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江湖規(guī)則在官場行走
江湖與俠客,古往今來都是民間演義的道德范本。一腔江湖俠客義氣,打抱不平闖蕩天下,曾是多少癡迷江湖風云的年輕人豪氣干云的夢想。從“桃園三結(jié)義”到“梁山結(jié)義”,再到那些縱橫武林的“笑傲江湖”,可以說,江湖義氣是有著它深厚的民間土壤的。也因此,當背負一身江湖義氣行走于官場之時,人們很容易在推杯換盞的稱兄道弟之后,在灑脫豪氣的慈善濟貧之時,找到民間情感所共有的道德依附——已被紀檢部門雙規(guī)的山西省繁峙縣原副檢察長穆新成,正是脫胎于這樣的民間俠士道德土壤,以至于在其東窗事發(fā)后,還能找到稱其為“俠客”的眾多擁躉。
可以說,穆新成的為官軌跡在當今官場是有著典型的標本意義的:先是利用職權(quán)在管轄領(lǐng)域打出一片江湖天地,與相關(guān)利益者親切熱絡(luò)地稱兄道弟,利用手中職權(quán)擺平各種利益糾葛,充當黑白兩道通吃的“帶頭大哥”,且不時散財濟貧、見義勇為沖鋒在前,散發(fā)出俠士本色的道德魅力。在他們心目中,“義”字當頭,為“義”甘愿兩肋插刀、肝腦涂地,也因此獲得了絕大多數(shù)江湖中人甚至民間百姓的認同。 中國社會大體上還是一個人情社會,攜所謂俠客之義行走天下的江湖風氣,也因此很容易就找到生存土壤。特別是這個攜“義”之人,還是個居廟堂之高的宦海之士,更會讓人覺出官場人物的草根本色,自然生出一份親切感,也自然,隨之而來的利益往來也僅限于兄弟情、弟兄義,用職權(quán)所做利益斡旋得之錢財,也只是“為朋友排憂解難得的錢”。做官,更是在做江湖,也因此,當穆新成父親的臨終托付人問其錢財來源時,他可以打包票地表態(tài):“您放心,我的錢都是朋友給的?!闭驗槭恰盀榕笥雅艖n解難得的錢”,所以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使,這就是所有以江湖規(guī)則行走于官商兩界的權(quán)力者的邏輯自圓。 只是,光做到在黑白兩道的江湖義氣,還不足以被民間稱之為“俠客”,也不足以得到廣泛的民間道德認同。穆新成的過人之處或許就在于,他用自己所謂兄弟幫辦得來的錢財,拿出其中一部分做了善事,接濟了一些經(jīng)濟困難的窮困民眾,這或可看作其相較于其他僅貪腐卻又不舍散財官員的道德之處,而這又與民間自古俠義傳說中的“劫富濟貧”諳合。于是,俠客、仗義、疏財?shù)拿弊蛹娂娍墼诹四滦鲁傻念^上。 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為官之道在當下還是相當有市場的。正因為有了江湖中人的肯定,有了民間的褒揚,這樣的官場人物開始層出不窮,也很容易在普遍的人情土壤中如魚得水。曾因賣官而震驚全國的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就是這樣一個頗具江湖氣息的人,他粗暴的脾氣、不拘小節(jié)的性格、講究義氣的作風,成為了他為官的個人魄力,他曾在抗洪、救火時沖鋒在前,這又增添了民間對其的道德肯定。很顯然,這些為官之士有意無意表現(xiàn)出的豪爽義氣之舉,是很能讓人忽略他背后的貪腐行為的,甚至他自己都不自覺地認為其所得是朋友情誼的正當所得,而其偶有為之的慈善之舉,則更讓其幻化成道德的化身。 可問題卻在于,如果一個人利用手中權(quán)力為自己攫取不正當收益,不管他表面裹挾了多少俠義、道德的外衣,其必然戕害其他民眾的應得權(quán)利,通過剝奪一些人的權(quán)利來滿足另一些人的利益訴求,而民眾在其中受到利益損害的怨氣,也可以在其后的所謂慈善、義勇行為中得以消弭,這就是所謂的江湖義氣。在這樣的官場江湖內(nèi),沒有國家,沒有人民,沒有法律,只有團伙,在團伙利益內(nèi)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對外均同仇敵愾,更不可能將絕大多數(shù)民眾納入其中,而不管利益的剝奪將戕害到多少民眾,其后的慈善之舉,卻又會讓民眾損而不自知。對穆新成案件的采訪,到最后之所以會成為一段民眾稱之為“俠客”的黑色幽默,可能就正肇始于這樣的民情土壤。 在古語中,相忘于江湖是一種淡泊的人生境界。而在現(xiàn)實的官場,要讓權(quán)力者放棄江湖的物欲顯然很難做到,江湖是很難忘的,不僅難忘還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樂此不疲地攜著這樣的江湖規(guī)則在官場行走。 (荊楚網(wǎng)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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