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開創(chuàng)了北宋王朝后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宋王朝從此重文輕武，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人們生活最幸福的朝代。蘇東坡這位大宋一流才子，卻沒能享受到這一幸福，而是一生命運坎坷，仕途跌宕。這難道是歷史的誤會？究其原因，這都是他“滿肚皮的不合時宜”惹的禍，就是這一條“莫須有”的“罪過”，曾使他命懸一線，幾乎丟了“老頭皮”。那么，蘇東坡是怎樣不合時宜的呢？

東坡的“不合時宜”主要表現(xiàn)在官場上，就是誰掌權就和誰對著干。

和王安石的新黨“對著干”

宋神宗趙頊（1067—1085在位）熙寧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任宰相。為振興北宋王朝，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開始大刀闊斧地變法，新法推行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過于激進加上所變之法并非都是善策，大官僚、大地主一直帶頭反對，激發(fā)了各方面的矛盾。蘇東坡認為道德風俗才是國家存亡之所系，希望通過社會各階層自覺調(diào)整來改變社會的衰敗，在不引起劇烈變動的條件下施行變法。

王安石變法出發(fā)點是無可厚非的，但他的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許多新法，實施時根本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給天下百姓增加了很多負擔。蘇東坡對這些新法極力反對，上《議學校貢舉狀》反對改變科舉，上《諫買浙燈狀》反對低價買浙燈四千。

蘇東坡的行為引起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的強烈不滿，李定等人對他進行彈劾，東坡遭到當權派的貶謫，兩次被貶杭州。熙寧四年（1071）元月，東坡被任命為杭州通判，此后輾轉(zhuǎn)而密州、徐州和湖州。雖然遠離了政治斗爭的虎口，但他在地方看到新法的弊端，感覺“如蠅在食，吐之乃已”，他不吐不快。于是在自己的詩歌中對新法之弊進行了批評，“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山中食無鹽。”這是對新鹽法的諷刺。“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zhuǎn)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在半城中。”這是對青苗法的譏訕。東坡所為，正如蘇轍為其撰墓志銘所言，“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

遭到謫貶后，蘇東坡仍然不改本色堅持對抗新政。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東坡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上書《上神宗皇帝書》和《再上神宗皇帝書》給神宗皇帝，反對變法。他的堅持使青苗法完全廢止，使窮苦百姓的欠債連利息在內(nèi)一律得以寬免，給腐敗的吏治注入了一縷清新。

元豐二年六月，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摘取蘇東坡詩中的語句，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以“毀謗君相”的罪名，被將他下獄，史稱“烏臺詩案”，差點要了他的命。當他出獄后，仍作詩表示了自己的“不服”，他說自己“我真是無可救藥”。元豐七年（1084年）三月，神宗說蘇東坡“人才實難，不忍終棄”。手詔改他任汝州團練副使。

和司馬光的舊黨“對著干”

神宗駕崩后，九歲的哲宗趙煦（1085—1100在位)即位后，由祖母宣仁太后（高太后）垂簾攝政。太后頗為賞識東坡的才華，元佑六年召他回朝廷，東坡迅速升官，最初知登州，到任五日又以禮部郎中召還京師，很快升遷為起居舍人、中書舍人，成為三品的翰林，負責起草詔書，即翰林學士知制誥。東坡達到了他一生仕途的最高峰，也是他人生的又一個轉(zhuǎn)折點。

垂簾攝政的宣仁太后反對變法，保守派得以東山再起。司馬光主政后，奉行“祖宗法度不易變動”，全盤否定了王安石的變法內(nèi)容，恢復舊制。看到新黨不分青紅皂白這樣武斷，東坡又站出來了，他說，“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他認為盡管王安石變法有不少的弊端，但其中也有很多切實可行的內(nèi)容，有不少可取之處，不能僅憑意氣用事一竿子打死，應該區(qū)別對待。不要只看到新法之害，而沒看到新法之利，去其弊端即可。東坡舉出“新法的雇役法就比原來的差役法好”，上書建議保留實行有價值的部分。

司馬光見蘇東坡持這樣的態(tài)度，勃然大怒：“是何奸邪阻擾罷廢新法。”這樣，東坡又得罪了新黨，又遭到貶謫。

元佑七年（1092）東坡被外放穎州，由穎州（今安徽阜陽）徙知揚州任太守，在揚州他看見各處麥田長勢良好，但許多農(nóng)家院落卻荒廢無人。這是因為農(nóng)民無力償還高額本金利息，為了躲避進監(jiān)獄，只好丟下將要豐收的田地而逃難。“百姓的信用一旦毀滅，商業(yè)必然隨之癱瘓，萬惡必由此而生。”深知這一點的蘇東坡給太后上了一道長五千字的表章，并引用“苛政猛于虎”一句，尖銳說道，“以天下言之，常有二十余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在東坡的努力下，終于，表章中所提的公債得以寬免。

新黨舊黨兩方不討好

其實，對于東坡來說他是無黨無私，心懷天下。但就是這種不明朗的政治態(tài)度，新舊兩黨都對他不滿和猜忌。在封建官場想要做到無黨無私，比登天還難。蘇東坡政治上表現(xiàn)出來的“不合時宜”使自己處于兩頭不討好的地步。東坡既然是兩派的共同敵人，每一次風暴來臨自然是在劫難逃。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趙煦親政，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重臣大換班，哲宗繼承神宗未竟事業(yè)，變法派重新執(zhí)政，任用從前主張變法的章惇為宰相。于是，風水又倒轉(zhuǎn)過來，新黨開始打擊司馬光的保守黨。東坡因為在司馬光時代被召回朝廷做過翰林，章惇一黨由是把蘇東坡列為司馬光一黨，他被冠以“譏刺先朝”的罪名，貶為惠州安置，之后再貶為儋州（今海南省儋縣）別駕、昌化軍安置，使東坡九死一生。

元符三年（1101年）哲宗去世，徽宗繼位大赦天下，東坡復任朝奉郎，得以北歸。北歸途中，東坡回望自己一生，宦海浮沉，經(jīng)過這么多的變故，他不禁發(fā)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這樣的慨嘆，其中悲凄溢于言表。

體現(xiàn)東坡高尚人格的“不合時宜”

周國平評價蘇東坡說：“讀蘇東坡豪邁奔放的詩詞文章，你簡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艱難的一生。”東坡一生“歷典八州”，歷經(jīng)艱難，但他始終以從容、瀟灑、曠達的心態(tài)來面對一切挫折，從來沒有被打倒。“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這其中透露出東坡的無奈，這不僅是東坡的無奈也是歷史的無奈。

東坡的“不合時宜”，和當政派對著干，貌似喜歡出風頭。其實，對于東坡來說，并不是他不懂封建官場規(guī)則，而是他痛恨那種無益的黨爭；因此，他被當政的各派視為持異見者，頻繁遭到打擊貶謫。

東坡的“不合時宜”，是他不隨波逐流，不為威逼所嚇倒，不說空洞的官話，而始終堅持著自己心中的真理，這是他高尚人品的體現(xiàn)。

東坡的“不合時宜”，是他時時捫扣自己的良心，良心使然，因而使他屢屢吐露真言；是他始終不肯向權貴低下自己高昂不屈的頭顱。

東坡的“不合時宜”，是他堅持讀書人的操守與良知，體現(xiàn)事實求的勇敢精神，展露他人道主義的光輝和獨特的人格魅力。

東坡的“不合時宜”，雖說是他政治生涯的不幸，卻是文學的大幸。他在“詩、詞、文、書、畫”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獨步天下，名垂青史。

對后世來說，東坡的這點“不合時宜”又算什么呢？又何嘗不是一種幸事呢？。（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