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動筆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那剛放假的中學生外甥正在看《子彈》，是我推薦給他的。電影里正傳來姜文“槍在手，跟我走”的喊聲，兄弟四人在鵝城騎著馬轉了一圈又一圈，可身后除了幾只大白鵝悠悠哉哉地昂首闊步，無一人跟上。記得我看子彈時，這一幕看得人心里瓦涼瓦涼的。
二十世紀中國從康梁變法始，到辛亥革命，到北伐戰(zhàn)爭，再到1949，再到，再……。每隔二十幾年便發(fā)生社會劇變，而一切劇變均以“革命”二字為主題。然而，文字中的革命史卻曖昧不清，以致近二十年來影視界始終圍繞宮廷戲武打戲轉圈圈而不敢觸及革命類主題，人們高喊祛魅，批判審片尺度過窄，但是“祛魅”不過是偷懶的理由，審片制不過是托大的借口，其真實原因恐怕還是與導演自身的功力有關。
然而電影畢竟不是如兒童彈玻璃珠成人打撲克一樣的尋常游戲，不可能永遠在以宮廷戲武打戲娛樂觀眾。祛魅的核心問題不是不要思想而是如何思想。近幾年的電視如《潛伏》和《亮劍》等，無論人們對它們的爭議如何，這類片子叫座卻是事實。中國電影要突出困境，這一關是必過的。但是中國電影要能突破這一關，哲學功力、電影的意象能力和故事畫面的構思能力，三者缺一不可。必須能夠透察革命的本性以及各階層群體的品格，形成電影意象，以既抽象又具體的故事畫面來表現(xiàn)之。
在中國影視界，尤其是在四五十歲這一代導演中，具備上述功力的極少。張藝謀和陳凱歌雖然都有過不俗的表現(xiàn)，但是他們已走入“瓶頸”，而且自己就是自己的瓶頸，要突破電影易，要突破自己難。姜文是演員出身，干導演在開始倒多少帶有票友的性質(zhì)，也許這是他之幸，正因這個因素，他拍電影不必急功近利，這讓愛讀書愛思考的他有足夠的時間沉淀自己開闊自己的視野，使自己在電影意識和生活觀念方面獲得相當?shù)睦鄯e，到一定程度便自然而然地噴薄而出。電影意象和思路清晰，知道自己要表達什么，而且知道如何表達，這是他明顯強于其他導演的地方。
應該說，《子彈》這部片子中關于革命的觀念并不復雜，姜文的突出之處是善用實物承載意象，用意象表達觀念。
最耐人尋味的是馬拉火車。馬拉火車在晚清實有其事，原本起于朝廷內(nèi)訌，李鴻章的政治對手故意以火車震動會影響皇陵風水為由阻止火車運行，以達到搞垮政治對手也即洋務運動的先驅(qū)人物李鴻章、占據(jù)開平煤礦的目的。故而開平煤礦敗即是李鴻章本人失敗，主辦礦務的唐廷樞最后只好妥協(xié)，在自胥各莊到天津的路段上，用馬拉火車前行。雖然這個段子是朝廷內(nèi)斗的結果，但成為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中愚昧無知的標志性符號而為后人恥笑。姜文之絕就在影片的開頭和結尾都運用了這個橋段。只不過是坐上那列火車的是兩撥不同的人，一撥是馬縣長之流，一撥卻是張牧之的手下兄弟。電影的開局與結局寓意深遠。
電影里三個主要人物，其他人都是背景。革命固然是運動，然革命本身便是一定時代的社會空間，各類人物都會在其中展開拳腳。然而20世紀的中國革命被賦予了先天的政治正確性，我們從小受各種文字和影視的灌輸影響，對革命的想象一概是：青春與熱血齊飛，革命共進步一色。
時光一閃已是百年，回過頭人們才發(fā)現(xiàn)，所有的革命不過如一灘黃泥漿。然而歷史文本中的各類人物已是面目不清，一概如電影中的情節(jié)，正反面人物都帶著麻將面具作案，一起泥沙俱下。
馬縣長亦稱湯師爺，一個從頭到腳沒有一句真話的人物，然而他雖是個大騙子卻并非十惡不赦。開礦失敗他丟下前任老婆和兒子，任她們被人追債，自己卻依靠娶了一個妓女做老婆，靠她賣身掙的錢買官職買兵馬并買火車用馬拉著赴任?？偟恼f來，他只是代表著亂世里極具投機性的舊式人物，毫無革命意識和觀念，卻能處處鉆營革命帶來的好處，他并沒有壞到處處與張牧之等革命家搗亂的程度，亂世里趁亂弄錢是他的唯一目的。從另一角度看，這樣的人也就是有點錢有點腦子，卻無勢力無靠山，其實也是亂世中的小人物，只能依附于權勢者討一杯羹。而終因本人無權勢，又處處用盡心機投機鉆營左右搖擺看人臉色，有好結果的卻不多。在這個意義上，他又多少能激起人們心里一絲隱隱的同情。
而從劇情看，他這角色在戲里本應是可有可無，因為張牧之革命的唯一對手是黃四郎這樣的人，而湯師爺并無謀劃之才，或者說即便有謀劃之才，其謀劃思路卻與張牧之的需要完全不合。然而，這樣的人在亂世乃至在中國的任何時代都極多，合起來便成為中國社會的大流，不可忽缺，沒有他此戲便不飽滿，這大概是他在《子彈》里占據(jù)重要戲份的原因。
黃四郎，經(jīng)歷極為復雜，當?shù)匾话裕瑩碛行酆裎溲b，占地為王、買賣煙土和官職，利用當?shù)乜h官苛捐雜稅，稅收從20世紀的20年代末征收到2010年。然而，這樣的人竟是曾經(jīng)的革命者，而且顯然是懂洋文的知識分子。他的兩顆珍藏版手雷隱而不露地暴露了他過去的身份。其中一顆手雷在辛亥革命時炸了，另一顆珍藏于現(xiàn)在。20年前，他見過張牧之，顯然與張牧之同道。然而大浪淘沙星換斗移，黃四郎珍藏的那顆手雷，終于要被他用來炸過去的戰(zhàn)友了。
20世紀，中國風云變幻，在革命這塊地盤上，黃四郎這樣從革命者滑向革命對象的有多少？革命在他們那里從來就不是目的，而只是重新布局的手段。他們的目的不過是借革命積攢實力和勢力，以便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和占有權。
假縣長張牧之，江湖傳奇中的大土匪，實際上17歲就擔任蔡松坡的手槍隊隊長，自幼受革命觀念熏陶，在純粹的意義上，他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革命失敗，中國進入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時代。他也拉隊伍當了土匪，用一種另類的方式來實踐傳統(tǒng)社會“殺富濟貧”的觀念。張牧之的革命理想很簡單：打出一個沒有黃四郎的世界。他以為，黃四郎是百姓貧窮之根，只要滅了黃四郎一類人物，百姓的苦日子就到頭了。一個算得上純粹的人，無論是革命者還是科學家亦或是理論家，一般說來都是理想家，張牧之亦是。說句題外話，我喜歡電影里張牧之的笑容，以臉的純真。
張牧之說：“錢不重要，你（黃四郎）也不重要，沒有你，對我很重要的。”這是整部戲的文眼。在這里，姜文實際是把自己的革命觀賦予了張牧之。他摒棄了一切關于革命之主義的“花花草草”、“水花鏡月”，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現(xiàn)革命的目的。換言之，這句話直接呈現(xiàn)了革命的目的，余者全是忽悠人的鬼話！
然而，黃四郎代表了一個時代權力關系的核心部分，錢權交換，國家權力不過是他征稅斂財?shù)墓ぞ?。張牧之欲以個人之力要與一架權力機器搏擊，成功是偶然的，而失敗是必然的。雖然黃四郎最后終于被打死了，可是張牧之的兄弟也跟著齊齊地散了，帶著金錢帶著他喜歡的女人奔金錢更多的地方去了。弟兄們連跟張牧之告別都不肯，因為黃四郎太多，而殺黃四郎是提著腦袋干的活，弟兄們覺得跟著張牧之，將永遠不輕松，而人努力活著的一切目的終究要奔輕松的活法去。還有許多黃四郎還活著，而在那些散去的兄弟里，誰能保證不會再有人變成黃四郎？
至于鵝城的民眾，與其說是張牧之看得明白，不如說是姜文看得明白：對革命來說，這一部分力量不可或缺。但是，需注意到，這一部分力量是水，堤壩夠高他們便溫良馴服，哪怕是對他們的苛捐雜稅已至百年之后，他們也會百般屈忍。若要馴服溫順的水勢如決堤力決桎梏，除非已先有人為之破壩掘堤。他們不是不革命，而是不見兔子不撒鷹，不見曙光在即不革命。要他們中的多數(shù)“舍孩子套狼”是不可能的，除非已有人不顧生死套住狼脖子。也惟其如此，這一部分力量最難駕馭，因為它不是來自理性而是來自于感性與規(guī)模，一方不用必為對立方馭之，在建設與破壞方面能量同樣大。
應該說，張牧之哦姜文，從沒高看過他們的覺悟，也從不低估他們的能量。如果說“槍在手，跟我走”象征著他曾經(jīng)試圖啟蒙，并給他們?nèi)鱼y子扔武器，而經(jīng)驗告訴他這一切徒勞無益，假黃四郎之血濺撒他的臂膀才是他最后輸入給鵝城民眾的一道看得見的風景。沒有這一道風景，他們的革命意愿恐怕連那幾只大白鵝都不如！對此，張牧之沒有埋怨，他的臉上仍然洋溢著如春風一般的信心，然而他的手下弟兄卻再也沒有這般信念。
弟兄們再也不肯回大山里去了，張牧之也回不去了。坐著馬拉火車來的馬縣長死了，兄弟們卻坐著馬拉火車去了。他們要去上海去浦東，他們說上海就是浦東，浦東就是上海。方向不同，動力與軌道卻并無二致。軌道與動力都沒改變，上海浦東、涼州汴州又能有何相異處？
望著火車遠去的背影，張牧之瞇細的眼神里漂移著幾分理解、幾分不屑、幾分落寞、幾分惆悵。
后記：中國人很難成就團體，而中國的事卻是非團體則難以成就。自古以來中國是國家權力形態(tài)完備且一家獨大，而底層社會呈沙?；癄顟B(tài)，一旦個體脫離群體團隊而散落于民間社會，則是孤立地浮游于社會，處于一種失重狀態(tài)。強者折弱者屈，而無力展開任何反抗，除非重入江湖。中國歷史就是這樣如年輪一般走過一圈又一圈，人們由這樣的年輪中得出各種結論，只是不知姜文的結論是什么，在他的革命觀里會不會由此導出強化集權的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