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號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帝王紀(jì)年的名稱。最早的年號當(dāng)屬西漢武帝劉徹。劉徹即位之年（公元前140年），即為建元元年。大慨漢武帝很滿意自己的這一項發(fā)明，在位五十余年，前后一共使用了十一個年號。自武帝肇始以來，從此歷代帝王即位，一般大多立有年號。而且還影響了朝鮮、日本、越南等周邊國家。由于年號的名稱，含有粉飾太平的需要。所以一般多有表達國泰民安，繁榮昌盛之寓意。有些過于熱門的吉祥詞匯，如“太平”、“永安”之類，還被不同的帝王先后使用。 

組成年號的字?jǐn)?shù)，一般絕大多數(shù)均為二字；少有四字的，而三字的年號則極其少見。三字年號始于新朝王莽，王莽篡漢之初，所用年號即是三個字的：始建國。在中國封建歷史中，三字年號的現(xiàn)象，基本上僅為此孤例。至五代時，梁武帝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十月，改元為“中大通”。同是這個梁武帝在大同12年（公元546年）四月，又改元為“中大同”。這兩次改元，新舊年號之間幾乎沒有明顯的差別。新的年號只是在稱謂上，表示對舊年號的延續(xù)。如果將上述二例三字年號計算在內(nèi)，在中國封建歷史長河中，三字年號的現(xiàn)象也僅此三例而已。
還有因為避諱造成同一個年號，有兩種寫法的現(xiàn)象，如北宋時，西夏元昊初立，其時尚奉北宋仁宗趙禎的“明道”年號。但因其父名諱德明，為避父諱，乃改明道為顯道。所以西夏之顯道，即北宋之明道也。是為同一年號，因避家諱而形成的兩種不同的稱謂。
        在中國歷史上使用年號最多的帝王，當(dāng)非中國唯一的女皇武則天莫屬。在武則天當(dāng)政的武周時期，前后不過二十一年的時間里，卻使用了十八個年號，可謂空前絕后。而且武則天充分利用年號的更替，來鞏固自己武周的統(tǒng)治。如“天授”、“天冊萬歲”等等，都是在宣揚天賜神權(quán)那一套。既然上有所好，于是自有一班佞臣來附合。如公元701年，民間謠傳有天神降世，并留下巨大的足印。于是武則天立即改元為“大足”，未即一年，自覺不妥，又改元“長安”。曾加贈號曰：金輪圣神皇帝，不久又去“天冊金輪大圣”之號。神龍元年武則天死，遺制去帝號，改稱則天大圣皇后。最后大慨是明白了，做女人難，做名女人更難，做女皇帝最難的道理。
        由于一個年號，不可能一成不變地永遠(yuǎn)使用下去，所以不時有更改年號的事情發(fā)生。分析中國歷史上，更改年號的例子；可以發(fā)現(xiàn)一般更改年號的原因，大約有如下四種情況。其一。原來的皇帝不滿意正在使用的年號，而下詔進行更改的。如西漢武帝在公元前110年正月，因東巡，封禪于泰山，故改元“元封”。其二。是因為舊皇駕崩新皇剛立。如公元前87年，漢武帝后元二年二月，武帝死，皇太子弗陵嗣位。次年即公元前86年，即改年號為“始元”。其三。改朝換代。例如公元九年，王莽篡漢。即廢原來“初始”年號，改元為“始建國”。其四。本來的皇帝因為統(tǒng)治不力而變成傀儡，權(quán)力被原來的臣子操縱。這樣的例子在下文有多處提及，就不再重復(fù)地記述了。
        有關(guān)新舊年號之間，具體更替的時間問題。經(jīng)過分析發(fā)現(xiàn)，其中也有許多可以深入的話題。因為一年有十二個月，而新舊年號的更改,不可能總是發(fā)生在兩個自然年的更替之際。首先來分析“改元”一詞的含義，可以知道“改元”的本義中，除了“改”是更改意思之外；而“元”的意思是指元月。這個元月的意思，當(dāng)然 是指第二年的元月。原來舊皇帝雖已歿，但其年號一般仍然會順延至是年年末。因此所謂“改元”是指更改明年元月以后的年號。
        具體分析“改元”的特殊情況，在上述改元的規(guī)律之外，還有四種特別的情形。其一。改朝換代。那些目空一切的開國之君，當(dāng)然沒有耐心為沒落前朝舊主等待到來年。自然是在宣布開國之日，就頒定新的年號。其二。在同一帝王當(dāng)政期間，也不必凡事都要等到新年伊始。完全可以根據(jù)需要在任何時間就宣布更改年號。如公元713年，本來是唐朝先天二年，因為十一月，唐玄宗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于是十二月就改元為“開元”。其三。雖然是在同一朝代之間的新老交替，而繼任者的輩份一般要晚于先皇。所以大多是會耐著性子，等到新年?？墒侨缬龇浅r期，同樣也會有權(quán)宜之計。如北宋末年，宋高宗趙構(gòu)即位于建康，借口以慰民望，即以靖康二年五月為建康元年。其四。皇帝已成為身不由已的傀儡，凡事得看別人的臉色，也就難以說明具體的原因了。
        還有原先已擬就新的年號，后來因故又被重新更換的：如南宋時孝宗乾道年間，本已改明年元月為“純熙”，后又因故再改為“淳熙”，此為同一皇帝所用年號二次變更的例子。一字之差只是音同字不同而已，背后大慨也不會有太多的故事。近年江蘇高郵地區(qū)出水了大批南宋鐵錢，其中既有面文為：“淳熙元寶”的鐵錢，還發(fā)現(xiàn)了為數(shù)不多的“純熙元寶”的實物?？勺C史書中關(guān)于孝宗原擬用“純熙”為年號，后又更改為“淳熙”的記載是真實的。
        另外還有一個二次更改年號的例子，就充滿了太多的血腥。這就是一般為人熟悉的清朝咸豐末年的“祺祥政變”，又稱為“辛酉政變”。咸豐十一年七月，歲次辛酉。清文宗奕濘病歿于承德避暑山莊，遺詔肅順等八人為贊襄務(wù)大臣，以輔助年僅六歲的皇太子載淳繼承帝位。八大臣遵守遺詔、總攝朝政，擁立載淳登臨大寶，并擬定明年改元“祺祥”。慈禧聯(lián)絡(luò)在京的恭親王奕（讠斤），于九月三十日先發(fā)制人，逮捕了八大臣。慈禧再以兩后“一同治政”為名，諭用：“同治”年號，而廢“祺祥”。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祺祥”年號為八大臣于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就已確定，至十月初五被慈禧明令廢除，共僅存六十九天。感嘆“祺祥”年號之短，實為歷史少見，以致世人知清代尚有祺祥年號者不多也。其實此說不確，“祺祥”本為其時明年元月所擬用的年號，而因變故在明年元月之前被取消。所以“祺祥”年號并非是僅存六十九天，而是從來也沒有使用過，它只是短暫地存在于虛擬之中而已。
         又有同一帝王一年換了三個年號的奇怪現(xiàn)象。如西晉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正月，先是東海王司馬越囚長沙王，改元永安，七月奉惠帝命討伐太弟穎，因兵敗，惠帝被太弟穎所迫，改元建武。十一月張方逼惠帝遷長安，復(fù)改元永安，十二月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改元永興。是故，歷史上的公元304年，在中國的年號紀(jì)年之中，又可以被分別記作：晉惠帝司馬衷甲子：1）永安元年（公元304年一月）、2）建武元年（公元304年七月）、3）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十一月）、4）永興元年（公元304年十二月）。發(fā)生在西晉的故事，在東晉時幾乎又被同樣復(fù)制了一遍。公元402年，正月改元元興，下詔討桓玄，桓玄舉兵東下，三月，桓玄入建康，復(fù)稱隆安六年，未幾，改元大亨。所以東晉安帝司馬德宗于公元402年壬寅，一年之間前后使用了：元興、隆安、大亨三個年號。
        有關(guān)洪武年號的故事，也是年號中的一個比較特殊現(xiàn)象。本來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稱皇帝，國號明，建元洪武，是為明太祖高皇帝。至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明太祖死。太孫朱允（火文）嗣位，是為惠帝，改明年元為建文。建文初立，大慨是躊躇滿志，希望能有一番作為。于是想通過撤藩，來鞏固中央集權(quán)。誰知引火燒身，逼得燕王以“靖難”為名，起兵造反。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師攻入京城南京，宮中火起，惠帝建文不知所終。十七日，燕王朱棣即皇帝位，七月，詔自六月以后，革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五年。所以洪武紀(jì)年之中，無洪武三十二至三十四年，卻有洪武三十五年，亦少見之怪事也。
        在中國古代喜歡頻繁改元的皇帝，為數(shù)甚多。可是也少數(shù)皇帝，有沿用先帝的年號的情形，如五代時晉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六月，晉高祖死，兄子重貴嗣，是為晉出帝。而此后的公元943年和公元944年，都沒有按慣例改元，而是沿用天福年號。所以又有天福八年和天福九年的紀(jì)年。分析原因估計是因為本來晉稱臣于契丹，而在晉高祖死時，出帝衰告于契丹，文中稱孫而不稱臣，以致契丹主怒。本來晉高祖于天福三年七月，上尊號于契丹主及太后，契丹主止晉主稱臣，命稱兒皇帝，十月契丹冊封晉主石敬瑭為英武明義皇帝。所以晉出帝嗣位，由于沒有得到契丹主的首肯，一時到有名不正言不順的尷尬，是故才有沿用先帝年號的故事。
       在中國古代的歷史長河中，軍閥混戰(zhàn)，政權(quán)林立天下大亂的現(xiàn)象。主要有晉末的南北朝時期，以及唐末的五代十國時期。反應(yīng)在紀(jì)年的年號上，也是紛亂異常。翻開中國歷史年表，就會發(fā)現(xiàn)本來一個普通的年份，使用中國古代的年號紀(jì)年方法，竟然會有十余種之多。例如南北朝時期的公元403年，共有不同年號十一種。轉(zhuǎn)摘如下：晉元興二年、大亨二年、桓玄永始元年、魏天興六年、后燕光始三年、后秦弘始五年、后涼神鼎三年、南涼弘昌二年、北涼永安三年、西涼李暠四年、南燕建平四年。又如五代十國時期的公元936年，也有不同年號達八種之多。轉(zhuǎn)摘如下：“丙申。唐清泰三年、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南漢大有九年、吳天祚二年、契丹天顯十一年、閩永和二年、通文元年、后蜀明德三年”。面對如此眾多的年號，不免讓人有頭暈?zāi)垦Ｖ?。大慨縱然有再好的記性，也難以記得明白無誤。
         由于年號太多難免有導(dǎo)致紀(jì)年混亂之弊。所以自明至清，歷任帝王，從登基到駕崩，只使用一個年號。如清圣祖玄燁雖然在位長達六十一年之久，已是中國歷代皇帝中執(zhí)政時間最長者，所以“康熙”也是中國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而號稱十全老人的清高宗弘歷，執(zhí)政時間也長達六十年之久。但在年號上也是沒有什么新的創(chuàng)意，也正因為如此才得以讓今人，能夠如此清楚地記得乾隆的逸事。
         在中國近代史中，使用時間最短的無疑是袁世凱的“洪憲”年號。恰好說明了所有違背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都只能是如同露水一般的曇花一現(xiàn)。也為在中國施行二千余年的年號紀(jì)年，敲響了最后的喪鐘。至清宣統(tǒng)三年十一月十日，各省代表開會于南京，選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并決定采用公歷紀(jì)年。這才結(jié)束了中國封建社會，長達二千余年的年號紀(jì)年方法，從此翻開了歷史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