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時代是我國歷史上第二個奴隸制時代,其首要特點在于保留著氏族血緣關(guān)系。當時的奴隸主階級是由部落首領(lǐng)和氏族貴族構(gòu)成的。他們內(nèi)部的關(guān)系,是依靠宗族血緣紐帶來維系的。至于奴隸階級的構(gòu)成,一部分是原來本部落的成員,稱為“眾”;另部分是外部落戰(zhàn)俘等?!氨姟迸c戰(zhàn)俘淪為奴隸,可以說是世界各國奴隸社會的共同特征。特殊的是,殷商時代還把被征服的部落和方國整族地化為奴隸。這種種族奴隸聚族而居,并且有家室,基本上保持著原來氏族社會的組織結(jié)構(gòu),只不過把它變?yōu)楸O(jiān)督和組織奴隸勞動的機構(gòu)。這就是說,不論在奴隸主階級或者在奴隸階級,都還保持著氏族血緣關(guān)系。根據(jù)材料判斷,這種種族奴隸制是商代奴隸制的主要特點,它不僅深刻地影響了商代的經(jīng)濟和政治,而且廣泛地影響了商代的思想意識領(lǐng)域。居于這種認識,我們來考察當時的“德”、“禮”、“孝”的觀念。 ?、訇P(guān)于“德” 殷商時代的甲骨卜辭中已有“德”字,但只寫作“徝”,沒有出現(xiàn)底心,從今天來講就是“直”字,而在當時卻是“德”字,跟“得”字通解,表示做事做得適宜,于人于己都過得去,無愧于心?,F(xiàn)在保存在《尚書》里的《盤庚》三篇,它是盤庚在遷殷前后對臣民的講話,其中雖有后人附加的成份,但是基本上還是反映了當時的思想狀態(tài)。在講話中,盤庚自己一再警惕地說:“我并不是不顧我先祖的德行。”(“非予自荒茲德”)“我也不敢不顧先祖的德行而妄自作為?!保ā坝枰嗖桓覄佑梅堑隆保拔覀兌紤?yīng)當同心又同德?!保ā笆椒竺竦拢兰缫恍摹保┍P庚所講雖然精短,而這些話都顯示了殷人對于“德”的修養(yǎng)要求。 盤庚時期由于“比九世亂”而造成王權(quán)削弱,貴族大臣“傲上”和離心,這都是當時道德意識所不允許的,所以盤庚遷殷前曾對他們一再提出指責:“你們不肯去營謀幸福的生活,不跟‘予一人’同心同德?!保ā澳瞬簧哂枰蝗碎嗤摹保澳銈冃闹胁刂鴲憾镜哪铑^”。(“汝有戕則在乃心”)遷殷之后盤庚又一再嚴厲警告貴族大臣:“你們要把你們的心意降低些,不要倨傲放肆而貪圖安逸?!保ā伴圜砟诵?,無傲從康”)“你們應(yīng)該降低你們的心意?!保ā叭昕索砟诵摹保┵F族大臣的“傲上”是建立在他們的經(jīng)濟上聚斂的基礎(chǔ)上的。遷殷前,盤庚揭露他們“具乃貝玉”,貪婪地聚斂財富。遷殷之后,盤庚繼續(xù)警告他們“不要聚斂財貨寶物,要好好地謀生來供自己享用。要施恩惠于民眾,永遠同心同德建立新的家園?!保ā盁o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他宣布:“我不會任用那些貪財聚貨的人,而努力任用為臣民經(jīng)營幸福的人,可能養(yǎng)護人民、圖謀人民安居的,我就提拔他們的官爵以示嘉獎?!保ā半薏患绾秘洠夜采?,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盤庚遷都的計劃損害了許多貴族們的利益,因此遭到他們的反對,他們到處散布流言蜚語,蠱惑民心,煽動人民的不滿情緒,于是盤庚不得不召集他們訓話,反復進行說服和訓斥。他說:“你們不體會我心里的苦衷,反倒大大地胡涂起來,在心里憂懼,想用你們的私心來改變我的主張,你們真是自取窮困,自尋煩惱。譬如坐船,上了船卻不愿渡過河去,豈不是坐待這條船朽敗嗎?這樣不獨你們要沉溺,大家也都要跟著你們一起沉溺。你們一點也不審察情勢,只是一味地怨恨發(fā)怒,這有什么好處!你們不做長遠打算,也不考慮擺在面前的災(zāi)害,你們自己恐懼,更加大大地助長了大家的憂愁,像你們這樣有今天沒明天地得過且過,以后在上天那里豈有你們的位置。” 盤庚在借助上帝神威的同時,還請出祖先神對貴族施加壓力,他以他們的祖先都曾效力于殷家先王為由,說明他們現(xiàn)在也必須作順從他的意志的臣民,否則先王就會把他的意見告知他們的祖先,那樣的話,他們的祖先也會拋棄他們,不把他們從死罪中拯救出來,上帝也會重重地懲罰他們,他們將無法逃脫這樣的懲罰。所以殷商時代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總是跟神靈崇拜聯(lián)系在一起的。 能否任人唯賢,這是“德”的重要表征。比如武丁中興,就曾大力選拔人才。當時有個賢人叫說(音悅),只是個民間工匠,后經(jīng)人推薦給武丁。武丁發(fā)現(xiàn)他果然談吐不凡,是一個王佐之才,便把他提拔為相,并賜名傅說。由于武丁善于從各方面選拔人才,所以當時有許多有才有能的人在輔佐他。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湯,第二天有一只野雞飛在鼎身上啼叫,武丁以為是不祥之兆,心里害怕,祖己便對武丁說:“請王不必擔心,只要修好政事,便不用擔心什么不祥。為王的首先要端正王心,然后端正祭典,祭品不要過于豐盛?!碑敃r武丁祭祀的祭品過于豐盛,祖己擔心他流于奢侈,便乘機對他進行訓誡。武丁出于“德治”而接受臣下的諫言,這樣就使他的臣屬能夠經(jīng)常給他出謀劃策,使政局穩(wěn)定,實現(xiàn)“嘉靖殷邦”,“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陉P(guān)于“禮” 《周書》中說“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意思是說“殷禮能和上天參配,所以享國久長”。周人口中這樣稱道殷禮,可見殷人對于作為規(guī)范的“禮”是如何重視。殷人從建國的過程中就已倡導“德治”和“禮治”,就以“德”和“禮”作為維護統(tǒng)治權(quán)力的中心骨干。二者的關(guān)系是:要達到這作為規(guī)范的“禮”的目的,就必得要有很好的“德”的修養(yǎng)為前提;反之,如果要完成“德”的修養(yǎng),也必得有“禮”來作為規(guī)范,二者在作用上雖有所不同,但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殷人之所謂“德治”是為了走向“禮治”,而殷人之所謂“禮治”也就是為了要完成“德治”。換句話說,這“德治”就是“禮治”,而這“禮治”也就是“德治”。這“德治”和“禮治”的完成,從殷人看來就是殷族對其他被奴役的種族的統(tǒng)治權(quán)力的臻于鞏固。 殷商時代的禮和禮制已發(fā)展得相當成熟,這已為眾多的考古發(fā)掘所證明。其中尤以安陽殷墟商代王宮、王陵、車馬坑、人殉和人牲祭祀場、坑,以及周圍中、小型墓葬群的發(fā)掘,證明商代的禮和禮制已非常紛繁和嚴密?!皣笫拢陟肱c戎”,甲骨文和古文獻中記述的商代祭祀名目繁多,而諸如伐祭、埋祭等都在考古學中得到證實。商代文明還向以絢麗的青銅禮器聞名于世,其上的獸面紋和云雷紋等主體紋飾源于良渚文化,又呈現(xiàn)出更多威懾神圣的神秘意義,顯得更加成熟。而鄭州白家莊兩座中型墓都出土不少銅器,但分別用一鼎和三鼎陪葬,當有寓意,這可能跟商代的禮制有關(guān)。至于一般平民小墓則主要用觚、爵等禮器隨葬。說明平民與貴族間的鴻溝不可逾越。商代玉器自殷墟婦好墓被發(fā)掘后,引起世人極大興趣。婦好墓出土玉器數(shù)量之多、制作之精均為前所未見,且大多是禮器或與禮制有關(guān)之物。但殷墟發(fā)掘的上千座平民墓中則極少有玉器。這說明玉器使用范圍當與使用者的身份有關(guān)。因此,哪些人可以使用而裝入墓穴,哪些人不能使用,也是商代社會中存在嚴格的等級差別的反映。是禮和禮制的體現(xiàn)。而商代玉器又主要由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系統(tǒng)和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系統(tǒng)匯流融合而成。婦好墓中的玉龍與紅山文化中的玉龍從昂首、彎背、卷尾這一基本造形看,大體相似;婦好墓中的虎、龜、鳥、魚等玉器,在紅山文化中也可找到淵源;而婦好墓中的琮、璧、鐲、珠等玉器,與良渚文化中的同類玉器更是難分上下。這種文化因素的連貫性、一致性和融合性,標志了中國古代的禮和禮制發(fā)展到商代確已達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 “禮”字在卜辭中為“豐”字或“■”字。據(jù)王國維考證說:“此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故《說文》曰:豐,行禮之器,其說古矣。”(《觀堂集林》)這就是說,當時祭祀上帝或祖宗神的時候,都要用兩塊玉盛在一個器皿里去供奉,所以“豐”字從“玨”從“豆”。從“玨”是表示雙玉;從“豆”是表示盛玉的器皿。在商代,祭祀是神圣的大事,祭祀用的器皿也成為神圣的東西,誰能執(zhí)這種禮器而去祭祀,就表明了他的身份和等級?!疤熳屿肷系郏铎氚俦?,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保ā秶Z》)這里說的雖是周代事,但周是繼商的傳統(tǒng)而來的,因此商的情形也差不多?!耙蠖Y”來源于祭祀,并從屬于對“天”、“鬼”的宗教迷信。由于執(zhí)禮器從事祭祀,表明了人們的身份與等級,所以“殷禮”也已包含了等級制的內(nèi)容,只是這方面的內(nèi)容從屬于神、鬼。人們具有什么樣的身份與等級,這由“上帝”決定,受宗教迷信所約束。因此,商代的“禮”本身還沒有成為人們自覺約束自己行為的道德規(guī)范。這與“周禮”不同。《禮記》中說:“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边@段話說出了“周禮”和“殷禮”的區(qū)別。周代還“事鬼敬神”,但確實要比商代“遠”得多了?!白鸲Y尚施”,作為奴隸社會上層建筑的“禮制”,也遠較商代嚴密而具體,并且取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由于“近人”,從而在“禮”之中引進了道德規(guī)范的含義。 “殷禮”很重視王位的繼承問題。殷商時代的王位繼承是一種“兄終弟及”和“父死子繼”的方法。商王死后,王位由弟弟來繼承,如果沒有弟弟才傳給兒子。商代的統(tǒng)治者們都是實行的多妻制,一個商王有許多個妻妾。如果不是短命的,就有許多個兒子,這樣兄弟就多。自仲丁至陽甲九個商王中,在兄弟子侄之間為繼承王位一直爭奪不休,造成了九世混亂的局面。當然這九世中祖乙算是一個有能力的商王,控制住了內(nèi)部的紛爭,也沒有引起諸侯、方國的反叛和進攻。自仲丁至南庚五次遷都的原因,有尋找有利控制四方和選擇良好的自然條件的原因,但更主要的還是想擺脫王族在舊都中形成的各種勢力,以緩和內(nèi)部矛盾。到祖乙以后這種爭權(quán)奪利的斗爭并未解決,王朝內(nèi)部的政治局面如此之混亂,諸侯、方國也就乘機發(fā)展勢力,不再向中央王朝進貢朝見,這就給商王朝的統(tǒng)治造成了很大的危機。正因為如此,殷商時代才增強了對“禮”的規(guī)定,以維系統(tǒng)治權(quán)力的穩(wěn)定。 ③關(guān)于“孝” 孝的觀念的產(chǎn)生,基于兩個條件。一個是基于血緣而產(chǎn)生的“親親”關(guān)系,這是人類一種古老的感情,氏族社會就是依靠它來維系的。在那時,生產(chǎn)力水平極其低下,人類還無法掌握自己命運,這種感情便以對祖宗神的崇拜表現(xiàn)出來,祈求祖宗神保佑后代,保佑本氏族的繁榮。這種基于血緣的“親親”之情,后來成為維系“孝”的感情紐帶,而使家族繁榮與綿延,又成為“孝”的一個重要目的。然而,僅僅是這種“親親”關(guān)系,還不足以形成“孝”的完整的道德觀念?!靶ⅰ钡男纬蛇€需要另一個條件,即個體家庭經(jīng)濟的形成,以及與此相聯(lián)系的家庭中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的出現(xiàn)。沒有這種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便無所謂道德規(guī)范。在氏族社會里,撫養(yǎng)老人是氏族全體成員的事情,子女對父母并無特殊的責任和義務(wù)。因此那時的“親親”主要的是對整個氏族的。有了個體家庭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夫妻及其子女構(gòu)成一個獨立的經(jīng)濟單位。大家在經(jīng)濟上相互依賴,父母有撫養(yǎng)子女的義務(wù),并有要求子女奉養(yǎng)的權(quán)利,子女則負有奉養(yǎng)父母的義務(wù)。與此相聯(lián)系,作為家長的父親享有絕對權(quán)威,有權(quán)支配子女,子女則有尊敬和服從的義務(wù)?!靶ⅰ钡挠^念便由此而產(chǎn)生。 我們先講兩段殷商時代孝的事實。 《尚書》中說;“其在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备咦诩粗肝涠 8咦凇傲陵帯奔锤咦谖涠∫蚋杆?,居倚廬,守制三年。武丁的父親是商王小乙,他很注意要保住先王們創(chuàng)立下的江山,必須重視對下一代的培養(yǎng),所以他對武丁的培養(yǎng)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小乙繼位時,武丁已是一個 20 歲左右的青年,為使武丁學到更多的本領(lǐng),小乙派他到王都以外的地方上去。小乙死后,武丁雖然即位為商王,但是按照古代的傳統(tǒng),父親死后兒子要守孝三年,叫做“三年之喪”。為了表示是一心守孝,在這三年內(nèi)的商王不得過問朝中政事,凡是國政大事皆委托于朝中的執(zhí)政大臣來處理。武丁在這三年中也是照此古禮執(zhí)行。他只住在守喪的房子里,這個房子叫做“兇廬”。武丁在守孝的三年里,雖說不能直接過問朝中大事,但他也沒有閑著,他是在“思復興殷”,“以觀國風”(《史記》),考慮怎樣復興商王朝和觀察形勢的變化。三年守孝期滿,武丁告祭天地、祖宗后,來到朝廷接受百官的朝賀。武丁守孝“三年不言”,其實始終沒有停止新的政治作為。 另一段事實是:武丁的兒子孝己,他對父母很孝順。只因他母親早死,他父親誤聽他后母的話,把他放逐至死,后來許多人都非常哀悼他?!肚f子》中記述此事:“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笔柙疲骸靶⒓?,殷高宗之子也,遭后母之難,憂苦而死?!标P(guān)于孝己的事情還有許多。我們知道,夏商兩代凡是特別隆重的祭祀祖先時都要用受祭祖先的子孫一人,一般是由長子、長孫來充當死去的祖先,叫做“尸”。當尸的人在祭祀前要沐浴、齋戒(不吃辛辣的菜),住在一間清潔安靜的房屋中,有時要住上三天,有時要住上七天。祭祀開始時,當尸的就要代替祖先在祭臺上受禮拜。夏代的尸是站著,商代的尸是坐著。后世有一成語叫做“尸位素餐”,就是說有些當官的只拿俸祿,不干事,就象個當尸享祭的人,來源就是祭祀用人當尸去充作祖先。武丁祭祀上甲微和其他祖先時,就是叫太子即他的長子孝己去當尸。相傳孝己對父母很孝敬,經(jīng)常一夜起來五次看看父母睡得好不好。孝己充當尸也是一種孝的表現(xiàn),所以深得武丁的寵愛。武丁聽信后妻之言,流放孝己,看來是一場家庭糾紛,實際上又是王室內(nèi)部為了王位的一場斗爭。孝己雖早死未能繼承王位,但他已被立為太子,所以如同太丁一樣也受到祭祀。在武丁后期的卜辭中稱他為“小王”。因為孝己是商代有名的孝子,在古書中掌把他和曾參(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弟子)相提并論。 殷商時代有了孝的事實,就說明有了孝的思想。卜辭中的“孝”字跟“考”字和“老”字通解,都有“奉先思孝”(《商書》)的意思。另外,卜辭中還有“教”字,據(jù)宋戴侗的《六書故》說,即是“孝”字。在種族奴隸制國家里,“政”與“教”是合一的,行政即所以施教,施教亦即所以行政。殷人既以“孝”來達到某種行政上的目的,亦即以“孝”為“教”。那么,殷人以“孝”來達到什么樣的行政目的呢?可從兩方面來看。 其一,如果每下一代人都對他上一代的父母施行孝道,甚至追蹤紀念,那么人們腦子里對于祖先的概念就不致于遺忘或模糊,而且由于“孝”的行為可以引起對祖先情感的深刻化。人們對于祖先的概念深刻化,也就是對于血統(tǒng)的概念深刻化,從而使血統(tǒng)關(guān)系就可以維系于永久。其二,如果統(tǒng)治者殷族中人對祖先父母相率以“孝”,那么就不僅統(tǒng)治者殷族中人可以因“孝”而趨于純厚,無有作亂,就是其他被奴役的諸種族也可以被感動而走向純厚,不致起而反抗。這就是殷人以“孝”為“教”的用意。 殷商德、禮、孝的觀念對后代歷史影響頗深,而且在封建時代又有新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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