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行當日出倉皇，遺恨千秋此戰(zhàn)場。碧血至今沉朔漠，丹心終古護君王。垂堂誤入奸閹計，勒鼎遙留詞客傷。昭代春秋隆祀典，滿庭生氣溢馨香。 —— 《題土木堡顯忠祠》

公元1449年的中秋節(jié)，在距離北京西北兩百余里的一個叫土木堡的小鎮(zhèn)上，突然發(fā)生了一件震驚天下的大事。 時年23歲的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鎮(zhèn)被蒙古瓦剌部的騎兵俘獲，明朝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王振被部將所殺，扈駕親征的明朝兵部尚書鄺野、戶部尚書王佐、內(nèi)閣大學士曹鼐、英國公張輔、駙馬都尉井源以下50余名朝廷重臣死于亂軍之中，在瓦剌精騎的突擊之下，明朝五十萬北征大軍，幾乎在一個上午時間里就全軍覆沒了。

五百五十七年后的今天，我們?nèi)匀豢梢韵胂蟮贸?，那一天的土木堡發(fā)成了多麼慘烈的一幕：

瓦剌騎兵蹂陣而入，四處馳沖，猝不及防的明軍一片混亂，互相踐踏，尸橫遍野，潰不成伍，英宗的護衛(wèi)親軍也被沖散了，未散的親兵試圖全力保護皇帝乘馬突圍，但到處都是亂兵，御駕根本無法出去。這位年輕的天子，下馬盤膝，面南而坐，靜靜的等待著命運的安排。當瓦剌士兵簇擁著朱祁鎮(zhèn)來到也先大營的時候，明朝使臣驚詫地認出了他們的皇帝。紫禁城的主人就這樣成了蒙古人的俘虜。

明大理寺丞蕭維禎，禮部左侍郎楊善等人僥幸逃出土木堡，而50多萬士兵中，最終跑回京城的只有極少數(shù)。隨著從前線敗退下來的士兵不斷地出現(xiàn)在京師的大街小巷上，北京的天空越發(fā)陰霾了，紫禁城里更是愁云密布，這一切就如同這個惱人的秋天。大臣們焦急地打聽著皇帝的下落，沒有人知道皇帝在什麼地方，留給這些殘兵敗將的只有那段驚魂未甫的記憶。

那場大亂過后，土木堡遺尸蔽野塞川，明朝京軍所屬的騾馬二十萬匹，以及大量的衣甲、器械、輜重、糧草均為也先所得。
消息傳至北京，明庭內(nèi)部對于如何抗擊瓦喇犯邊，分歧很大。為對付瓦喇囂張氣焰，英宗與王振決定動用京軍主力“御駕親征”，這引起了朝臣們的激烈反對。在庭議之中，兵部最先反對親征，兵部尚書鄺野、侍郎于謙上疏勸諫“六師不宜輕率出關(guān)”；吏部尚書王直率各部同僚一百余人集體上奏：“今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戰(zhàn)兇危。”面對反對意見，英宗皇帝毅然決然，他回答說“卿等所言，皆忠君愛國之意，但虜賊逆天悖恩，已犯邊境，殺掠軍民，邊將請兵救援，朕不得不親率大軍剿之。”百官伏地叩首，懇請阻留。英宗不為所動，親征大事就這樣倉促的決定了下來。

后世對于英宗的親征決策，多有批評。有一種觀點認為，王振為了建功，故意招惹瓦喇，挑動邊釁。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因怒興師，還有的人認為英宗親征是受了王振的蠱惑挾持，甚至有人認為，英宗與王振君臣借親征為名，借機到塞外狩獵游玩，尋找刺激。這些批評對不對呢？我認為這些批評有偏頗之處。也先對明朝，表面臣服，以貢馬為名刺探軍情，入寇之心由來已久。王振發(fā)現(xiàn)其虛報名額，濫討賞賜，而且與實數(shù)出入較大，明擺著是要欺瞞明廷，故忍無可忍，按實際人數(shù)給賞，并削減馬價以為懲戒。王振此舉，從嚴格意義上講，并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為了建功，故意挑釁瓦喇”這個罪名從何談起？至于也先指責明人失信，無非是尋找開戰(zhàn)借口罷了。天子親征，原本可以激勵士氣，振奮人心，宣揚國威，從而起到上下同心，同仇敵愾的作用。瓦喇犯邊，氣焰囂張，邊境口岸多有陷落，如此危急之秋，作為一國之君，怎麼可能有閑心，借機巡狩塞上，打獵游玩呢？英宗與王振作出的御駕親征的決定，論其本意，還是可以肯定的。事后多年，英宗回憶此事，也曾經(jīng)表白說：“比先我出來，非為游獵私己之事，乃是為了天下生靈，躬率六軍，征討沲北”至于說王振為了建功立業(yè)，蠱惑挾持天子，這個結(jié)論也有點嚴重了。王振雖為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權(quán)傾朝野，但英宗親政有年，絕非傀儡木偶，有明一代，君主集權(quán)更勝前朝，一個太監(jiān)居然挾持天子親征，在明朝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要說在親征之事上，王振與英宗心心相通，所見略同，恐怕更為可信一些。

英宗的御駕親征的決定，雖說草率，但也并非完全是因怒而興師。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明初的國防戰(zhàn)略了。

明朝初年，明太祖防范蒙古內(nèi)侵，遣徐達、常遇春等名將經(jīng)營北平，后又分封諸子典兵，與沿邊各將分守塞下，建立親王巡邊之制。洪武帝臨歿之際，仍以北部邊防為念，曾對建文帝親授御邊機宜：

如果北騎南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擅鳑龆贾笓]同知張文杰、莊德；開平都督宋真、宋晟；遼東武定侯郭英皆以兵會。遼王以護衛(wèi)軍悉數(shù)北出，山西、北平諸王亦然。令郭英、宋真翼于左；莊德、張文杰翼于右。燕、代、寧、遼、谷諸王居于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

明太祖塞前出擊的計劃，其目的是殲敵于塞外，以開平、大寧為外圍據(jù)點、以北平、宣府、大同為防御縱深。以塞王護衛(wèi)軍會同沿邊明軍，在防御正面吸引阻滯敵軍。而后在東西兩翼，調(diào)集明軍精銳。莊得、張文杰率軍出寧夏；郭英、宋真率軍出遼東；從左右兩翼突然實施鉗形突擊，務求殲敵于長城之外。這個防御計劃，猶如擺了一個東西數(shù)千里的口袋陣，虛其腹心，實其兩翼，其實是一個宏大的“坎尼”式的作戰(zhàn)方案。

洪武塞外殲敵的計劃，作為戰(zhàn)略構(gòu)想尚可，但是實際執(zhí)行起來，難度很大。一，在冷兵器時代，這個計劃所涵蓋的戰(zhàn)場容量過于龐大，尤其是東西兩翼，一為遼東，一為寧夏，相隔數(shù)千里，難以協(xié)同，兩翼之軍，千里襲敵，難以保密，撲空事小，若有不慎，很有可能被各個擊破。二，保證這一計劃的順利實施，需有運籌全局的統(tǒng)帥以及強有力的指揮中樞，以便有效的調(diào)配各藩與邊將的行動。而建文帝長于深宮，未經(jīng)軍旅，威信不彰，又無良將帥才可用，顯然無法駕馭全局。三，這個計劃幾乎動員了所有沿邊諸軍，而北騎南下，原本趨利，有利則進，無利則退，更兼機動作戰(zhàn)，飄忽不定。作為防御計劃而言，明廷動用兵力過于龐大，全攻全守，雖為積極，并非實用，恐勞軍糜食，得不償失。

以后，明成祖以燕藩起兵靖難，遷都北京之后，天子駕重而御輕，明朝遂成擎裘之勢，此舉雖有利于控制北方，但首都畢竟在國境線邊緣，戰(zhàn)略位置過于靠前。尤其是永樂帝將大寧送與蒙古兀良哈部后，開平失去犄角之勢，孤懸于塞外，一旦有警，難以固守。成祖為肅清沙漠，改積極防御為主動出擊，調(diào)精兵勁旅于九邊，傾其國力，先后五次遠征漠北，打擊北元殘余勢力，意圖削弱蒙古各部，防患于未然。明成祖的這種“以攻為守”的國防策略，其實是一種典型的“斧頭”戰(zhàn)略，在潛在對手沒有形成威脅之前，突然一斧子劈將下去，以重兵掏其心腹，予以沉重打擊，使其常懷恐懼，無法安寧，以防止其成勢坐大。

另外，后人對明成祖將大寧故地贈與兀良哈，多持批評意見，認為大寧、東勝兩衛(wèi)內(nèi)遷，開平、興和孤懸于外，九邊外圍喪失依托，是自撤藩籬之舉，這直接導致了明中后期邊防之患，屬于戰(zhàn)略失策。此論雖說不無道理，但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明成祖命寧王內(nèi)遷，其背后的政治背景姑且不論，將大寧贈與兀良哈，約其為外藩的籠絡政策也可以不談。單從軍事角度去看，塞外開平、興和、大寧、東勝四鎮(zhèn)，雖為壩上第一道防線，但是地勢開闊，無險要可憑，無邊墻可依，北騎朝發(fā)夕至，四面圍攻，阻斷外援，明朝不發(fā)兵相救，則無法固守；發(fā)兵相救，則有可能被敵所趁。因此，明成祖即使不把大寧送與兀良哈，隨著明朝中后期，整體軍事力量的下降，塞外四鎮(zhèn)也難以保全?，F(xiàn)在看來，明成祖將大寧之地贈與兀良哈是經(jīng)過一番考慮的，寧王就藩大寧，麾下多精兵驍騎，所處塞外之地，一旦勾結(jié)北元問鼎神器，中原恐不能制。永樂帝以靖難起家，深恐后世再有靖難之事。在朱棣看來，大寧內(nèi)遷，其利有三：一可削弱寧藩，消除隱患；二可履行諾言，取信于外；三可籠絡兀良哈部，起到分化北元的目的。永樂帝的國防戰(zhàn)略實為：對人不對地，不計較塞外一城一地之得失，注重打擊分化漠北各部的有生力量，從而確保明朝在軍事上的絕對優(yōu)勢與戰(zhàn)略主動權(quán)。這其實是一種“先發(fā)制人”的遏制性戰(zhàn)略。

永樂帝共五次大舉出塞，每次動員全國之力，所率馬步火器諸軍五十余萬，配有龐大的輜重部隊，對漠北實施深遠突擊，每次歷時五個月，兵鋒直至斡難河（今蒙古國鄂嫩河）與忽蘭忽失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東南）。前三次，戰(zhàn)果頗豐，后兩次無功而返。宣德帝即位后，雖然繼承了祖父的積極防御的戰(zhàn)略思想，但是放棄了遠征漠北的計劃，宣德三次巡邊，實際上是將“積極的遏制戰(zhàn)略”調(diào)整為“有效的嚇阻戰(zhàn)略”。 從永樂五蕩邊塵，到宣德三巡北境。在四十年的時間里，明朝皇帝共八次御駕親征，征討漠北，雖然成效各不相同，但是可以看出這段時間，明王朝憑借強大的國力，更兼士馬雄盛，火器精良，其國防戰(zhàn)略極具進攻性。

歷史總有慣性的一面，統(tǒng)治者的戰(zhàn)略決策有時也被以往的慣性思維所左右。明王朝自1368年北伐中原以來，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掌握著對蒙古人的軍事優(yōu)勢。從來都是明朝主動出擊，很少有被動挨打的時候。這種以往的軍事優(yōu)越感，在明朝統(tǒng)治者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如今瓦喇居然主動犯邊，挑釁天庭，這在明朝皇帝看來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在如此情況下，紫禁城的主人朱祁鎮(zhèn)與他思想上的“導師”王公公，其內(nèi)心深處的惱怒是不難想象的，“御駕親征”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了。不過這種盛怒之下做出的決定，應該說是對明王朝以往“以攻為守”的國防戰(zhàn)略的一種傳承，御駕親征本身無所謂對錯，問題是如果在軍事操作，戰(zhàn)役組織與后勤補給上沒有做好，那就有可能釀成一場真正的軍事災難。
土木之變一個月之后，整個戰(zhàn)場仍然慘不忍睹。

九月十二日，提督居庸關(guān)都指揮同知楊俊上報兵部：近日在土木拾到所遺軍器，計盔6000頂，甲5080頂，神槍1100余支，神銃600支，火藥18桶。

九月十三日，宣府總兵昌平伯楊洪又報知兵部：于土木拾到盔3800余頂，甲120余領(lǐng)，圓牌290余面，神銃2200余把，火箭44000余枝，神機火炮800門。

朱祁鎮(zhèn)所率的50萬大軍是明朝京營的所有精銳，就這樣窩窩囊囊的斷送于瓦剌之手，而也先所率的瓦剌騎兵總數(shù)也不過2萬人。50萬大軍敗于2萬人之手，中國戰(zhàn)爭史上除了“淝水之戰(zhàn)”之外，還不曾有過這樣的戰(zhàn)例。最糟糕的是明朝皇帝也被瓦剌人俘虜，消息傳來,舉國震驚，沒有什麼新聞比這更具爆炸性，從官員到老百姓，大家憂心忡忡地議論著，史稱“英宗北狩”。這是明王朝建國八十一年以來，從沒有過的一次恥辱。隨著土木戰(zhàn)場上的一片狼藉，長達十四年的正統(tǒng)時代，也在此嘎然而止了。

北京的秋天應該是最美的季節(jié)，而“土木之變”后的京城，朝野上下，忐忑不安，那出自草原的戰(zhàn)爭狂飆即將席卷而來。土木慘敗的次日，皇帝被俘的確鑿消息自西長安門悄然傳入皇宮。第二天京師戒嚴，對大多數(shù)人而言，淅瀝拉拉的秋雨侵襲京城，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一絲寒意，更預示了一個多事之秋。

也許1449年的中秋節(jié)注定不會花好月圓，也許這個叫土木堡的小鎮(zhèn)注定要被載入史冊。歷史也注定要在這里，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而這一切盡然如此的沉重。

五個世紀以來，有許多人憑吊過土木古戰(zhàn)場，其中不乏文人墨客，徘徊沉吟，吊古傷懷。也許除了詩文懷古之外，有人會思考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這次慘重的軍事失利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哪些人應該為這場悲劇負責？筆者試圖圍繞這些問題，去揭示這場軍事災難的本來面目。


第一章 六師無奈出京都

其實，說到整個事件的起因，就不得不提到王振這個人。

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王振，河北尉州人，早年在地方上當過幾任學官，永樂末年，自殘入宮。

此人入宮時，大概三十歲上下的樣子，且有家有子，擁有一定的社會經(jīng)驗，非涉世未深的小宦官可比。王振原本就是儒生出身，識文斷字，知書達理，且頗有城府，在明初宦官群體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明宣宗在宮中設內(nèi)書堂，由王振來教諭宦官讀書，此后王振被宮人尊稱為“王先生”，這實際上為王振日后確立“中官領(lǐng)袖”的地位鋪平了道路。不久，明宣宗派王振贊襄東宮為局郎，侍奉小太子朱祁鎮(zhèn)讀書，在王振的精心照料與敦敦誘導之下，太子對他不僅感情深厚，而且敬畏有加。英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掌權(quán)，三楊輔政。王振在這段時間里不僅表現(xiàn)得非常收斂，而且樹立了一個“正派”老仆的形象。他勸諫幼帝，禮敬閣臣，為太后分憂，頗得人望。

正統(tǒng)七年（1441年)太皇太后病故，三楊也先后病歿退仕。王振為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自稱“周公輔成王”，蒙蔽天子，口含天憲，持寵自恣，殘害臣工，不覆上奏，在朝中被呼為“翁父”，日益專權(quán)驕橫閣臣皆不能制。在王振專權(quán)的這段時間，一大批宦官神氣洋洋，春風得意。明朝宦官勢力進入第一次膨脹期，氣焰之囂張為明朝立國七十年所未有。

北京西郊翠微山麓有一座法海寺，為正統(tǒng)四年（1438年）御用監(jiān)太監(jiān)李童所建。李童，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江西廬陵人。此人雖不如王振權(quán)勢熏天，但也是永樂、洪熙、宣德、正統(tǒng)、景泰五朝之顯宦。他在永樂初年入選宮中，1421年明朝遷都后，李童來到北京。宣宗時，曾隨駕平定漢王高煦之亂，后又隨駕出喜峰口征討蒙古兀良哈部。在法海寺中李童的塑像竟然于羅漢塑在一起，供人參拜。明正統(tǒng)年間，宦官之囂張狂镠，由此可見一斑。

正當明朝內(nèi)部宦官勢力膨脹之時，北方的蒙古瓦喇部卻悄然崛起。正統(tǒng)九年（1444年）瓦喇勢力進入甘肅，并脅迫哈密衛(wèi)歸附。正統(tǒng)十一年（1446年）瓦喇又控制了蒙古兀良哈部。至此，也先的勢力東至遼東女真，西至青海烏思藏及新疆畏兀，南面則與明朝接壤。也先對明朝表面尊順，暗中遣使以“貢馬”為名，虛報名額，濫討賞賜，并派細作沿進京路線，刺探明軍虛實。

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喇使團至京，該使團二千人，卻偽稱三千人向明朝政府邀賞。王振指示禮部按使團實際人數(shù)給賞，并削減進貢馬匹價格的五分之四。也先借口明人違約失信，悍然于當年七月，分四路大舉進犯內(nèi)陸。

瓦喇東路軍，匯合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軍攻甘州；中路軍分為兩部，由也先與阿喇知院分別統(tǒng)率，直攻明朝邊防重鎮(zhèn)，宣府、大同。 瓦喇中路軍勢如破竹，大同、宣府以外各邊防口岸紛紛陷落。大同參將吳浩戰(zhàn)死于貓兒莊。明朝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萬騎出擊，全軍覆沒。

明朝西起甘肅東至遼東，萬里九邊，全線告急！