白最尊貴之也?！保┥系蹫樽?，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畤，……三年一郊?！鳟嚒⑵璁?，祠如其故，上不親往。”；
P211：“漢孝文帝……曰：“朕即位十三年（前167年）……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
《漢書·郊祀志》：“……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
以上文字說明，秦雍四畤為“鄜、密、上、下畤”。西畤不在其中。
秦雍四畤之中的密畤，在渭水之南。而三畤原在渭水之北，故三畤原的“三畤”應(yīng)是：秦文公十年（前756年）作的鄜畤；秦靈公三年（前422年）作的吳陽上、下畤。
2、襄公立國之都在西垂。
根據(jù)《史記·封禪書》P205：“秦襄公既侯，居西垂，……作西畤，祠白帝”。
《史記·秦本紀(jì)》P38“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
襄公立國時“居西垂”。西畤?yán)硭?dāng)然作在西垂。
3、秦襄公時陳倉尚未營邑
襄公封為諸侯后，先忙于立國，后來忙于與犬戎爭奪岐豐之地；前766年伐戎而至岐，卒。不到五年就去世了。秦人尚未在陳倉營邑，故襄公不可能到?jīng)]有固定立足點的陳倉來制作、安放石鼓文。
4、秦襄公時不可能'來樂天子’
'而師’篇有'來樂天子’的詩句。秦襄公始為諸侯時(前770—前766年)，關(guān)中地區(qū)社會秩序混亂，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并立；犬戎勢大，侵奪岐、豐之地；剛東遷洛陽的周平王，不可能與秦國有什么往來。
5、 安放地與制作年代有關(guān)
唐初（隋朝末年？）發(fā)現(xiàn)石鼓文的地點——陳倉三畤原（今寶雞市東南十里，渭河南岸的石鼓山石鼓寺）應(yīng)是石鼓的原安放地。制作、安放石鼓，是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舉。按理這樣的大事，應(yīng)當(dāng)在秦國的國都附近。就這一點來說，秦襄公的都邑在西垂；秦惠文王的國都在咸陽，兩者離三畤原較遠(yuǎn)，故相關(guān)性較小。

（二）．程質(zhì)清的“秦惠文王”說不能成立。
99年6月出版的《石鼓文臨習(xí)指南》中有“程質(zhì)清注釋<石鼓文>”一文。
程先生認(rèn)為：
馬薦篇是追頌秦先祖。
汧沔篇是贊頌建國伊始的生活。
吾車篇是記初步富強(qiáng)時的游獵。
鑾車篇是文公三年七百人東獵。
吳人篇是吳陽野人，在穆公十五年秦晉戰(zhàn)爭中救穆公。
田車篇是秦晉戰(zhàn)于韓原，與吳人篇記的是同一次戰(zhàn)爭。
乍原篇是晉獻(xiàn)河西八城后，秦?fù)嶂涡峦氐刂ā?BR>霝雨篇寫秦穆公，渡河伐晉……。
吾水篇是歌頌秦孝公用商鞅、行新政取得輝煌政績。
而師篇“嗣王始，當(dāng)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稱王嗣王位事”；“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妒奈摹房赡芫褪沁@次初臘告神之物”。
程先生引用大量資料來解釋《石鼓文》，付出很多辛勞；想象力也非常豐富。只不過他在解譯詩句時，有的前后呼應(yīng)較差，沒有嚴(yán)密的連貫性；引用的資料，有的具有多解性；有的與《石鼓文》的關(guān)聯(lián)不大，甚至無跡可尋……。例如：
1、“嗣王始”有多解性。
“嗣王始，當(dāng)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稱王嗣王位事……”。這是程質(zhì)清推斷石鼓文制作年代的關(guān)鍵論述。只不過“嗣王始”有多解性，難以和秦惠文王聯(lián)系。
首先，秦惠文君是繼位若干年以后自己稱王，不是“嗣王”繼承王位。第二、已經(jīng)繼承王位、稱王者，一般不再稱“嗣王”。程質(zhì)清引用郭沫若文：“『踐阼臨祭祀。內(nèi)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粌?nèi)事是祭宗廟，外事是祭天地社稷。……今惠文王已稱王，有事告上帝鬼神而稱『嗣王』，正合乎古例”。
但是，這里的“曰嗣王某”是有條件的。其一，必須在“祭天地社稷（或祭宗廟）”時。而本篇并非寫祭天地、宗廟。其二，必須是第一人稱的自述——“曰嗣王某”的“某”，應(yīng)該是祭祀者的自稱，或名諱。但“嗣王”的“始”字并非秦惠文王的名諱。所以程質(zhì)清：“'嗣王始，當(dāng)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稱王嗣王位事”這種說法，難以成立。《詩經(jīng)·周頌·閔予小子、訪落》等篇，是公認(rèn)的“嗣王（周成王）朝于廟”的詩。兩者相比，也可看出而師篇并不是“惠文王，有事告上帝鬼神”之作。
另外，他在此篇的“大意”中，忽略整篇詩文的內(nèi)容、意境，只強(qiáng)調(diào)他對“肝（左月右虧）”、“嗣王……”等個別字、句所作的推斷，而認(rèn)定“《而師鼓》為稱頌秦惠文王始嗣王位事”。這與他自己的“今惠文王已稱王，有事告上帝鬼神而稱『嗣王』”的論點也有矛盾。

2、程質(zhì)清誤解《史記》，至使結(jié)論相互矛盾。
◇《石鼓文臨習(xí)指南》P69：“嗣王始，當(dāng)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稱王嗣王位事?！妒酚洝ぶ鼙炯o(jì)·顯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三三六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又說：『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唬ㄟ@里似有誤，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則四十四年，秦惠王已稱王十年了。不應(yīng)該在天子已承認(rèn)秦惠王稱王十年秦惠王再稱王。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誤?！唬?BR>《史記》中根本沒有'周顯王『三十四年』秦惠文王初稱王’的記載，何來“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誤”？
《史記》中多處記述“秦惠王初稱王”之事，記年并沒有錯亂。如：
《周本紀(jì)》P33：周顯王“四十四年（前325年），秦惠王稱王?！?BR>《楚世家》P337：懷王……四年（前325年），秦惠王初稱王。
《秦本紀(jì)》P48：（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筆者按：這里暗含秦惠王稱王之事）……。十四年，更為元年?！保ò矗呵鼗菸姆Q王后，第二年更元）。
楊寬《戰(zhàn)國史》[第八章]也說:'公元前325年四月戊午（初四）秦惠文君舉行稱“王”的儀式’
程質(zhì)清把“三年，王冠。”說成：“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稱王嗣王位”。自以為是的說：“則四十四年，秦惠王已稱王十年了”。還想修改《史記》：“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誤”。
◇程質(zhì)清還說：“惠文元年，還是稱『惠文君』。稱王始于公元前三三六年『賀秦惠王』。是周本紀(jì)比秦本紀(jì)早一年稱惠文為『王』?！保ā妒奈呐R習(xí)指南》P70）。
程質(zhì)清并未讀懂《史記》，就在這里“妄下雌黃”。
《周本紀(jì)》P33：周顯王“三十三年，賀秦惠王?！?并非“天子已承認(rèn)秦惠王稱王”。而是如王國維所云：“古諸侯于境內(nèi)稱王，與稱君、稱公無異?！鄙厦嫠妒酚洝分械膸锥卧捴校还芊Q“惠文君”或稱“惠文王”，都與惠文君是否“稱王”無關(guān)。
◇《程質(zhì)清注釋<石鼓文>》最后說：“石鼓之作，似為秦惠王稱王的頌歌……”，“下限當(dāng)在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初臘之前”。
此結(jié)論相互矛盾。
假若石鼓文“下限當(dāng)在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初臘之前?！背闪ⅰＤ敲础笆闹?，似為秦惠王稱王的頌歌……”就不能成立。因為惠文君在十二年（前326年）初臘之時尚未稱王。要到十三年（前325年），秦惠文才稱王?！?BR>
3、汧河與黃河
霝雨篇中的“汧”，程質(zhì)清先生解譯為汧河（即陜西省千河，源出六盤山南麓，東南流經(jīng)隴縣、千陽縣、至寶雞市東入渭。）
“鄜（上廣中虜右耳旁）”，采用郭沫若的說法，解譯為“[蒲谷]：汧水，原出汧縣蒲谷鄉(xiāng)弦中谷”。但是，他在“大意”中卻解譯為：[《史記·秦本記》：“穆公三十六年……渡河焚船，大敗晉人……]。
穆公渡的是“黃河”。汧河與黃河?xùn)|西相隔約三百公里，把“汧殹洎洎”的霝雨篇，解釋為“秦穆公渡河伐晉”，相距是不是遠(yuǎn)了一點？

4、“陜”在何處？
田車篇第七句，程釋為“逜戎世陜”，釋“世陜”就不可信，再解釋為“世代在陜地安居”更是離題“六百里”。程文中“陜以東屬周公，陜以西屬召公”，中的陜，在今河南省三門峽市西南的陜縣，它與秦人世代安居的“雍”，兩地相隔三百多公里。
再看《史記·秦本記》：秦惠文王“十年，張儀相秦。……十三年（前325年），……使張儀伐取陜，出其人與魏。”可見此時的“陜”，決不是指秦人世代安居的雍、岐之地，否則用不著去“伐取陜”。
因此，不管“世陜”兩字 釋得對錯，程先生：（秦人）“世代在陜地安居”等等的解釋，都不能成立。

5、駐蹕到七年后才建的鄜畤中去了
最不可思議的是鑾車篇。程文說：“其在鄜畤駐蹕，……只有秦文公三年（公元前七六三年）七百人東獵，才能具備如此盛大的規(guī)?！?。
我們看一看《史記·秦本記》：“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即營邑之。十年（前756年），初為鄜畤，用三牢?！薄?BR>程先生文中，“秦文公三年七百人東獵”的隊伍，居然穿越時間隧道，“駐蹕”到七年后才建的鄜畤中去了。實在太離奇了！
    像這類“無跡可尋”的例子還有：從“天虹”兩字推斷馬薦篇是追頌秦先祖……；依據(jù)“吳人”說成是吳陽野人在秦晉戰(zhàn)爭中救穆公……；把田車篇中“隮于原”的“原”說是秦晉之戰(zhàn)的韓原；“其◎（左走右虜）又紳”說是吳陽野人，列陣沖入晉軍救穆公；等等。
   程質(zhì)清 如此解讀《史記》、解讀《石鼓文》，豈不貽誤后學(xué)？

(三)   字形對比不一定可靠
根據(jù)字形對比，有學(xué)者認(rèn)為，石鼓文是《秦公簋》之后制作的。因為近半個世紀(jì)以來，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定《秦公簋》作于秦景公時期。故而推論石鼓文是秦景公之后制作的。這個結(jié)論也不可靠。
假定《秦公簋》是秦景公時期之物。《秦公簋》是青銅器。制作青銅器是一種古老的、技藝性極強(qiáng)的工作。由于歷史延襲、祖?zhèn)?、師承等原因，后期制作的青銅器，其銘文顯得古老并不奇怪。比如，周昭王時代的“令簋”，其銘文橫列參差不齊；字體大小不一；筆劃方、圓、尖并施；多處使用塊面；屬于典型的商代風(fēng)格。我們不可能因此把“令簋”劃歸商代。鼓文刻石是新興事物，制作者沒有歷史因襲和傳統(tǒng)的束縛，它可以具有時代氣息和創(chuàng)新精神，反映在字形上也可能顯得“年青”。這好比在古生物學(xué)中，古老物種的“孑遺”，與新興物種中的“先遣”相比，古老物種“孑遺”的年代，可以在新興物種的“先遣”之后。當(dāng)然這里還有書寫、制作等多因素的影響?？淌淖謺ず蠹纯社U刻，其字形和手書很接近。製作青銅器，必須先塑造與青銅器形狀一樣的陶模(母範(fàn))、外面用的陶範(fàn)(外範(fàn))、鑄件裏面用的芯(內(nèi)芯)。模、範(fàn)、芯、三者合稱陶範(fàn)。其上的銘文要先書寫、描繪在陶模坯上；再契刻、修飾成鑄造字形；製好陶模后；再製作外範(fàn)、內(nèi)芯，最后翻鑄銅器……。工序繁多，技術(shù)復(fù)雜，匠人對字形的影響也比較大。再說，即便是同一時代，不同書家的作品，字形上也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有的古奧、有的新潮。即便是同一件青銅器，也有器、蓋銘文風(fēng)格各異者。例如，西周的保卣：蓋銘雄健；器銘秀麗。大師虘簋：蓋、器銘文完全相同。蓋銘字形端莊秀麗，工整精致，字體略長；器銘草率天真，字體多橫扁、右倚，風(fēng)格類似后期的散盤。還有幾個字，器、蓋寫法不一。所以說，單單根據(jù)字形對比，難以準(zhǔn)確地推斷其制作年代。

     (四) 、必須用鐵器才能鑿刻石鼓文嗎？
有的人說：必須用鐵器才能鑿刻石鼓文，而鐵器在公元前五百年之后才出現(xiàn)，所以石鼓文是戰(zhàn)國時期制作的。這個結(jié)論也不一定合適。理由如下：
    1、有些學(xué)者，如殷瑋璋等認(rèn)為：“至少在西周晚期，人們已經(jīng)掌握了人工冶鐵技術(shù)。”（據(jù)說埃及人、赫梯人在公元前十幾世紀(jì)就有鐵器了。）
    2、不是非用鐵器才能鑿刻石鼓文（花崗巖）。在鐵器出現(xiàn)之前，很古的年代就有堅硬的石器、玉器被制作出來?！对娊?jīng)·小雅·鶴鳴》中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也間接地說明，堅硬的“石”可用作鑿刻工具。另外，假如把剛玉、金剛石等堅硬物質(zhì)的細(xì)?；烊肭嚆~里作鑿刻工具，其功效不比鐵器差。
    3、有些古代的東西，其制作方法和使用的工具，今人不一定都弄得清楚。四千多年前埃及的金字塔是怎么建的？其內(nèi)部的石棺等花崗巖制品，是用鐵器鑿的嗎？

   (五)、 秦文公的可能性大一些
1、秦文公的都邑在陳倉
《史記》：“文公以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即營邑之……”。汧、渭之會的地理位置，在現(xiàn)今的寶雞縣，也就是秦之陳倉。《史記》還記載：文公十年，在陳倉附近作鄜畤，祭白帝；十九年，得陳寶，建陳寶節(jié)來祠；二十七年，在陳倉南，伐南山大梓……?？傊?，《史記》中有關(guān)秦文公的記載都在陳倉附近。據(jù)此推測：文公的都邑應(yīng)該在陳倉。
2、三篇鼓文中的地名都在陳倉附近
鼓文中論及的地點，有汧沔、霝雨篇的'汧’——汧河；鑾車、霝雨篇的“鄜（上廣中虜右耳旁）”——多數(shù)人認(rèn)為是鄜畤。也就是說，鼓文中論及地點的三篇，都是在汧渭之會附近。
◎郭沫若認(rèn)為：“鄜（上廣中虜右耳旁）”字“蓋汧水發(fā)源地蒲谷鄉(xiāng)之蒲本字也。”
郭沫若此說很牽強(qiáng)。即便此說成立，蒲谷鄉(xiāng)距汧渭之會也不是很遠(yuǎn)。
3、十篇石鼓文的部分內(nèi)容，與《史記·秦本記》關(guān)于秦文公的記載，似乎可以對照。
故推測，秦文公的可能性大一些。

（六）周秦聯(lián)姻與石鼓文制作年代的猜想。
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jǐn)∽?。文公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xiàn)之周。秦國基本上解決了戎對關(guān)中地區(qū)的侵?jǐn)_，秦國的勢力得到迅猛地發(fā)展。只是秦國立國不久，還沒有得到其它諸侯的尊重，秦文公晚年很想找機(jī)會擴(kuò)大秦國的影響，為后人打好基礎(chǔ)……；當(dāng)周平王崩，桓王初立之際，桓王也在為鞏固自己的地位而謀劃。秦國若是能與周王室聯(lián)姻，可借助王室的力量增加自己的發(fā)言權(quán)。周桓王則可得到一個支持王室的外戚……。秦文公抓住這個機(jī)會為自己新立的太子（后來的憲公）向桓王提親，由于雙方利益一致，得到了桓王的首肯。秦文公又借慶祝周、秦聯(lián)姻的機(jī)會，廣邀諸侯，宴樂天子……。
    上述猜想，也有一些佐證：
   1、1978年寶雞出土的秦公鐘、秦公镈銘文：“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國。刺刺邵文公、靜公、憲公。不墜於上，邵合皇天，以虩事蠻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nbsp;  此器是武公所作。銘文中“公及王姬”應(yīng)該是指秦憲公及夫人。既稱“王姬”，當(dāng)然是秦憲公娶了周王室之女。
   2、《史記·秦本紀(jì)》：“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為竫公。竫之長子為太子，是文公孫也(即以后的秦憲公)?！?BR>   3、《石鼓文》“而師”篇有：“來樂天子，□來嗣王”的詩句?！皝順诽熳印?，肯定是指秦國與周王室之間，有重大的喜慶活動。而可能性最大的事，就是周、秦聯(lián)姻。
    若是把這三者聯(lián)系起來看：《石鼓文》“而師”篇有可能是記：秦文公末年為慶祝太子（后來的憲公）與王室聯(lián)姻，而宴樂天子之事。
    假如這個猜想大致成立，那么，石鼓十詩中：在文公初年，有記汧河捕魚的“汧沔”篇，文公末年，有慶祝秦、周聯(lián)姻“來樂天子”的“而師”篇。故十首石鼓詩可能全都是記秦文公不同時期活動的作品。而石鼓的制作和安放，多半在秦文公末年到秦憲公初年之間。
    結(jié)合前些年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文物出土，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墓主可能是襄公或文公。從而引發(fā)出對《秦公簋》器主的重新認(rèn)識?！肚毓返某鐾恋攸c在甘肅省禮縣紅河鄉(xiāng)的西垂宗廟遺址。 故有些學(xué)者認(rèn)為《秦公簋》是秦襄公開國時制作的祭祖的禮器。若是此論成立，對秦文公說更為有利。

看來，解決《石鼓文》年代之迷，還須學(xué)界努力。

主要參考書
[1]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
[2]《史記》岳麓書社出版 1988年10月
[3] 姜榮貴《石鼓文臨習(xí)指南》遼寧美術(shù)出版社。1996年6月

    附：  大師虘簋銘   左蓋 右器
[ 本帖由 lst 于 2004-10-21 23:30 最后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